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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昂霄《金石例》卷九云：“跋者，随题以赞语于后者也。或前有序引，当掇其有关大体者，立论以表章之，须要明白简严，不可堕人窠臼。”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更进一步指出：“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字也）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
有概念，有分类，可谓尽矣。然而，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对题跋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形成共识。以下聊举数例：
其一，朱天俊在为《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全三十册）》所作的序中指出：“题跋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足部》）题跋实是题写于碑帖、金石、书画、文章和书籍前后的说明与评论文字。题、读、题识、题辞、识语、书后跋、跋尾都属题跋的异名。”
比较一下这段论述与前引潘昂霄、徐师曾语，就可以发现，其中有两大不同：一是对题跋的位置理解不同。潘昂霄、徐师曾或云“题于后者”，或云“缀于末简”，对将题跋附于正文（或书画本体）之末并无异议；而朱天俊特地引段玉裁语，强调题跋亦可题写于正文（或书画本体）之前。二是在分类上，除徐师曾所列题、跋、书某、读某四类之外，此序中又增题识、题辞和识语三种。
此序的撰写是建立在整理阅读大量题跋的基础之上的，
朱天俊对题跋概念和分类的认识是有事实根据的，而非一时的别出心裁。
其二，学界一般认为，题跋当为散文。然而，近人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附录《文体刍言·序跋类第二》列序与跋之分类为十六体，于“题后”之后列“题词”：“题词之体，多以韵语为之，亦有随意书数十字者，乃变体也，与题后略相似。”
“题后”为题跋之别名，“题词”亦当属题跋，惟其为韵语，与散文之体有别。清代王兆芳《文章释》亦云：“六朝以来，亦题诗为书后。”
其三，毛晋《津逮秘书》辑宋人题跋，所收之文亦有溢出“题”“跋”“读”“书”之外者，如《东坡题跋》有大量以“记某”为名者：卷二之《记退之抛青春句》《记子美八阵图诗》，卷三之《记所作诗》《记白鹤观诗》《记梦中句》，卷五之《记都下熟毫》，卷六之《记承天夜游》《记赤壁》等。
由以上所举，已足见历代研究者对题跋内涵之理解的分歧，如果从这些定义出发界定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势必带来概念和逻辑的混乱。要准确把握题跋的文体属性，从后起的概念入手明显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从题跋的源头即原初的生成方式入手梳理这一文体的确立过程，由此甄选出其中稳固的本质化属性显得尤为必要，这成为本书研究的先决性基础。
诚如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所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首先萌生于人们对特定社会行为的分类，不同行为方式的区别类分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原初的生成方式，因此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原初形态无疑是以不同的‘言说’方式作为分类标准的。”
从题跋文体的生成过程来看，由行为方式的特征带来的言说方式的特殊性是题跋文体得以独立的根本原因。
从时间先后来看，题跋行为的产生大大早于题跋文体的确立。确切地说，题跋文体是在题跋行为创造了足够多的文本之后才被广泛认可的。关于题跋的起源，有学者上溯至先秦，如清代王兆芳《文章释》认为“源出《荀子》末篇‘今为说者’一章”
。余嘉锡《古书通例》更进一步认为“诸子之中，有门人附记之语，即后世之题跋也”，并引《荀子·尧问》篇末，以为“首末三百余言，推崇荀卿甚至，全如题跋之体”
