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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生态危机和资源消耗严重的形势下，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面向未来人类必须理性地根据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思路制定生产行为准则。唯有这样，人类生存的条件才能可持续，人类社会才能有序、持久、和平地发展。这就是被世界各国所认可和推行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等一批著作的发表为标志，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孕育。《寂静的春天》列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重大的公害事件，将人们从工业时代的富足美梦中唤醒。林恩·怀特揭示了环境危机的根源来自西方文化的根基，即“创世记”本身。加勒特·哈丁将“公有资源的悲剧”归咎于人类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多纳拉·米德斯则计算出地球资源的极限，警示了人类生存的危机。
1987年，以布伦特兰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理论和概念层面推向行动层面，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这次会议以后，国际上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研究重点集中在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绿色设计评价标准等方面。
《我们的共同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广为人知，即“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基于这一定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戴维·皮尔斯（1996）借鉴布伦特兰的定义，给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定义是：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
海蒂（1995）从技术角度给出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生产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
缪纳兴哈（1995）等人从生态角度给出的定义是：为了当代和后代的经济进步，为将来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
缪纳兴哈和麦克米利（1998）从社会可持续性角度给出的定义是：在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可以发展。
我国学者王书明等人对广为人知的布伦特兰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布伦特兰的定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首先性地位，仅仅从人与人的关系定义持续发展，而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前提恰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它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上下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而掩盖了当代人之间的矛盾及其重要性。实际上，阻碍持续发展的成因恰恰在于当代人之间的关系不协调，说得具体些，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民族等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深化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认识。
在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评价模型的构造与应用，它是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目前国际上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指标体系及其计算方法的内涵和特点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指标体系及其计算方法主要可分为以下3类：
一是以系统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构建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SD）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指标体系、Prescott Allen（1995）提出的“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模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提出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
二是基于环境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有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的“国家财富”指标体系、Daly和Cobb（1989）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Cobb等人（1995）提出的“真实发展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等。
三是具体的生物物理量衡量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以Wackernagel等人（1996）提出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 Print）的概念及其计算模型为代表。
此外，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用来评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也可对照有关目标要求检验其完成或推进的状况。
1.既有可持续发展定义的缺失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学者们从经济、技术、生态、社会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丰富了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但是，可持续发展是否包括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学者们却鲜有论及。文化维度的缺失，是过去可持续发展定义研究的一大缺陷。
