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维佳

北京话语音是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基础方音，学术界往往因关注普通话语音而遮蔽了对北京话语音的研究，以致对后者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呈现出一种“灯下黑”的局面。不仅如此，近数十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北京人口的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在打破老北京人、新北京人、外来人口之间的空间界限，北京话音系也受到了普通话语音的强烈冲击，正在发生激烈的演化。这就决定了对变化中的北京话语音进行研究是当下学界刻不容缓要做的工作。

上声变化可谓是北京话音系中变化最激荡的部分。历史文献和域外文献中对汉语上声有各种描写：唐《元和韵谱》“上声者厉而举”，唐净严《三密钞》“上谓上升，厉而举之声”，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上声高呼猛烈强”，明王骥德《曲律·论平仄》“上声促而未舒”，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内有沙门安然《悉昙藏·定异音》“上则直昂，有轻无重”，日本释明觉《悉昙要诀》“初低终昂之音可为上声之重”，朝鲜崔世珍《四声通解》“先低而中按后厉而且缓”。可见，“厉举”“直昂”是汉语古上声的特征。那在今天的北京话中有什么特点呢？现在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和普通话测试标准中，一般采用低降升的调值，即214。但近年来一些专家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是低降低的211或低低的11；在第十一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上，石锋教授通过实验的方法详细论证了上声调的低特征，也提出了最好用11来描写上声调。关于北京话上声调认识上的分歧以及声学表现与听感模式之间的差异，或许跟北京话自身演变有关。要解开这个谜，我们有必要采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并通过实验的手段来展开深入研究。

刘志敬博士《北京话上声调研究：基于语音声学信号和EGG信号的考察》就是运用社会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来探索检讨正在变化中的北京话上声调性质、特征的一部专著。与以往北京话声调研究不同，这部专著是完全基于语音实验和统计分析的微观研究，从两个视角——声学生理实验和社会分层来展开研究，将北京不同言语社团上声基频信号的声学模式和嗓音信号的发音形式结合在一起观察，不仅分析了不同社团上声调值的起点、拐点、终点音高及拐点的位置等基频模式，而且还观察了各言语社团发声时低调伴随音——嘎裂声的出现情况及其社会分布和结构分布，嗓音信号的基频、开商和速度商三个物理参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上声的发声模式。

根据语音发声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声调属于发声的研究范畴，不仅要研究声带振动的快慢而导致的基频模式的不同，也要研究声带振动方式不同而导致的发声模式的不同；正在进行中的音变是可以观察到的，其研究视角就是对发音人的“真时”跟踪和对不同言语社团的“视时”观察。这部专著正是据此而展开的，其对学界认识北京话上声的性质特征具有两大贡献。

首先是用电子声门仪（EGG）观察北京话不同言语社团的嗓音发声模式，发现男性女性在开商、速度商等嗓音特征上的差异。此项研究不仅关注学界以往聚焦的北京话上声基频模式，而且也用对嗓音发声的微观实验和分析数据弥补了前者所呈现不出的上声特征。在基频模式上，此项研究主要考察了上声起点、拐点、终点音高和拐点位置这四个观察点；在发声角度上，采用EGG信号所测数据，主要观察了北京话上声中带有的嘎裂声这种低调伴随发声态的分布规律，以及嗓音信号的基频、开商和速度商三个物理参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上声调的发声模式，发现：北京话上声调男性女性速度商数据曲线走势与基频曲线走势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男性的速度商与基频呈正比，女性呈反比；开商走势与基频曲线走势男性女性也有很大差别，男性的开商大多与基频呈反比，女性正好相反。为何会出现这种发声特征与声学呈现上的差异？此项研究做了深入的解释。

其次是通过对社会分层的实验观察，研究正在变化中的北京话上声调的特征。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交际中的语言并不像一些语言学家为了便于研究而假想的那样是一种“同质”系统，人们所能观察到的是语言已经完成变化的结构，语言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人们根本无法看到。语言事实并非如此，语言变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我们将不同言语社团的人的发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就立刻会发现，他们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语言整个变化的过程。这表明，正在进行当中的语言变化是能够观察到的，而观察的窗口就是社会分层研究。根据这个原理，本专著将年龄、性别、家庭语言背景等看作是北京话上声基频模式差异的主要的社会影响因素，采集了32位北京话发音人的语音数据，按照上声单字调基频模式、不同古来源上声单字调基频模式、上声单字调嗓音特征、基于EGG信号的北京话上声调嗓音模式等思路，分别做了14个社会分层实验分析。研究发现：

（1）上声的起点、拐点、终点音高和拐点位置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它们一起构成了区别不同言语社团的重要指标。前人对终点重要性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可有可无。

（2）关于上声调的拐点，此项研究表明：从基频模式分析得到的结果和从嗓音参数得到的结果是相互印证的。上声的本质特点“低”的实现方式在不同人群间是不同的，有的人群主要通过基频（F0）的“低”来显现，有的则通过发声特点来显现。具体来说，以40～49岁人群为界，这个年龄段以下的人，多通过嘎裂声来体现拐点的“低”，而这一年龄段以上的人，更多通过基频的“低”来实现。同时，当出现嘎裂声时，开商比较低，速度商比较高。本专著从社会因素及嗓音参数探究了这一模式出现的原因。

（3）单字调的上声古来源对当代北京话上声调的影响比较微弱，主要显现在拐点位置上：来源于次清声母的上声组拐点位置明显比其他各组拐点位置靠前。

（4）北京话上声的发声模式在不同来源的上声组中的表现是一致的，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性别中。可能正因为北京话上声调在不同言语社团中表现出的差异，使得学术界对上声调的调值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如果把社会分层条件看作上声调变化的自变量，那么言语社团的上声调差异肯定反映了北京话上声调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因此，运用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并通过语音实验的科学手段研究北京话上声调，可以真实地再现上声调变化的过程，同时消除学术界对上声调性质、特征的分歧。

这部专著虽是以“小切口”的方式呈现并分析北京话上声调的微观变化，但在研究过程中刘志敬博士所花费的精力和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确定研究思路。过去有关北京话上声调的实验研究学界已经做了很多，而且成果斐然，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症结出在哪儿了呢？这需要作者梳理以往研究的视角从而确定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个梳理思路的过程是繁复的，同时也是痛苦的。作者翻阅了大量的理论书籍、实验案例及以往研究的材料，也常去北京大学聆听孔江平教授的实验语音学课程，将形成的思路立起来，随后又推倒，再立起来再推倒，反反复复很多次，最后选择了声学实验和社会分层研究两个观察视角来分析声调的微观差异和变化。数据的处理对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数据来自研究者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家庭语言背景的32位发音人的田野采集，通过14个维度对这些材料进行实验统计分析，其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其实，刘志敬博士的这部专著集中写作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但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对材料的采集和处理分析上。可见在这些艰苦而又烦琐的调查统计过程中，作者的研究能力也随之提高。

当然，北京话上声调的微观差异及其所反映的音变过程，不只通过声学基频模式和嗓音发声模式可以观察到，还应该从不同言语社团的范畴感知角度去深入探讨上声调变化的性质特征。这一方面作者还有很长的研究道路要走。

声调是汉语方言语音演变最为激烈的内容之一，其合并与分化都跟调值变化息息相关。因此对声调微观差异和变化的社会分层与语音实验研究是我们揭开一个个方言声调分合演化过程的重要途径。这方面，刘志敬博士已经有了一个科学认真的探索，沿此再深入下去，定会揭示出北京话声调更多的奥秘，也会给汉语其他方言声调的观察提供一个视角。

是为序。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