，以此为后世题跋之先声。此后，“题后”“书后”之作不绝，如东汉蔡邕《题曹娥碑后》：“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晋王羲之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隋释氏智永有《书右军乐毅论后》。至唐代，此类作品益多，如韩愈《读荀》诸篇、《张中丞传后叙》，顾况《书衢州开元观碑后》，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欧阳询《题诸家书帖》，杜牧《题荀文若传后》，郑畋《谒升仙太子庙诗题后》，张昭《题窦巩诗后》，等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跋”或“跋尾”作为文体名称的出现。一般认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是“跋”作为文体确立的重要标志。然而，“跋”或“跋尾”并非首见于欧阳修的作品。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有《叙自古跋尾押署》，多有述及“跋尾”者：
开皇年月日内史薛道衡署名跋尾。
唐朝武德初，秦王府跋尾。
贞观中，褚河南等监掌装背，并有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官爵姓名。
开元中，玄宗购求天下图书，亦命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
已上跋尾押署书画多同此例，今略举大例言之，余不具载。
从以上所举可以发现，“跋尾”主要作动词用，与“押署”之意相近，从而加强对其位置的强调，即题写于文末。这样的用法并非仅见于《历代名画记》，另如唐代李绰《尚书故实》：“《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
《新唐书·儒学列传》引褚无量语：“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
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右六卷，梁元帝画，并有题、跋、印记。”《全唐文》之窦臮《述书赋》小注载，唐初“有姓谢名道士者，能为茧纸，尝书《大急就》两本，各十纸，言词鄙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踪迹烜赫”
。以上各例说明，与题跋有关的“跋”在宋代以前已见诸文献，而且多带有动词即行为方式的意味。
由此可见，北宋以前，题跋行为早已存在，或以“题”“读”“书”为名，又或虽根本无题名可徴，却存在着相同或相近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功能。北宋以后，随着“题跋”名义的基本确定，有些以前并没有确定名称的文字，就被冠上了“题跋”之名。例如，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六所录《李卫公辋川图跋》题名即为洪迈所拟。米芾《画史》载，《唐太宗步辇图》上有李德裕题跋。所谓“题跋”云云，也是米芾所加，而非唐时所有。将相类似的行为方式和文本方式进行汇总，这是“因事而立文”的典型表现。
从题跋的名称来看，除了徐师曾所谓“题”“跋”“书某”“读某”外，还有记“后”“后序”等各种称谓。单从语义而言，这些名称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例如，“题”和“跋”在语义上并不相关。所谓题，《说文解字》释为“额”
；而对“跋”，《诗经》毛传释为“躐”，即践踏的意思，后来引申为“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
。即便是引申义，两者仍然有很大的差异。然而，这些称谓最终被归于同一类名之下，其分类的依据更多在于行为或“言说”方式，而非文辞特征。这可以从潘昂霄、徐师曾等对“题跋”概念的界定中得到印证。
此外，王兆芳《文章释》云：“读书道心得，或记己身关涉本书之事也，主于就书写志。”
近代张相《古今文综评文》载：“综其流别，约分为四：捃逸抽秘，考订丛残，是曰故籍之属；一帛一缣，望古遥集，是曰书体之属；文章不朽，性命与契，是曰诗文之属；摩挲尺幅，遐思渊渊，是曰图画之属。大抵掞张剩义，景仰名流，体为志余，词为杂缀。”“（书后）其体与题跋相近，大约或全帙，或一篇，掩卷罢读，悠然有思，遂从而为之辞，此其识也。”
从以上论述可见，前人对题跋的界定着重体现题跋行为的两大特征：第一，滞后性。潘昂霄所谓“随题”、徐师曾所谓“其后览者”、王兆芳所谓“就书写志”、张相所谓“掞张剩义”“从而为之辞”，强调的都是题跋行为后于本文（题跋对象）的特点，而非位置的后置性。这是位置上居前之“题”和居后之“跋”可以归为一类的原因。第二，附属性。不可否认，有“不是鉴赏，也非议论。只是兴之所至，任情抒写”