2.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不足
在许多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中，指标体系或过于宏观，或过度强调货币化，突出了总体性，却对拉升或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的行业和关键环节缺乏度量要求。所以，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观念层面上而对社会各界起到讨论和引导作用。
3.对人类历史上可持续思想理念缺乏溯源研究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东西方思想家都曾经发表过诸多与现代可持续思想理念一致的言论，并且这些言论在历史上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也曾发挥过指导和引领作用。寻找蛰伏于民族文化根脉之中的思想资源，能够为本土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强大的民族人文背景支撑，提升民族致力于绿色发展的自信心，也成为我们最为确切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的基础。
4.缺乏相关行动与路径、措施与策略的系统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的理想化愿景。但是，人类的生存必然离不开经济活动的开展，人对自然的绝大部分索取都是通过产品的形式来实现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都涉及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而在产品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和废弃物丢弃又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可以通过哪些行动措施来消减矛盾，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应该制定哪些法规来加以保障，这些都是需要相关部门和机构的专业人员去系统思考研究的问题。
在对可持续发展既有概念的定义、评价及对研究本身既有评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意义和宗旨是：通过提高满足人们生活的各种物质形式的质量，达到减少资源与能源代价的目的，实现既让当代人过上富裕生活又能留下美好的环境与充足的资源让后代人也有继续发展机会的双赢局面。不难看出，要实现这种双赢局面，前提是要“通过提高满足人们生活的各种物质形式的质量，达到减少资源与能源代价的目的”。实际上，实现这个“前提”的措施和方法就是“绿色设计”。
对于绿色设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1世纪初在理论界掀起研究热潮。绿色设计研究大致可以从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3个方面进行述评。
1.绿色设计价值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设计的论争中，设计师们从对美与形式及优越文化的陶醉中开始转向对自然的关注。1971年，美国设计理论家Victor Papanek在《为了真实世界的设计——人类生态学和社会变化》一书中强调，设计应该认清有限的地球资源的使用问题，并为保护地球的环境服务。它促进了“绿色设计”“生态设计”的概念和价值观的初步形成。
总体而言，中国设计价值观也经历了与西方一样的“以物为本”“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这3个历史阶段。2000年以前，“产品”本身更受到设计的重视；2004年，《美术观察》杂志社曾开展了“关于中国当代设计价值取向”的讨论，提出设计“为人民服务”；而近期研究“以自然为本”的绿色设计规则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李立新，2011；王培华，2010；等等）。
2.绿色设计本体论
（1）概念命名。大多数研究指出，绿色设计（Green Design）也称生态设计（Ecological Design）、环境设计（Design for Environment）或环境意识设计（Environment Conscious Design）。
（2）基本内涵。对于绿色设计的基本内涵，研究者大致集中在满足功能、质量、成本等一般要求，实施产品全周期过程控制，资源能源利用率高，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小，从根本上防止污染。西蒙·范·迪·瑞恩和斯图亚特·考恩（1996）指出，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由此看来，绿色设计和生态设计共同的特征都在于强调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3）思想渊源。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梳理中国绿色设计的思想渊源，寻找中国绿色设计的哲学基础。相关的研究如：孙晓铭（2011）、马骥（2012）从儒家哲学中的生态哲学意识和“天人合一”思想谈对绿色设计的启示；有学者（廖兆龙，2010）就禅宗文化与绿色设计进行了讨论；也有学者（孙湘明，2010；于修彬，2010）关注的是道家思想与现代绿色设计的关联；还有学者从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中探寻绿色设计理念（姚民义，2008；张莉雅，2011）；等等。
3.绿色设计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为帮助工业界改善环境表现做了大量工作，并于1997年4月出版了名为《生态设计——一种有希望的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思路》的手册。该手册总结了环境思路不断演变的过程，即从末端治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过程控制（20世纪80年代），再到清洁产品（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生态设计”概念，论述了在开发产品时需要找到生态要求与经济要求之间的平衡，认为环境问题应贯穿于产品开发的全过程，并建议采用一种逐步逼近法设计环境负荷最小的产品。该手册设计了与传统设计完全兼容的6个步骤，提供了9个全面覆盖生态设计的专门模块，对于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他代表性研究如：2000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Han Brezet教授提出了“绿色设计”四阶段模型，从4个革新阶段形象地反映了绿色设计各环节中环境效率因子所占的比重，以此来对绿色设计进行直观的评估；2003年，日本学者、国际著名材料科学家、环境材料创始人、东京大学山本良一先生在所著的《战略环境经营生态设计——范例100》一书对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的方法与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升华，论述了实现环境经营需要遵循的生态设计基本原则及方法；2008年，英国诺丁汉大学John Stark教授在所著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21世纪企业制胜之道》中对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领域的实践应用和理论研究做出了深刻总结。
