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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文 1932年11月生，湖南益阳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美近现代史教研室教授。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58年毕业留校，1996年退休。专业特长及主要研究方向为北美史、口述史学、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加拿大史、美国黑人史，撰写和主编多篇论文、刊物、专著和教材。1959年获得“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我想我能在下放期间被评为劳模，是因为领导对我的出身、来北大后的表现都比较了解，为鼓励后来者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做了什么“伟大贡献”而受此殊荣，对此我本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那个时候成分很重要，我的一个优异条件是出身好。我是湖南省益阳市人，祖上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我是第五代后裔。我小时候跟着母亲一起要过三年饭，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我家被划为贫农，是土改“根子”和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土改工作组还住在我家。
我于1953年10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专业，就读五年制本科。大学时期成绩优异，5年中考试成绩保持门门5分（当时向苏联学习，成绩为5分制，3分及格，4分为良，5分为优），连年被评为模范生，获得银质奖章（当时学校的最高奖章）。也因此才能在1958年毕业时留在北大，后来评劳模我想也参考了成绩这个因素。
我们历史学系在清河毛纺厂写了工厂史，还写了首钢厂史。毕业后，学校派我和郝斌等另外三位同学去邯郸给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书的作者）所属的63军写部队史。那时“大跃进”讲究什么都要快，我们大约12天就写出来了《猛虎连》，立三等功一次。（63军有三个师，《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是187师，《猛虎连》写的是188师。）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下到工农兵中去，脱胎换骨地好好进行改造和再教育。当时的毕业生都要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放农村劳动一年。斋堂盛产高质量煤，曾是著名的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点，解放初期北大党委副书记史梦兰是西斋堂人，比较了解情况，所以北大选定斋堂川各村作为下放基地。
1959年3月至1960年春，我被下放到本市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东斋堂村劳动，担任下放干部村工作组组长，同时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同去下放的本系年轻教师大约有20人。
我们在下放期间，除了与当地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还坚持为群众做好事。我认为自己被评为劳模主要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担任《平西根据地抗日史》（当时叫《斋堂人民公社史》）的主编。我们历史系好多老干部是学历史的，写过工厂史、部队史，想再写个公社史，由于斋堂曾是抗日时期平西根据地的中心点，所以我就发起了把斋堂公社史写出来的活动。经过大家的努力，这部书的初稿编好了。油印的初稿印出来后，送给门头沟区委、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后来因为公社的政策有很大变化，初稿中合作化、公社化时期部分的内容价值下降，但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部分的史料价值还是很宝贵的。系里当时的老领导对书稿花了大功夫，当时已经列入了出版计划。虽然现在时间长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出版。
第二件事是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吃水问题，而我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一天我们在后山劳动时，发现钻探机钻出了一股清泉，清凉可口，如果把这股泉水引进村里，可以解决全村的用水问题。由于斋堂产煤，采矿公司在当地进行钻探。但采矿公司在钻探任务完成后，必须把插入地下的钢管全部拔除。如果这样，这股泉水也就没了。我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着急，经在场下放干部集体讨论，我被推举去报告公社党委负责人，请他们出面解决。经过领导同志出面交涉、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协助，采矿公司同意留下钢管，这股泉水被保留了下来。后来他们把泉水引入村里，经过过滤，全村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这股泉水还在用。
此外，我被评上劳模还因为大家对我的认可。在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前夕，村里也有一股否定“三面红旗”的思潮，跳出几个出身不好的人，攻击“三面红旗”，我们及时组织了批判，刹住了歪风。北大第二批下放干部工作组的组长夏自强同志，是我们历史系原党总支干部，对我系下放教师的情况本来就很了解。下放期间，校工作组的同志就在我们东斋堂的村办公共食堂一块吃饭，所以对我们一举一动都十分了解。下放结束前，在全体下放干部总结收获的大会上，校工作组指定我做重点发言。我针对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做了《正确认识农民，虚心向农民学习》的讲话，解决了下放干部对农民有一些不正确看法的问题，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后来，该讲话被收入北大校办编印的《北大下放干部文集》一书。
书香氤氲
师母：我家除了房子里这些书，在外面还有80多箱书，儿子和历史学系的同志帮着我们专门租了房子放书。
杨老师：我们家呀，真是孔夫子搬家——都是书。我儿子有两间房里面也都是书。这些书中比较珍贵的是“文革”资料。有一次，一个哈佛大学来的美国留学生看到我在中关村保存的“文革”资料，说给我10万美金，让我把资料给他。我说这是重要资料，没有给他。到现在，我们还保存着这些资料，将来打算交给国家。我们系孟爱华帮我借了一个房间，我儿子也在办公室旁租了两个房间保管这些材料。我说我们家什么都不重要，这些材料最重要。