的类似于小品的题跋。但是，题跋必须有所附丽，不管如何任情发挥，必定有所依据。黄庭坚《题自书卷后》云：
崇宁二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
黄庭坚此文描写自己身处遭贬谪之境而不自忧的心态，属抒情之作，同时也是对《自书卷》创作背景、对象和场景的描写，是《自书卷》的副文本。从创作行为而言，无《自书卷》即无《题自书卷后》。由此可见，从行为方式而言，创作时间的滞后性和文本的附属性是题跋具有文体识别意义的核心特征。
必须承认，滞后性和附属性同样适用于另一种文体“序”
。正因其相近性，不少文章学家将序文和跋文两者合称为“序跋”，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吴曾祺《文体刍言》等。吴曾祺云：
古人每有所作，必述其用意所在，以冠一篇之首。如《尚书》每篇之首数语，乃史臣之述其缘起，即序也。或读者为之，则如《诗·关雎》之有序，或云出自子夏，其确否不可知，要其由来固已久矣。至史家之体，序文实繁。跋亦序类也，其出比序为后，其作法亦稍近，惟序有前序、后序，跋则施之卷末而已，故取足后之义为名。而金石一家，传此者甚伙，有汇成一书者，盖考证之学，于此体为宜。
吴曾祺认为，跋亦序之一体，其区别仅在于“其出比序为后”和“施之卷末”两项，后者更成为学者区分序、跋的重要标准。但是，朱熹《跋陈刚中帖》云：“陈刚中诗诸公跋语已具见其颠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使题于后。”
可见，跋语可以同时出现在正文的“颠末”，即正文之前或之后，位置并非判别序和题跋的有效特征。从时间上看，在序出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题跋”的名称才开始为文人广泛接受，与序并存。这恰恰说明，题跋存在着与序不同的文体特征，并随着题跋文本的大量积累而日益清晰。
作为最早将“题跋”与“序”分列的文章总集，吕祖谦编纂的《宋文鉴》（《皇朝文鉴》）
尤其值得重视。《宋文鉴》卷八五至卷九二收序文八十七篇，包括集序、文序、赠序和字序等；卷一百三十至卷一百三十一收题跋四十六篇，其名称涵盖了后来徐师曾所列题、跋、书某和读某。可见，吕祖谦对于“序”与“题跋”的区分已经非常明确。
徐师曾对题跋的界定和分类正源于此。相对于序而言，题跋的文体特征更多体现于文本方式，而非行为方式。
题跋与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文体本身的功能、体制、体式和体性等方面，而不仅限于题写位置等外在特征。
从功能而言，序是“在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和目次，加以叙述申说”
，即如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所言“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题跋则“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其词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
，虽然与序一样属于正文的副文本，但与正文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内容也更为丰富、自由。诚如姚华《论文后编》所云：“其（题跋）用之宏，视序有加，议论说辨亦尝行乎其中”；“跋则不烦抽引，言可自恣，体更无拘”。
南宋陆游《跋徐待制诗稿》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人对序、跋的区分，其中写道：“后三十年，徐公之子植以遗稿一编示予，属以序引。予与待制虽出处不同时，然尝叹爱其笔墨，则亦愿托名卷首。而待制之文阨于火，所余财百之二，则序亦无自作。乃姑书此附于后，他日得全书，紬绎其妙处而论载之，尚未晚也。”
陆游本来受邀为故人诗稿作序，但由于大多数诗稿毁于大火，因此陆游认为无法作序，只能作题跋附于后。也就是说，序须对全帙进行紬绎评述，而跋则可以随意附载。
从体制而言，题跋篇幅简短，短则数十言，长也不过百字余。对此，后代文章家也多有总结，如潘昂霄《金石例》卷九云：“跋者……须要明白简严，不可堕人窠臼”；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跋语不可太多，多则冗”；陈继儒《书杨侍御刻苏黄题跋》云：“题跋，文章家之短兵也”
；等等。序则可长达千字，并不受篇幅约束。潘昂霄《金石例》卷九云：“跋者，随题以赞语于后者也。或前有序引，当掇其有关大体者，立论以表章之……”跋可以是序的概要，由此可见其简略的特点。