我国对于绿色设计的研究，也是在世纪之交时全面深入开展的。相关代表性研究如：刘光复等人（2000）提出了从绿色产品的描述与建模、绿色产品结构设计、绿色设计的材料选择、产品资源性能设计、产品环境性能设计、绿色设计评价6个方面探讨了绿色设计的体系结构与实施策略；杨旭静等人（2001）对绿色产品设计及其关键技术开展研究综述后提出了我国绿色产品设计应优先发展的四大关键技术，介绍了公理化、模块化、质量功能配置等方法在绿色设计范畴内的应用，指出绿色设计必须与现有设计方法和并行工程有效融合。
绿色设计是可持续发展思潮发展的产物，二者紧密关联。至今，对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进行关联研究的成果可简要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1.强调绿色设计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作用与责任
这方面的研究如：赵子夫、唐利（2003）强调，绿色设计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的最佳途径，是工业设计者“给后代留一片净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工业设计者的历史责任；刘敬东（2006）指出，绿色设计在真正意义上的确立源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张荔子（2007）认为，发展绿色建筑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张璐（2008）认为，“绿色设计”对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钟丽颖（2011）认为，“绿色设计”是“合理地利用环境和空间，节省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等等。
2.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绿色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如俞孔坚（1998）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设计理论与方法，王立端、吴菡晗（2013）的再论绿色设计等。
3.探寻绿色设计与行业、产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这类研究成果丰硕，如贾芸（1999）的绿色设计——服装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虑、张京辉（2003）的绿色设计与机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金崇斌（2005）的可持续发展观和现代城市居住区景观生态设计、何家章（2005）的绿色设计——包装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王立端（2008）的生态设计是工业设计创新思维的新焦点、蒋荃等人（2009）的生态设计——实现建材行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技术、张建峰等人（2010）的绿色设计——现代制造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等。
学术界对绿色设计的定义有多种说法。2002年，四川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开展绿色设计教学工作时，在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绿色设计就是通过设计去解决生态与供给矛盾的思维及实践过程。”绿色设计的含义包括：一是从保护环境的角度考虑，通过设计达到减少资源消耗的目的；二是从商业角度考虑，减少潜在的责任风险，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三是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彻于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之中，让有限的物质资源物尽其用；四是加强绿色理念和技术对设计的渗透力，以生态产品的形式为人们提供消费成本较低、消费质量更高的生活方式与服务。
我们围绕构建“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绿色设计体系”开展研究工作：一方面，立足国内，溯本求源，寻求中国传统智慧；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开阔视野，探求国际先进理念，实现国内外传统的交汇，进行视野融合、行动协同。同时，根据国家战略调整、社会发展需要及学术领域所凸显的理论需求，从“理论的系统研究、行动的方法研究、推广的策略研究”3个层面进行重点研究，为搭建中国绿色设计理论构架提出基础性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性策略探索。
首先，从绿色设计概念的产生到具体实践，对其价值论、本体论、方法论进行剖析；其次，对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内涵、愿景追求、行动方式的既有成果进行梳理；最后，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倒逼反推总结出新时期对绿色设计的更高要求，从而从理论研究、实践方法、行动策略等方面，本着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宗旨，提出本体系的内容结构、逻辑结构、目标愿景，最终完成“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绿色设计体系”构建。本书体系构建路径与研究框架如图0.1所示。
（1）本体系系统地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价值观-绿色产品设计-绿色生活方式设计”为研究路径，在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二者互向价值的探讨中架构起一道有效的研究桥梁，夯实绿色设计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构建起“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绿色设计体系”。
