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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功名心如水,但做学问气自华
——专访西语系范大灿教授

范大灿 1934年3月生,山西祁县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后,一直留校从事德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主持编写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并撰写了其中的第二卷。该书2010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除此之外,发表过有关德语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论文数十篇,以及译著《歌德论文学艺术》《卢卡奇论德国文学》《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等。1959年获得“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进屋是偏厅,高高的书架映入眼帘,“歌德”“席勒”等字眼引人注目。范大灿和夫人安书祉两位老先生引我们进入客厅,范老陪我们坐下,安老先生则给我们送来茶水。客厅紧邻阳台,装饰简单,但颇多绿植,给人清爽舒畅、生机盎然的感觉。在这里,我们有幸聆听了“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范大灿老先生的故事。

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从1953年考入北大,范大灿与燕园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20世纪30年代,出生在山西祁县的范大灿,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度过了童年时光。日本人的暴行、“亡国奴”的屈辱,深深地烙在了范大灿的脑海里。

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情莫过于日本人强行在他的家乡大面积种植罂粟,让不少青少年染上了吸毒的恶习。“这个简直罪大恶极!”即便今天再谈起,范大灿都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

新中国的成立让范大灿备受鼓舞,他想尽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1953年报考北大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因此,范大灿把数学作为了自己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是哲学,第三志愿才是西语。然而,正是这范大灿认为最不可能被录取的最后一个志愿,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被西语系录取了,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德语专业。因为德国这个国家在哲学领域群星璀璨。”出于对哲学的热爱,范大灿从西语系的三门外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中选择了德语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回想起来,连范大灿自己也觉得人生奇妙,他甚至不无调侃地用“稀里糊涂”一词描绘当时被西语系录取时的感受。

谈到大学生活,范老的神情变得很快活,仿佛回到了那个朝气蓬勃的年纪。他饶有兴趣地给我们细数了当时燕园里的图书阅览室,那些地方充满了他们年轻时候求学的回忆。对于大学,他记忆最深的事情莫过于每周周日去图书馆占座了。一周休一天的作息制度,让范大灿和同学们周日必须比其他工作日起得更早,为的是能在座位有限的阅览室找到读书学习的一席之地。“因为平时同学有课,还没人和你抢图书馆座位。但是一到周日,大家都放假了,大家就都会选择去图书馆自习看书。”

“努力”,是描述大学时光时范老用到的次数最多的一个词。“那时同学们之间若说有什么攀比,大概也都是在比较各自在图书馆借书的多寡。大家你追我赶,都不甘心落后。”范大灿给那段日子的评价是“很充实,很纯粹”。正是无数个那样努力学习的日子,让他一步步走进德语和德国文学研究领域。

据范老的大学同窗韩耀成和高中甫回忆,求学时代范大灿在语言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理论知识非常丰富,“肚子里东西很多”。在高中甫的记忆中,和自己热爱体育和音乐截然不同的是,范大灿一有空就看书,一有空就去图书馆自习。

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后,范大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德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之中。即使在狂飙突进、潮流涌动的“文革”当中,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本职工作。

“虽然很多人都抱怨‘文革’把自己耽误了,但是仔细想来当时还是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沉下心来做一些事情的。”持续不断的积累,为范大灿之后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革”之后,范大灿写了一篇关于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卢卡奇思想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因为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等问题上与斯大林的观点相左,卢卡奇的思想在苏联和中国学术界长期受到批判,甚至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由于卢卡奇的作品一直没有被翻译成汉语,所以很多批判他的人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他的思想。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开始解放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之前对卢卡奇思想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因而,范大灿的文章在当时让学术界眼前一亮。

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代著名翻译家姜椿芳首倡编撰中国自己的大百科全书,并把编《外国文学卷》作为计划的第一步。80年代初,在冯至先生的推荐下,范大灿撰写了《外国文学卷》德国文学部分的概述。

范大灿为有这些难得的机会感到非常荣幸和感激,更坚定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一个信念:无论何时,无论身处怎样不利的境遇,都不应放弃读书和学习的习惯。

2004年,从北大德语系退休后,范老仍坚持读书,笔耕不辍。201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范大灿翻译的《席勒经典美学文论(注释本)》。这部书在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冯至先生翻译、范大灿撰写提要并注释的席勒名著《审美教育书简》的基础之上,收录了席勒最主要的美学论文。在《席勒经典美学文论(注释本)》长达几十页的全书序言中,范老根据自己对德国哲学和美学的研究,对席勒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些介绍性文字不仅仅是对原著的内容提要,本身也是一项深入浅出的研究,可以作为读者阅读原著的寻宝图和指南针。

足阅万卷书,终成一家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范大灿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思考的人。他自己曾评价自己“语言本身,我不敢说自己学得有多好;分析推理方面的能力还是不错的”。范大灿的夫人安书祉先生提到,有一次家里掀起了“红楼风”,大家都开始看红楼梦。大女儿迅速地看了主要的故事;小女儿看得很细,边看边做笔记;范大灿则是先快速看一遍,然后给大家画出了人物关系网,接着再细读。由此,范大灿的分析思考能力可见一斑。这是他日后编撰一部优秀的德国文学史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谈到德国文学,范大灿如数家珍——歌德、席勒、韵文、散文、小说……恨不得把整部德国文学史为我们和盘托出,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溢于言表。