从序的体式而言，“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
，即以叙事和议论为主。题跋则不限。张相《古今文综评文》曰：“综其流别，约分为四：捃逸抽秘，考订丛残，是曰故籍之属；一帛一缣，望古遥集，是曰书体之属；文章不朽，性命与契，是曰诗文之属；摩挲尺幅，遐思渊渊，是曰图画之属。大抵掞张剩义，景仰名流，体为志余，词为杂缀。”
题跋或考订补遗，或叙述原委，或申发议论，或遐思感慨，各体具备。从体性而言，题跋以简劲峭拔为上。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尾跋语宜峭拔，使不可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言，题跋“专以简劲为主”
。序则“善叙事理，次第有序”
，以“疏通圆美”
为上。
在序和题跋的辨析中，值得注意的是后序的归属问题。吴曾祺认为序有前序、后序，即以后序为序之一种。
王兆芳《文体通释》云：“题后为后叙，亦谓之节后，从篇卷之后题识书籍而叙述也”，明显是将“后叙”（即后序）等同于题跋的一种“题后”。姚华《论文后编》一方面认为“序之所处，例有前后”
，另一方面又说“而一文之后，有所题记（如《仪礼》后记，亦出汉儒），后人称曰书后，亦或曰跋，则后序之变”
。他认为题跋是“后序之变”，似乎更倾向于将后序归入题跋。当代文体学家和散文研究者中以后序为题跋者不乏其人，如曾枣庄《宋文通论》以“后序”为题跋称谓之一
；李宝认为“南宋之后的后序，可列入题跋范畴”
。此处证之以后序名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可知此说颇有来源。《金石录》于赵明诚生前即有两序：一为赵明诚自序；二为赵明诚请河间刘跂所写序文，此文作于政和七年（1117）。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感旧物之难存，作《金石录后序》。在《金石录》现存最早的龙舒郡斋刊本中，并没有刘跂之序和李清照之后序。南宋开禧年间，宗室赵不譾重刻《金石录》，并记之云：“赵德父所著《金石录》，锓版于龙舒郡斋久矣，尚多脱误。……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
可见，他明显将李清照的这篇后序视为“跋”。近代版本学家张元济亦以之为跋，而将刘跂之文称为“序”：“赵不譾重刻于浚仪，且惜易安之跋未附，因以为殿。刘跂之序成于政和七年，必早经剞劂在前，今皆不存……”
今存刘跂、李清照二文，前者之末云“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间刘跂序”，后者之末云“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或云“序”，或云“题”。可见，在创作之时，两人对自己所作之文的文体定位是不一样的。另外，从内容而言，李清照此文以记事为主，寓情于事，与序文“序典籍之所以作”（王应麟《辞学指南》）的功能不符，而更接近于题跋“因感而有得”（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或“记己身关涉本书之事”（王兆芳《文章释》）的特征。由此可证，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虽然篇幅较长，但仍当为题跋，而非序。一些学者将后序纳入题跋之范畴是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从行为方式而言，题跋具有滞后性和附属性；从文本特征而言，题跋一般篇幅简短，风格简劲峭拔；相比于序，题跋的内容较为自由，考订议论、叙事寓情都可纳入；题跋的范围更为广泛，图书篇章、金石图画都可作为题跋对象。
从上文所列标准出发，可以对一些仍然存在歧义的文体作进一步辨析。
在徐师曾所列题跋诸体中，跋、书某和读某均无太大歧义，而题则有“题记”“题名”“题识”“题辞（词）”等不同名目。近代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在“序跋”类下列“题”一体，并作如下界定：
题者，简编之后语也，亦有用之于卷首者。体始于唐，盖题明其书之本原，与其文辞之作也，又名为题辞。汉赵岐作《孟子题辞》，其文稍繁；而宋朱子作《〈小学〉题辞》，更为韵语，又一体也。然则题则书于后，而题辞则列于卷首，此又当知所别也。又有所谓题名者，如韩文公《长安慈恩塔题名》是。
