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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研究的缘起

一般来说,题跋是指题写于书籍、金石、书画、碑帖、诗文等前后的文字。题跋的出现或可追溯至唐代甚至更早,而其名一般认为始于北宋。欧阳修在其文集中专列“杂题跋”二十七篇,开启了题跋独立发展的历程。从此以后,题跋作者日多,逐渐成为专门的文体形式,其内容和功能也日益丰富。题跋从题写对象来看,可分为书籍题跋、金石题跋、书画题跋和诗文题跋等;从作者身份来看,可分为文学家之题跋、收藏家之题跋和书画家之题跋等;从功能来看,可分为学术类题跋、文学类题跋和艺术类题跋等。由此可见,题跋数量庞大,内容丰富。

学界对题跋的重视自明代就开始了。明代毛晋《津逮秘书》辑录宋人题跋二十家七十六卷,标志着学界对题跋独立价值的认可。题跋的汇集整理以书画题跋和书籍题跋最为兴盛。较具代表性的书画题跋有明代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和《珊瑚网法书题跋》各二十四卷、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十二卷和《续题跋记》十二卷、张丑《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以及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等。书籍题跋的整理自清代以后成果斐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出版了一系列大型丛书,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全三十册)》、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全十九册)》等。这些都为题跋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同时,也应看到,虽然题跋文献大备,但是对题跋作为文学文本的研究并不多。从目前的研究论著和论文来看,题跋之受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而非因其本身的文学特征。那么,题跋是否具有文学价值?这一问题是本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宋代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 所谓“宗”,是指文章的宗旨或功能。在传统文学思想中,这当然不是指文章的审美功能或者娱乐功能,而是指有助于君国、民生或者道德的政治功能或者社会功能。在经历了唐宋两次古文运动之后,“文以载道”“诗以明志”已成为北宋以后文人的共识,题跋也不例外。以南宋吕祖谦所编《宋文鉴》为例,其卷一百三十所收题跋大多具有明显的“载道”“明志”作用。除此之外,题跋还有其特殊的宗旨,即学术功能。宋代欧阳修、曾巩、赵明诚等人的金石题跋,董逌、黄伯思等人的书画题跋,或描述藏品的样式和内容,或记载递藏源流,或考订真伪,或品评价值,其价值主要在于学术性。宋人所提倡的题跋之“宗”,即政治功能和学术功能,对后代影响很大。例如,明代徐师曾就以此作为题跋的文体特征,并对其风格进行了总结:“其词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 不过,题跋的创作并没有被局限在考证解释和垂戒褒贬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从宋代开始,题跋就形成了题材丰富、不拘常格的特点,记人叙事,抒情议论,篇幅或短或长,其中不乏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学者将宋代题跋文分成学术类和文学类两种。 宋代以后,题跋数量大增,类型也不断丰富。一方面,考据精核、文辞尔雅的学术类题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踵事增华之势;另一方面,题跋的文学性也在不断提高。从现存题跋来看,情感丰厚、意趣盎然的作品不可胜数。仅从题跋风格而言,有的言语峻洁,议论风发;有的缘事而发,跌宕为文;有的挥洒自如,姿态横生;有的状物摹形,传神逼真,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审美特征。对题跋作为独立文体之审美规范的讨论也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例如,元代潘昂霄提出:“跋者,随题以赞语于后者也,或前有序引,当掇其有关大体者,立论以表章之,须要明白简严,不可堕人窠臼。” 明代吴讷则云:“跋语不可太多,多则冗;尾跋语宜峭拔,使不可加。” 毛晋甚至认为:“题跋似属小品,非具翻海才、射雕手,莫敢道只字。” 由此可见,具有文学特征的题跋数量众多,其中不乏精品佳作,无视这些作品的存在无疑是文学研究的重大缺失。 p/htGcg3z97u77T3DSuIlvtzQKkPqNNJ0FrphtqR6BRzaUdiF41DRRLWMLdbaY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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