（2）本体系通过挖掘国外可持续与绿色设计理论观点，汲取中国古代人文传统中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思想观和造物理念，深入探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设计的思想方法与支撑实践的基础理论。
（3）本体系力图从多个层级系统地完善绿色设计的实践方法体系、设计评价体系，并且通过案例实践分析，分享设计心得。
图0.1 本书体系构建路径与研究框架
（4）本体系系统地提出了绿色设计教育体系的构建方案，有利于通过推进绿色设计教育有效地开展全民参与的绿色设计教育，增强国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并探讨了如何建立绿色设计的专业培养体系为国家培养绿色设计专门人才。
（5）本体系从绿色设计法制保障和激励机制建设的角度，为政府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6）本体系提出应该通过绿色设计为社会提供充足的绿色产品，完善绿色采购体制，促进全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
本章回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简要过程，指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人类自身发展一次次的选择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敬畏—顺应—凌驾—共生”的过渡演变。人类在面临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复杂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应对措施，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而可持续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最终的归宿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色设计”这一概念被提出至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理念和内涵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丰富。在生态危机日益迫近的当下，反思工业社会的发展路径与增长模式，从“生态”与“可持续”等角度探讨人类未来的自我拯救之路，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基本共识。而与人类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的“物”的设计、制造与实践，无疑是其中最为根本的一个领域。本章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反思绿色设计，以有关历史与现实问题为导向，“提出问题，努力求解”，论证了绿色设计为什么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可谓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设计伦理等思潮的持续升温，与全球范围内的绿色技术、绿色政治、环境哲学等思潮的蓬勃发展相呼应。
在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的体系建构方面，广泛吸纳、借鉴西方国家在生态运动与绿色理念方面数十年积累的基本理论与经验的同时，我们却发现，无论是从生态思想的构建还是哲学的本源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世界，尤其是古代中国的历史深处。中国本土古老的思想传统及在这一思想传统中萌生的本土造物观，天然地含有与当代生态思想与伦理相呼应的基因与价值取向，而这一宝贵的思想资源，在历经漫长的历史长河沉淀之后，在现代化急促的步伐中，却几乎为我们所遗忘。本章重点探讨的内容是中国绿色设计应该返身于历史深处，寻找蛰伏于文化根脉之中的思想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为本土的可持续发展与绿色设计实践提供强大的民族人文背景支撑和最根本的思想理念支撑与指引。
如何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产品生产领域是绿色设计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对绿色材料与制造加以研究并迅速转化成现实的经济活动，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绿色材料与生产研究是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部分。本章对绿色材料与制造技术的基本内容进行阐述，对材料与设计创新的内在联系进行归纳，对能够在生产中广泛应用的绿色材料与生产的技术要素进行分析，遵循造物和设计制造的理念、方式和战略，充分利用现有科学技术手段，从社会人文的高度去审视绿色设计与制造的主要内容及发展方向；通过理论和技术层面分析绿色制造的内涵和相关技术内容，为进一步探索绿色设计的制造技术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
在当代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即“人居环境”，是绿色设计的根本目的与出发点，也是绿色设计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绿色设计在城乡居住空间的实践，涉及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园林景观学等多个学科，涉及区域、城镇、街区等多个层次。本章围绕绿色设计在城乡居住空间的应用，结合案例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并分享。第一，以西南流域山地城市生态安全建设为例，探讨了绿色设计的生态安全基础。第二，在城乡居住空间构建合理的绿色基础设施，是对自然空间资源的保护，以及对社会、经济、人文等要素的充分尊重，是城市支撑系统的基础；同时，对绿色基础设施的构成、布局原则、布局方法及相关案例进行了分析。第三，绿色设计理论在不同地域特征中有着不同的应用方式，课题以泸沽湖少数民族聚落为例，探讨了基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少数民居聚落的保护和发展研究。第四，城市人居空间的艺术建构是绿色设计在空间美学上的探索，课题探讨了绿色设计与人居环境科学的相关关系，并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空间艺术的审美演进与文化脉络关系。第五，基于绿色设计理念，课题对既有城乡居住空间进行演替，总结了城市修补、文脉传构、新型巧筑3种演替更新的方式，探讨了城市既有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绿色设计的评价是设计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指导设计过程的进行和对设计方案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目前，运用最广泛的生命周期评价标准（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是用于评估从原材料提取到材料加工、制造、运输、使用、维修和维护，以及废弃物处理或回收利用的技术工具，是与产品生命的所有阶段相关的重要环境管理工具。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从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从而实现环境保护。而本体系所提出的绿色设计评价标准，在LCA评价的基础上，分别从生态、文化、社会3个方面对绿色设计提出了要求，并且将“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作为绿色设计的目标。我们尝试着对绿色设计评价标准做出较为清晰的描述与定义，建立了“绿色设计综合评价模型”（Comprehensive Green-design Evaluation Module, CGEM），丰富和完善了现有的评价标准。
