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1992:490)提出语法隐喻是“理解语篇语义最重要的工具,同时也是理解语篇特征和语境相互关系的关键”。Ravelli(2003)也特别强调要理解语言形式和语境的关系,就必须关注语法隐喻的使用情况。关于语法隐喻和语境变化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分析语法隐喻和语域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个领域则是探讨语法隐喻在特定语境下的使用特征及其背后原因。
Halliday(1978)提出语域有三个关键要素:语场(Field)、语式(Mode)和语旨(Tenor),分别指讨论的主题、修辞形式和交流关系。这三个要素同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语场主要同表意功能有关,语式同语篇功能有关,而语旨同人际功能有关。Halliday(1985b)认为语法隐喻的使用程度和语式的差异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早期的相关研究都聚焦于语式变化如何影响语法隐喻的使用,特别是书面语和口语中语法隐喻的使用特征有何不同。
Ravelli(1985)分析了由四篇书面语和四篇口语语篇组成的语料,试图揭示语式、语法隐喻和语言复杂度的关系。为了区分不同语篇的语式特征,Ravelli(1985)用测量词语密度和语法复杂度的方法为语篇划定语式等级。同时,她也将语法隐喻的使用程度进行了等级区分。语式和语法隐喻的关联分析表明,语法隐喻使用程度、语式选择和语篇复杂度之间有密切关联。更重要的是,Ravelli(1985:109)的研究表明“语法隐喻同语式改变的关系密切,而语篇复杂程度和语式改变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语法隐喻”。
Ravelli(1985)还注意到语法隐喻也是主位控制和信息体系建立的重要手段。同样的语义可以用不同的表达形式来实现,这样就可以把信息置于需要的位置,比如主位或者述位。这等于无形中增加了多种表达手段,非常有利于语篇整体结构的调整。Halliday and Matthiessen(1999)对语法隐喻和语篇功能相互关系的解释则更加清楚。他们认为名词化的词组、小句或者小句复合体是唯一可以理所当然成为主位的语法成分。为了将一个信息以表述出发点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必须将其名词化。这种名词化而来的主位作为已知信息,拥有非常丰富的背景信息,因而成为进一步推理和陈述的有力起点。
语法隐喻和语境关系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语场对语法隐喻使用的影响。Halliday(1993)认为语法隐喻首先是在科技语域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在科技语篇中,几乎每个句子中都会有语法隐喻的例子。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语域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知识类型。更确切地说,语法隐喻虽然在各类语域中都被使用,但是科技语篇中的特殊表达需求是推动语法隐喻使用的最重要动力之一。由于科技语域和语法隐喻的密切关系,以科技类语篇为对象的语法隐喻研究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催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已有研究表明,语法隐喻的表现形式在不同语场的语篇中是不同的。Martin(1993a)对比分析了从科技和历史教材中选取的语篇,发现两类语篇呈现不同的语法隐喻使用特征。科技语篇多将语法隐喻用于科技术语的建构,而历史语篇则倾向于将语法隐喻用于现象的分类。从语义角度看,科技语篇重视借助语法隐喻体现逻辑关系,而历史语篇强调用语法隐喻展现小句内部成分的关联。按照Martin(1993a:267)的说法,不同类型语篇的语法隐喻使用特征表明,“语法隐喻在不同语场中体现着不同的语义语法互动关系”。讲得形象一点,语法隐喻在科技和历史语篇中分别起着“浓缩”和“支撑”的作用。
Halliday and Matthiessen(1999)对于天气预报和菜单这两类语篇的分析,同样印证了不同语场中语法隐喻会有不同的使用特征。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天气预报中天气的变化过程和特点都被名词化,以便对其进一步修饰。与之相反,在菜单中很少出现语法隐喻,因为这类语篇更强调动作过程本身。这种差异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类语篇讨论的主题大不相同。
建立起语法隐喻、语域要素和语言元功能之间的联系还不足以彻底解释语法隐喻出现的内在动力。国外研究者(Kress,1989;Thibault,1991;Melrose,2003)主要试图从更深入的社会和文化层面来解释语法隐喻出现的根本原因。
Kress(1989)就认为语法隐喻理论未能从根本上解释该现象出现的社会及政治原因。他建议将语法隐喻理论和Halliday的其他语言形式调整的理论进行整合,同时加入更多的社会及文化方面的解释。Thibault(1991)认为要解释语法隐喻现象的内在动力,就应该将语篇差异的阶梯性特征纳入考量。不能简单地确定何种表达为一致式,何种为隐喻式,而是要确定一个阶梯式的差异标准,反映语篇的内在趋同性和差异性。Melrose(2003)则将语法隐喻的出现同意识形态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语法隐喻,特别是名词化形式的使用,可以被看作是表现自己掌握某种特定专业的外在表现,可以极大地加强使用者的权威性。
对于语法隐喻产生的内在动力,国内学者也有大量的相关思考。朱永生、严世清(2000)从哲学层面上探讨了语法隐喻的理据。胡壮麟(2004)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该现象出现的更深层原因。范文芳(2007)利用语言认知模式分析语法隐喻,认为语法隐喻是语法单位在不同语法域之间的转移。林正军、杨忠(2010)和丛迎旭(2011)都提出语法隐喻的一致式与隐喻式在语义层面上存在转喻关系。
上述简要回顾表明,对语法隐喻内在动力的理解正在逐步深化。虽然国内外学者各抒己见,但该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澄清,因而无法建立一个完善的有关语法隐喻的理论体系(张德禄、雷茜,2013)。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当前研究的侧重点选择以及实证研究的缺乏均不无关系。
语法隐喻同语域要素的内在联系,在国内外都引发了相当多的应用型研究,涉及语篇分析、语言教学和翻译等多个方面。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前者涉及最多的是新闻语篇(赵德全、宁志敏,2005)和科技语篇(贾军,2005;江淑娟,2008)。后者主要利用语法隐喻理论指导各类语篇的翻译(陈夏南,2005;肖英、吕晶晶,2007;许婺、吴玲娟,2008)。黄国文(2009)则从翻译角度提出一致式和隐喻式的选择受不同交际目的的制约。
教学方面,国内研究者主要关注语法隐喻对英语学习者语言输入的影响(李瑞芳、孟令新,2004),以及学习中语法隐喻的迁移(熊学亮、刘东虹,2005)。国外研究者则对写作教学研究投注了较大的热情。Liardét(2016)以墨尔本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说明文习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建立英文写作水平和语法隐喻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表明,写作水平较高的学生对语法隐喻的使用更加频繁。据此,Liardét(2016)给出了具体的教学建议,通过强化语法隐喻的使用来提升学生的英文写作能力。对语法隐喻和写作能力的关注不仅限于英语教学研究。Byrnes(2009)分析了14名美国大学生的德语写作样本,证明第二语言写作中语法隐喻的作用同样非常突出。Ryshina-Pankova(2015)的研究则更具概括性,认为语法隐喻的使用程度是衡量第二语言文本复杂度的重要指标。该研究以个案分析的方式深入探讨语法隐喻和语法复杂度的内在联系,并据此为课程设计和教材开发提出了建议。
事实上,依据语法隐喻理论开展的应用型研究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能逐一进行回顾。但是,本节提及的应用型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语法隐喻理论的巨大影响力。本书致力于汉语语法隐喻分析框架的构建,也是为了促进针对汉语的应用型语法隐喻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