出国讲学
杨老师：我做欧美史研究，后来研究黑人史。最初是读了一本书，名叫《汤姆叔叔的小屋》，特别受感动。因为黑人受苦受难受歧视，而我自己要过饭，当然感同身受地同情他们。后来，美国黑人知道中国有个学者对他们有兴趣，做了一些研究，就于1986年邀请我在美国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黑人最集中的地方讲学。
我当年主要是宣传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怎样全力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影响比较大。黑人朋友请我在星期天选一个主题到教堂讲演，讲演后他们听了很高兴，为中国人民祝福，然后就唱啊跳啊，还进行提问。在美国讲演不难，回答问题却不容易，因为学生可以脱开讲演的内容提问。如果你不知道，也可以承认，那样也好。
因为我在黑人方面的研究，佐治亚州平原市的市长给我颁发了荣誉市民证书，我成了卡特总统老家所在地的荣誉市民。
现在，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大大好转了，甚至拥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当上了美国总统。前些时候奥巴马知道了毛主席当年全力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很受感动，发表过一个讲话，对毛主席做出了很好的评价。
帮助学生
杨老师：作为老师该怎样做？我做了一辈子教员，经常去学生宿舍，看看哪个学生有困难。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为学生呕心沥血都应该，唯恐其不成才。我的体会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教员是属于学生的。所以比学生的父母责任还要多一些，父母生了他，教师还要给他灵魂，教师对于学生事业的成功关系重大！
师母：当年杨老师没退休时住中关村23号教授楼，那时候穷着呢，杨老师很好客，学生一放学就到我家坐在小板凳上听杨老师讲历史。晚上一过9点，我就给他们做一碗面，放点葱花，放点酱油，打几个鸡蛋。杨老师自己苦苦一辈子，每次回家就带两瓶酱菜给父母。过年了，他姐姐给他从里到外换成新的，第二年回去时，身上又是旧的。他呀，回来把新衣服全都给学生了。此外，他还给留学北美的学生联系学校，有时还替他们交钱。
杨老师：我是搞欧美史的，美国、加拿大都是我的研究范围，学生出国要交美金，他们哪有。我就给学生凑。
师生情谊
杨老师：我并不是大师，泰斗级的人物应该是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张芝联先生那样的，我是他们的学生。现在还挂在客厅的张芝联先生的那幅书法作品就是我最后一次看望张先生时，他送给我的。
师母：过去的老师都是藏龙卧虎，很多老师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过去的人对老师毕恭毕敬，君子之交清淡如水。
杨老师有很多学生出国。有的学生留学回来，都来看杨老师；有的学生留在国外，当了教授、律师等，杨老师走到哪都不用住旅馆，他们会接待杨老师。到了美国，如果待在一个地方，学生们甚至开一夜车来见杨老师，到哪里都是一屋子学生；如果只是在机场中转，学生们都举着写有杨老师名字的报纸迎接，场面非常壮观。
杨老师教过的学生毕业后成为了各条战线上的精英，比如中央干部、部队将军、国际大律师、电视台记者、国际经济战线骨干等。杨老师感到非常欣慰。
我入学已是“文革”后，片段地听过杨老师的课，感觉他待人热情开朗，各路消息丰富。老师喜欢旅行。
——牛大勇
我1998年年底才来北大，当时杨立文老师已经退休，与杨老师接触不多。在有限的交往中觉得杨老师很谦和，待人真诚热情，讲话很有感染力。
——王立新
杨老师上课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字正腔圆，走路时腰板笔直。
杨老师和同学们经常打成一片，有说有笑。
——李维
对杨立文老师印象很深，简单地说，博闻强记，人称“活词典”；平易近人，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且乐于助人，受到他帮助的人不计其数；对美国史尤其是美国黑人运动史有深入研究……
谢谢你的工作！
——徐健
杨老师是影响我们这一届学生的一代老师中的一位，他宽厚、平和，思想敏锐，有长者之风，不乏谦逊，特别喜爱收藏历史资料，特别喜爱与社会文化界交往；他给我们讲故事，对北大以及社会上的故事如数家珍；他阅历颇多，非常热情地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进行交流。他非常乐于助人，我就曾经亲眼看到他对家境不富裕的求学子弟进行照顾。杨老师爱说话，其间透着智慧与感染力。
——王利军
杨立文老师热心公共事务。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时，杨老师负责我们八连的伙食采购，十分辛苦，任劳任怨，堪称模范。平时杨老师为人直率，不伪善。
——徐天新
杨老师是北大历史学系极富个人魅力的老师，也是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之一。他对我的教诲和影响，可谓终身受益，没齿难忘。他最吸引我的当然是他精深的学术造诣，他是我在美国史研究方面的启蒙导师之一。但远远不止于此，他还有很多方面的魅力。首先他的性格让人感觉一见如故，他无所不谈，把学生当作亲人。其次是他的胸怀。他有湖南人的风范，一种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气概。再次是他的伯乐精神。他是我们系改革开放之初，推荐学生到国外就读最多的老师之一。最后是他的国际交往精神。他频繁邀请外国教授来华讲学，自己也多次到国外讲学。总之，杨老师是一位学识高深、德行醇厚、视野开阔、敢于担当、诲人不倦、泽被无穷的一代良师，是北大的宝贵财富。
——张雄
采访手记：
采访杨老师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去杨老师家前，杨老师亲手写了四页纸的自述，师母在电话里也非常热情地向我讲述了杨老师的许多相关情况。来到杨老师家中，杨老师和师母笑脸相迎，为我端上了热腾腾的新茶，还为我的采访婉拒了他们女儿从加拿大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访谈过程中，我的每一个极其简短的问题都可以引出杨老师和师母大段大段令我惊喜和感动的讲述。此外，杨老师还向我展示了他的美国佐治亚州平原市荣誉市民证书，去哈佛大学讲中国人口问题的外国报纸，已完成还未发表的历史书稿，大量和李讷等人的合影等珍贵资料。虽然杨老师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目光炯炯，思路清晰，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热情。
（采访人：王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