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数年前，在《科学的形上之维》一书序言中，我曾提及，继“科学”的沉思之后，我的注重之点拟转向道德哲学。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兴趣转换，事实上，早在《善的历程》中，我已从史的角度，考察了价值论与道德哲学的某些方面；尔后关于人的存在所作的若干思考，也内在地涉及道德哲学：对存在与“在”的思与辨，总是引向如何“在”的问题，而如何“在”则是道德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就我所关注的史与思、形上与形下的互动而言，道德哲学似乎也能够提供某种比较切实的结合点。就上述意义而言，从科学形上意义的省察到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意味着科学之“真”与道德之“善”的交融，而且也可以视为我此前工作的逻辑延续。

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往往有不同的侧重。它可以将经验世界作为主要关注之点，探讨其中具体的道德问题，各种形式的应用伦理学，如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企业伦理学，等等，便表现了这一特点。道德哲学也可以追问道德的根据和基础，从较为形而上的层面，探讨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便可大致归入这一类型的道德哲学。相对而言，本书所做的工作，更接近后一种考察方式。事实上，本书之名（《伦理与存在》）也表明了这一点。当然，经验世界的考察与形上的追问之间并非彼此悬隔，有所侧重也并不意味着片面地囿于某一视域。在进行形上沉思的同时，我也努力避免疏离和遗忘现实的存在；二者的沟通，构成了本书的内在旨趣。

历史地看，从古希腊、先秦，到当代，伦理的沉思曾一再地指向道德的基本问题；具有不同哲学立场的哲学家在对道德问题作思与辨的过程中，也展示了多样的探索之路，并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思想印痕。历史上的思维成果既为尔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又引发着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在这一意义上，伦理学的理论与伦理学的历史无法截然分离，后者同时也要求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史与思统一的原则。以此为前提，本书在展开理论分析的同时，也时时回溯和关注哲学的历史（包括中国与西方的道德哲学传统）。当然，历史的回溯并不是简单地接受或利用以往的思想资源，它总是包含着辨析、扬弃、回应，从而在实质上展开为一个不断对话的过程。

就对话而言，其形式当然并不限于研究者与文献之间，按其本来意义，对话往往带有“在场”的特点。事实上，我也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具有“在场”性质的对话。1994年至1995年在牛津大学作学术访问时，我曾有机会与当时在牛津任教的伦理学家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教授接触，他对德性伦理及亚里士多德、休谟伦理思想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对相关理论和思想的注意。1999年至2000年在哈佛大学作研究期间，我也曾与哲学家诺齐克教授（Robert Nozick）、普特南（Hilary Putnam）教授等作过内容宽泛的交谈，诺齐克对哲学的整体性或不同领域及分支之间的相关性、理性（包括实践理性）的本质、哲学论辩的结构等的关注，普特南在瞩目科学哲学的同时又涉足规范、道德等问题，以及他对实用主义的道德哲学、哈贝马斯的交谈伦理学、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与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哲学所作的评论，等等，给我展示了分析哲学的另一种视域。而对我探讨善何以必要和可能的思路及有关看法，诺齐克教授等也表现出某种兴趣。尽管这种交流也许还不能视为深层面的讨论，但它多少使我较为真切地了解了当代哲学家的某些思考，后者同时也在宽泛意义上构成了研究背景之一。

对本书所涉及问题较为集中的研究，开始于1998年，全书的准备、撰写前后历时近三年。其中相当部分的章节是在哈佛大学研究期间完成的，哈佛大学丰富的藏书，为我提供了研究的便利。书中的有关内容，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讨论班上作过讲授。讨论班同时也为另一空间中的对话提供了机会，它对进一步的思考，无疑也有促发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所涉及的内容，抑或形式的结构，本书都谈不上系统。事实上，在对道德或伦理作思与辨的过程中，我并无意提供一个内容完备、结构严整的伦理学“体系”，而是更倾向于就某些本源性的问题作若干具体的研究。同时，书中提出的有关论点，本身也具有历史的性质：作为阶段性的思考结果，它们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被看作是历史中或过程中的存在。

杨国荣
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