绿色设计教育体系应该是中国绿色设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重点阐述绿色设计教育应该根据教育目的、受教者的特性等差异，将绿色培养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公众教育、专业教育3类。其中，基础教育主要是指中小学环境教育，在人们接受知识的最初阶段就将生态思想、绿色发展理念等贯彻于其中，可使青少年从小就接受正确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影响；公众教育也是社会教育，主要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绿色文化，在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的价值观念，创造绿色发展社会氛围。而高校的专业教育是重点，因为产品具有批量化生产的特性，所以高校培养的设计人才是否具有生态意识和绿色设计能力对社会的影响很大。通过高校设计专业，为国家培育大量具有生态环保意识、熟悉绿色行动方式方法、具有绿色设计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绿色设计人才，为绿色发展提供设计、管理、科研人才，是加快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本章从环保理念如何渗透到中小学环境教育中、高校专业教育如何进行绿色设计专门人才培养，到对大众进行绿色设计文化的普及，为建立绿色设计教育体系提出了全面的方案对策。
绿色设计的法律问题是实践中十分敏感和突出的问题，也是目前理论的系统研究较为欠缺的问题。本章从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论证了绿色设计的价值属性，构建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绿色设计的自由—秩序谱系，并提出了在基于可持续和绿色设计的同时具有的实践指导意义的激励—保障价值观。绿色设计的自由—秩序谱系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通过价值的分析，丰富和深化了绿色设计，也能给设计实践的自我定位提供理论参考和论证。自由决定了绿色设计的改良性，秩序决定了绿色设计的守成性；自由决定了绿色设计的超越性，秩序决定了绿色设计的适应性；自由决定了绿色设计的交往性，秩序决定了绿色设计的控制性。绿色设计在这个连续的统一之间，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秩序与法律一致的主要表现为有法律有秩序、良法良秩序、优法优秩序，即按经济学理念进行的法律运用、法律理想图景。通过分析绿色设计的价值，展示一些关于设计本身的属性；通过在自由与秩序之间的设计定位，来引导绿色设计的自觉，从而培养富有真正的自由精神的、绿色秩序的社会历史活动的状态，培育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为自由的个人与秩序的社会之间的绿色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法律回应社会的应有之义。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对于促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谐、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国家绿色发展至关重要。本章通过阐述什么是绿色生活方式、生活价值观引领生活方式、转变生活方式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绿色设计可为生活方式重构提供思维启迪、绿色设计可为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提供技术支撑、绿色设计可为实践绿色生活提供行动措施、绿色设计可为验证绿色生活品质提供评价体系、绿色设计可引导大众绿色产品消费、绿色设计可参与顶层设计，为绿色生产生活政策保障提供咨询服务，为企业绿色生产转型提供系统规划。本章重点阐述了绿色设计以生态文明价值观为指导，向人们提供绿色供给的方式，系统地指出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条件是构筑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措施。
当下，我国学术界从环境保护、技术范式、经济增长方式等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界定。较为正式的界定是国家发改委对循环经济的描述：循环经济的核心是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强调“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统整下体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特征，从而在根本上变革“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由此可见，从传统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型是时代发展的方向，从而倒逼工业设计的设计范式转型，体现了设计界对传统工业社会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的反思。循环经济的实现离不开绿色设计活动，绿色设计提倡的“3R原则”是循环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在环境和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当下，设计的目光应该更多地聚焦于地球资源的合理使用及设计如何为保护地球环境服务，从而支撑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设计是基于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思考的，要实现绿色设计就需要通过技术的不断革新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技术革新主要包括用于建构产品（人工物）的材料的技术革新，在生产、制造、使用过程中的能量供给技术的革新，废弃后的材料回收、降解、再利用等的技术革新。技术革新为绿色设计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手段，使绿色设计的各种理念及设计意图能够顺利地得以实施。因此，要密切关注有关工业科学技术和传统造物智慧，采用技术延伸、技术压缩、技术转化、技术整合的创新方式，通过以可持续发展思想来指导增效资源、绿色开发生产与营销、低能耗消费与循环利用策略、弱势群体服务解决方案及民族文化传承与区域经济振兴等方面来开展设计实践活动，在践行设计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行动中不断地去丰富、验证、完善绿色设计方法。