来裕恂将题辞（包含散体和韵语两种）和题名都包含在“题”中，这一分类方法由来有自。早在南宋，吕祖谦《宋文鉴》之题跋卷中就收有《龙井题名》一文：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来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辨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矣。”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策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傍庐舍或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寿圣院，谒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还。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全三十册）》之序则将题识和题辞均纳入题跋之列。因此，我们有必要将题名、题辞（词）、题记、题识与题跋作一比较辨析。
第一，题名。顾名思义，题名，即题记姓名，最早是指中国古代文人将姓名题写于石壁或板壁的文化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文本材料。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专列“题名”一体：“按题名者，纪识登览寻访之岁月与其同游之人也，其叙事欲简而赡，其秉笔欲健而严”
，可见题名以记事为主。到了宋代，有些题名开始出现更为具体的描写，甚至借题名而兴感。这种形式的题名已经基本脱离其原初形态，而成为“记”体散文的一种。但是，它与一般“记”体散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篇幅较短，一般仅百字左右；二是文中通常包含姓名，有的还详细地列出题名者的官职，事实上是把题名包含在记叙之中。在宋代，还出现了一些与所题写姓名关系不大的题名。如上引秦观《龙井题名》，实际上就是一篇游记小品。但是，从整体上而言，题名与题跋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从行为方式上就可以区分：题名以题写姓名为核心，不具备题跋的附属性和滞后性特征。
第二，题辞（词）。在对“题”类文体的界定中，来裕恂对题辞的功能作了这样的描述：“题明其书之本原，与其文辞之作也”，并举汉赵岐《孟子题辞》为例，指出其特点有二：一是“其文稍繁”，二是“列于卷首”。对于《孟子题辞》之“题辞”，清代焦循引宋孙奭《孟子音义》云：“即序也。赵注尚异，故不谓之序，而谓之题辞也。”焦循进一步解释：“赵氏自释题辞之义，称述孟子氏名事实之本末，所以著书之指义，以表其文辞，犹徽识题号之在旌常，故谓之题辞也。”
可见，不管是位置（“列于卷首”）、体制（“其文稍繁”）还是功能（“题明其书之本原，与其文辞之作也”，或者“称述孟子氏名事实之本末，所以著书之指义，以表其文辞”），题辞都更接近“序”，而不属于题跋。当代学者吴承学、刘湘兰也持此论，他们指出：“最早的题辞是汉赵岐的《孟子题辞》，宋代朱熹又仿之作《小学题辞》，更用韵语来写，也是序之一种。”
第三，题记。在“题”类文体中，题记的情况较为复杂。有学者对题记作以下界定：“题记，就是应人之约，或有感而发，就某一具有特殊含义的事物，诸如名胜古迹、亭堂楼馆、书斋学校、山水园林、花木奇石、图画瑞物、衙署祠寺、桥梁碑记等，进行记述品评的文章。”
这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记体文都包含在内了，可以看作广义的“题记”。从《全宋文》所收作品来看，宋代就有专门以“题记”为名的散文共一百余篇，这属于狭义的“题记”。这里讨论的与题跋相区别的题记，无疑属于后者。仅从《全宋文》所收作品来看，题记大致包含造像写经题记、名胜题记、游记、赠序类题记、厅壁记、题名记以及书籍题记和书画题记等。很明显，前几种题记都与题跋无涉，需要与题跋进行辨识的是书籍题记和书画题记。姚华《论文后编》云：“古人遗著，后人得而辑之，其已辑者得而传之，必序其缘起。若事非一时，人非一手，则各得而序焉，使将来明所经由，亦必不可以已者。”
可见，他将古籍题记视为“序”的一种。从《全宋文》所收书籍题记和书画题记来看，这些题记有的处于卷首，如卷七一九所收欧阳修《集古录目序题记》
题写于《集古录》卷首，毛晋所辑《六一题跋》也将这篇题记收于序的位置；卷五八二六所收桑世昌《回文类聚题记》
亦见于《回文类聚》卷首。有的题记则处于卷尾，如《全宋文》卷四六八〇所收洪遵《翰苑群书题记》
、卷五〇〇八所收熊克《刊北苑贡茶录题记》
等，应当被视作题跋。比较特殊的是书画题记，只要题写于画卷之上（含画面、引首、拖尾、诗塘等），则都被视为题跋。