80年代初期,德语界打算编著《德国文学史》,冯至先生凭借其在学术界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项目负责人的不二之选,但是冯至当时却主动让贤,希望由范大灿来主持完成这个大项目。范大灿那时自觉资历尚浅,积累不足,功底略薄,没有立即答应下来,但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实现冯先生的这个心愿。

范老表示:“简单地列出时代、人物、文学形式和代表作品,这还算不上文学史。能够称得上‘史’,必须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特征、历史发展等一系列因素,阐述某个时代的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种文学形式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代兴起、繁荣而最后又慢慢衰落,作者本身与时代及作品的关系是什么。”

因此,在撰写《德国文学史》的时候,他就着力于对“史”的研究和探讨。“比如,大家都知道歌德和席勒作为一代文豪,引领着德国文学的繁荣。在书中,我就要详细论述为何是歌德和席勒能够在当时异军突起、横空出世。”

整个80年代后期,范大灿都在为自己心目中的那部德国文学史做着积淀。虽然他深知他离自己要达到的目标还有距离,但他从没想过要放弃这个目标。直到90年代,范大灿回顾自己过去这些年的积累,客观评价了自己当时的能力,坚定地告诉自己:时机成熟了,可以动手做了。于是,他开始制订编写计划,并邀请志同道合的学者参与进来。

范大灿坚持自己当初对文学史的界定,即文学史不是简单地罗列各个时期各个作家的作品,而应对其进行评价和分析,以彰显“史”的特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范大灿主编的《德国文学史》不仅介绍了文学史实,更重要的是把德国文学从其发轫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当作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整体,阐述各个时期、流派、作家和作品的发展演变历程及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1996年,新编《德国文学史》(五卷本)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在2005年全部出齐。

教书育人,淡泊名利

做好北大的教员,是范大灿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作为一代老北大人,在北大念书、留校任教,见证了北大的发展繁荣。而对“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这个荣誉,他的理解很平实: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他反复强调,作为一名普通的北大教员,坚持做好教学工作,努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成绩,是他一以贯之的工作态度。

1962年,在一次党员大会上,书记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党员不需要冲锋陷阵了,那党员还有什么先进性呢?在场的党员都沉默了,而平时不爱发言的范大灿站起来说道:“党员要做党内专家。”说这话时,范老脑海里想的就是党员应恪守自己的岗位,把自己的本职做好。

在教学方面,范大灿表示:“学生们都觉得我挺严肃,也不太爱笑,轻易不敢跟我讲话。其实,我挺想和学生多交流。”一旁的安书祉老师补充说:“范先生在学术问题上都非常健谈,但一谈到学术问题之外的话题就会比较严肃。”其实,作为一名教师,范大灿对学生的成长非常关心,每当看着学生们毕业走上社会,有所作为,都感到非常满足。直到今天,范老仍和自己的许多学生保持着联系。

学术方面,在编书和写作之外,他也进行文学翻译工作。受导师冯至和田德望两位老先生的影响,范老对自己的翻译工作要求极高,可谓精益求精。他提到,田德望老先生学识渊博,在翻译但丁的《神曲》时每一句都做注释,非常严谨。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若不严谨,则不仅是对读者的欺骗,更是对原作者和原著的背叛。在忠实于原意的基础上,应当尽量用符合汉语习惯的方式将原作者在原文中想表达的意思呈现出来,并尽可能保留原文的美感,使得阅读译文的读者能准确把握原意。唯有如此,方能达到“信、达、雅”的翻译三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是对译者的外文、中文和专业知识的极大考验。

一直以来,范大灿从不以劳模自居,而是将劳模这份荣誉作为鞭策的力量,更加发奋努力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来。他特别提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就要承担起教学和科研的重任。“教学就要对学生成才质量负责,学术科研就要对学界发展负责。”

对于年轻学者和学生,范大灿有两点寄语:一是要创新,但是不要为创新而创新。譬如为创新而刻意造出一些新词新言,把人弄得云里雾里,这样不好。二是要先研究作者和著作再做翻译,因为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在同学高中甫眼里,范大灿执教40余年,一方面培养了现如今在祖国各地从事德语教学或相关工作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厚重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及其他相关学术译著,向世人展现了一名出色的高校人民教师的学术风采。“作为教师,无非就是处理好教书育人和学术科研这两者的关系。但是,要平衡好教书和科研又何其之难啊。幸运的是,老范做到了!”高中甫感叹道。

回首往昔,范老时常觉得自己很幸运,“国家最动荡的时候我都平安度过了,愿望也都基本实现了。现在看到自己的学生们都有所作为,自己也还能做一些工作,我很满足。”

(采访人:蒋睿鹏、沈彬彬、康冠兰) AUt6rgNSReH1BVKxnjZ0aES3tZ0ORum6HgGQGMCq7GqMARuieCLobRsGiOoSQs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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