全人类都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的参与者，我们除了将消费后的物品进行回收，变成原材料再次利用之外，还可以改变消费行为模式，从追求拥有变为追求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设计的边界不断拓展，为服务设计及系统创新带来了挑战并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绿色设计的思想方法就是将市场经济、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甚至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综合体，以系统思维替换传统的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和商业利益的价值追求，促使设计必须从生态整体系统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系统的革新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绿色设计的宗旨即实现绿色生活方式。
人类自觉的“设计活动”始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莱昂纳多手稿》是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工程技术和设计手册，标志着“设计”开始成为一种系统的知识和方法体系。在18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发生的工业革命后，出现了机器生产、劳动分工和商业的发展，促使设计脱离生产制造的其他环节，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一个新兴的职业。今天，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设计已经变成一项复杂的和多学科性的创造性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设计活动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人的关怀、对技术的应用，同时要做到对环境的友好，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基于设计活动的研究自然就会涉及社会的研究，人的生理、心理及习惯的研究，产品工艺、形态及功能等研究。绿色设计可能不断降低产品非绿色现象发生的频率，并且在绿色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将“非绿”变为“浅绿”再逐步推向“深绿”的过程，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绿色设计会永远处在路上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正是激励从事设计实践和研究的人对设计自身发展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的动力。
彻底的绿色设计的实现有着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绿色设计关系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在时代技术水平的限制下，绿色产品虽然经过了绿色设计的各种考量，但在生产消费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非绿色的现象，如某些有害材料仍然无法找到理想的替代品，制造工艺中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切削液，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绿色的营销广告方式仍然难以推广等。
产品绿色设计是一个复杂和系统化的过程，涉及供应链、材料、加工工艺、电工电子、机械结构等物理化学属性和加工生产过程，以及运输、销售、回收、再设计和再生产等社会系统和环节。本章重点分析和总结了家电、家具和生活用品等主流产品领域的绿色设计问题及其属性，并对实践过程中涉及的材料选择、工艺优化、资源合理利用、能源节约等主要设计方法进行挖掘和提炼。我们在分析家电、家具和生活用品等领域的绿色设计问题时，应重点关注产品的生态属性和常用的绿色设计方法，核心理念仍然是以产品生命周期的系统化思考为基础。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法也是产品绿色设计的基本方法之一。
交通出行是人们生产、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随着交通出行工具的快速发展，使用传统能源车辆排放的尾气已成为主要的空气污染源。交通工具设计实践涉及个人出行工具、公共出行工具及工程装备类交通工具等不同的领域，需要从新能源替代，人性化、个性化出行方案到高效率工程设备等方面对设计方案进行全面而详细的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清洁、可再生能源被开发出来，并运用于交通工具，而且交通工具的设计所针对的使用对象与功能也越来越细分。这些变化都促使交通工具的设计实践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应该说，环境设施与环境接触最为紧密，而环境设施设计也是人们最早提出的可持续设计的领域之一。本章选择城乡户外设施、临时售卖设施、公交车站、生态示范服务设施、防灾救援设施、智能服务设施等案例，从宏观城市规划到设施细节设计，深入探讨绿色设计之于环境设施的重要性与方法。
环境设施的绿色设计应充分利用原生环境条件，趋利避害并因势利导，运用人性化、减量化、多用途、智能化等设计方法，将地域文化特征融入设计之中，进行多维度考量，共同构建出绿色健康的公共环境。
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 PSS）的概念在理论界首次被提出，它是一种能实现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即预先设计好的包含产品、服务，支持网络和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方案。其核心思想是制造企业向客户提供产品功能而非产品实体，进而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价值链重组。
根据产品和服务的比重不同，产品服务系统可以分为3种类型：产品导向型系统（Product-Oriented Service, POS）、使用导向型系统（Use-Oriented Service, UOS）、结果导向型系统（Result-Oriented Service, ROS）。其中，对于使用导向型系统来说，生产制造企业会保留其产品产权并以多种方式（包括租赁、共享等）出售产品的使用权。