第四，题识。明代宋濂《题周母李氏墓铭后》载：“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缘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题，未尝有所谓题识者。题识之法，盖始见于唐而极盛于宋，前人旧迹，或暗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历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笺经家之疏云耳。非专事于虚辞也。”
可见，宋濂将题识等同于题跋。题跋以题识为名，多见于书画题跋和藏书（刻书）题跋。例如，宋代周密《齐东野语·绍兴御府书画式》云：“惜乎鉴定诸人……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
这里的“题识”是指书画题跋无疑。又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性喜聚书，每得一书，必赏玩析疑，并作题跋以记。后人将他的藏书题跋合编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荛圃刻书题识》一卷、《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和《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这里的“题识”指的是藏书和刻书题跋。
此外，还有一类“记某”的杂文，应为“记某后”的省称。“记后”与“书后”同。如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清人浦起龙评论：“凡得古书书后者，但志购拾缘起、版帙异同、装函工力，此于架阁美观之本则然。公振兴古学，为于举世不为……”
浦起龙明显将这篇“记后”之文等同于“书后”。吕祖谦所编《宋文鉴》“题跋”类中所收李昭玘《记残经》，毛晋所编《东坡题跋》卷二之《记退之抛青春句》《记子美八阵图诗》以及卷三之《记所作诗》《记白鹤观诗》诸篇，虽无“后”字，但都应该是写在原文本之后的，所以被列于题跋之中。当然，必须明确的是，“记某”杂文并非都可被纳入题跋。如《东坡题跋》卷五之《记都下熟毫》、卷六之《记承天夜游》《记赤壁》，都是纯粹的记事杂文，不符合题跋的附属性特征，所以均非题跋。
综上所述，本书所论题跋，除了题（含题后）、跋（含跋尾、跋后等）、书某（含书后）、读某四种之外，兼及后序、记后（含部分“记某”）、题识以及小部分题记，而题词（辞）、题名以及绝大多数题记都不应当被列入题跋之中。
在大多数文章学家看来，题跋专指散文。不论是各类文集，还是个人别集，题跋都不包含韵文。但是，在题跋的实际创作中，存在着不少以诗词为主的韵文形式。这种情况在书画题跋中较为普遍，如苏大椿编著的《中国历代书画题跋精粹·唐宋辽金》前言载：“题跋内容多为鉴赏、考证、记事之类，又常常以诗词或者随笔形式出现，言简意赅，是书画作品赏鉴者学习、品评的旁证。”
查阅古今各类书画题跋集可以发现，韵散兼有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明代《珊瑚网法书题跋》《珊瑚网名画题跋》《郁氏书画题跋记》，今人《中国画题跋》
和《中国历代书画题跋精粹》
等。这说明，书画题跋可韵可散已经成为书画界的共识。
书画题跋中的韵文形式包括诗、词、曲、骈文和赞等，其中诗歌一直是书画题跋的重要形式。以《郁氏书画题跋记》所录题跋为例：绘画题跋如卷一所录元人钱选《金碧山色》、倪瓒《松亭山色》、王蒙《华溪渔隐》、吴镇《竹卷》，卷二所录温日观《葡萄》，卷四所录龚开《羸马图》，卷六所录黄公望《仙山图》、高克恭《青绿云山》，卷七所录柯九思《墨竹》等，其上均有画家自题诗歌。法书题跋如卷一所录《宋搨颜鲁公书华严帖》上有宋代书法家蔡襄所题七言诗一首：“鲁公笔迹世无伦，枣本传模多失真。沙河千言宋开府，颖川八段张敬因。华严胜会见宝墨，澄师大德彼何人。锦囊玉轴勤爱护，犹可流传五百春。”又如，卷三所录《唐搨保母帖》上有鲜于枢题七言绝句四首等。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
以赞、词和曲为题跋的相对较少。其中，赞如宋人马远《四皓弈棋图》上有元人陈文东书胡牧仲所作《四皓赞》。
又如，高克恭《青绿云山》上有吴镇题跋云：
梅沙弥题云：“空山兮寂历，气蒸兮茏葱。人家兮木未，望鸡犬兮云中。水流花谢，淹冬春兮无穷。江亭兮石漱，霭霭兮深松。山中人兮归来，飒长啸兮天风。”彦敬尚书弄襄阳墨戏作此图，沙弥老人仿招仙之辞作此赞。白日寒冰，手皱龟坼，云川居士应笑我多事饶舌。
其中，“空山兮寂历”至“飒长啸兮天风”即为赞。
以词为题跋的，有宋人杨补之
《画梅》四帧之自题《柳梢青》词四首
。又如，赵孟坚《水仙图》上有周密所题写的《夷则商国香慢》：
玉润金明。记曲屏小几，剪叶移根。经年汜人重见，瘦影娉婷。雨带风襟零乱，步云冷、鹅筦吹春。相逢旧京洛，素压尘缁，仙掌霜凝。
国香流落恨，正冰销翠薄，谁念遗簪。水空天远，应念矾弟梅兄。渺渺鱼波望极，五十弦、愁满湘云。凄凉耿无语，梦入东风，雪尽江清。
以曲为题跋的，如董其昌在其自作《秋兴八景》的第三开题白朴[双调·沉醉东风]《渔夫》：
黄芦岸白苹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颇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我是]不识字烟波钓叟。
不少书画题跋诗文结合，形式更为活跃，承载的情感内容也更加深厚。如宋末遗民画家龚开《骏骨图》
（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其题诗云：“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
。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其跋文云：“《经》言马肋贵细而多，凡马仅十许肋，过此即骏足。惟千里马多至十有五肋。假令肉中画骨，渠能使十五肋现于外。现于外，非瘦不可，因成此相，以表千里之异，尪劣非所讳也。”
题诗与跋文互为表里，蕴含着骏马失途的悲伤无奈情怀。又如，赵孟頫《春山游骑图》之上题诗及文云：
春阴柳絮不能飞，雨足蒲芽绿更肥。正恐前呵惊白鹭，并骑款段绕湖归。
元贞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余与宋齐彦学士于湖上暮归，时天作阴将雨，青山远近可爱可画。明日于鸥波亭中作此，以尽余兴也。
诗写景，文叙事，共同传达出作者徜徉于山水间的自由、惬意。又如，“元四家”绘画题跋往往诗后有跋，文后有诗。倪瓒《江亭山色图》之上题云：
焕伯高士嗜古尚义，笃于友道，于医学尤精。隐居养亲，不求知于人也。余过娄江逾月，与仆甚相好，戏写《江亭山色》，并作长歌以留别。二月廿五日，瓒。
娄江之东天宇宽，左瞰青海阴漫漫。樱桃花落杂飞霰，桃李欲动春风寒。我去松陵自子月，忽惊归雁鸣江干。风吹归心如乱丝，不能奋飞身羽翰。身羽翰，度春水，蝴蝶忽然梦千里。剥啄剥啄闻叩门，推枕倒裳为君起。持杯劝我径饮之，有酒如渑胡不喜。看朱成碧纷醉眼，碧草春波映疏绮。醉吐胸中之磊块，一笑濡豪烂盈纸。白鸥明处白云生，历历青山镜光里，翡翠鵁鶄满兰芷。
文记人叙事，简洁含蓄；诗意蕴丰厚，情韵绵长，其明朗奔放的风格与诗前短文相得益彰。
当然，韵文形式的题跋并不仅限于书画题跋，书籍、金石等题跋也颇有以诗词为体者。例如，清代翁方纲提倡将考据之学引入诗歌创作领域，他的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金石文物、古籍书画题写的题跋诗。这类诗歌虽然所受评价不一，但其影响不容忽视。发展到清末民初，以诗为题跋的风气进一步渗透于文人词领域，以词为题跋也逐渐风行起来。例如，近代吴湖帆就创作了不少有关文物收藏的题跋词，其词集《佞宋词痕》卷二所收均为这类作品。他还广邀同仁，为其藏品题词，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围绕其碑帖藏品《隋美人董氏墓志》和《隋常丑奴志》所作的题词。据题记，吴湖帆得此两种碑帖之后，即“遍征海内词人题者五十家，并和步原韵五十阕，女史二家，静淑和之，湖帆后填二词于前后，又集宋人词成‘金缕曲’。全册都词一百有七首云”
。吴湖帆所藏宋刻《梅花喜神谱》上也留存了十九位词人题写的二十二首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题跋词的创作时间从嘉庆十六年（1811）一直到辛未（1991），共一百八十年，
不仅留下了时代变化和人事沧桑的深刻烙印，而且以词的形式记录了《梅花喜神谱》的收藏历史。
由此可见，韵文形式的题跋并不罕见。这类题跋的存在无疑丰富了题跋的文学性，是研究题跋文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必须厘清的是，历代文人创作了大量以书画为题咏对象的题（书）画诗词，而纳入本书研究范围的则必须具有副文本的性质，即具有附属性，而且必须题写于正文本之后或之上（指书画）。同时，为了与广义的题（书）画诗词相区别，笔者将诗词形式的题跋称为“题跋诗”或“题跋词”。限于篇幅和体例，本书的研究以题跋文为主，涉及特定类别（如书画题跋）时兼及题跋诗和题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