产品服务系统作为比产品设计更系统的企业战略和产品开发策略，成为实现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和商业创新的前瞻性设计方法。产品服务系统相对传统商业模式来说，具有更低的环境影响和更高的系统性生态效益。
设计是生产和建设的前端，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产品在生产、营销、使用、回收、再利用等方方面面的品质。因此，设计是在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方面大有作为的阶段。基于此，对功能、环境、资源进行统筹考虑的绿色设计蓬勃兴起。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0）指出，创新和绿色成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驱动经济转型的两个最重要的轮子，而绿色设计正是集合创新与绿色两大驱动的核心载体。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碳排放国，中国对全球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影响举足轻重。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绿色设计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世界性价值和意义。
通过开展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关联研究，在二者互动的视野下深入研究，形成“宏观”（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价值观）、“中观”（绿色生活方式设计）与“微观”（绿色产品设计）有机融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设计体系，使之成为解决设计内部问题（设计体系缺失）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的理论支撑基础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措施与抓手。
本体系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反思绿色设计，以有关历史与现实问题为导向，在体系内容的建构上，尤其在史料选取与案例分析的方面，十分强调中国视角与国外研究相比较的方法。这样既有利于普适性问题的聚焦，也有利于中国经验的形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可以使绿色设计的学术研究烙上浓重的中国印记，而且势必将绿色设计的研究引向深远，继而为设计学研究的本土化发展及探讨“用中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做出具有价值的贡献。
绿色设计及其相关性领域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复杂的，而这一特征在当前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显得尤为明显。“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绿色设计体系”的建构，发掘出了绿色设计的本质属性，为当前绿色设计的现实发展提供了关乎根本的学理依据。
（1）通过对本体系的应用进一步探讨绿色设计本体论、方法论。长期以来，绿色设计研究常常就设计而谈论设计，缺乏从绿色设计实践、绿色产品制造、绿色设计教育、绿色设计政策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的视角，而本次研究构建了一个集设计实践、产品制造、设计教育、设计政策一体化的应用研究体系，改变了绿色设计成为停留在学科专业内部的学说或实验的现状。
（2）本体系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愿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思路，为可持续设计领域提供了大量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行为、系统、经验、文化4种主要的视角出发，围绕绿色设计价值与伦理、视野与思维、类型与方法等领域建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可持续设计概念框架，整体提升了绿色设计学术理论。
（3）激发文化引领绿色设计的活力。本次研究提出，应该从历史文化维度审视可持续发展，寻找到可持续思想在中国的文化根源，从而在丰富可持续发展文化内涵的同时，为引领绿色设计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设计的观念意识要从“对物的设计”改变为对生活方式的设计；设计的价值观要转变为设计为推动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这对进一步加强绿色设计价值研究，对于明确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殊为重要。
本体系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为可持续设计领域提供了大量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向当前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与生态利益相关者传达了可持续设计的观点，建构了这套较为完整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绿色设计体系”的概念框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我国在“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思路、方向和着力点。其中，“绿色”位居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地位。在我国发布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特别强调：“推动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发展绿色贸易……鼓励企业进行绿色设计和制造，构建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和供应链，并采用国际先进环保标准，获得节能、低碳等绿色产品认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说明在当前，国家绿色发展需要具有操作性强、普及推广易、绿色效益持久的行动措施。本书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的绿色发展、建立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体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