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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中国已然被不可逆转的银色浪潮疯狂席卷。较之发达国家的“富老同步”“先富再老”,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与尚不充足的社会养老保障资源积累“双管齐下”,提前催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如何构建与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组织结构合理、制度功能齐备、能够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的现代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了。人口老龄化不仅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现实问题,更是关乎国计民生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与优化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用新型的发展理念与理论工具剖析社会养老服务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也与国际社会大力倡导的“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老年长期照护国际共识”等先进发展理念一脉相承。本书在全面分析我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发展演进过程与实践经验基础之上,针对政策体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对如何完善与优化我国社会养老服务政策进行了事实求证、系统分析与逻辑推导。与此同时,借鉴与吸收以瑞典、日本和英国为典型的福利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经验,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等理论的指导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从权利保障、制度安排、资源供给与角色互动四个方面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进行深入挖掘,构成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四维逻辑分析视角。其中,权利保障是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的价值立场,制度安排是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的支撑系统,资源供给是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的主要内容,角色互动是实现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目标的保证。通过四个维度的优化路径展示与推演,以期为政府提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模型,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国家战略目标提供中观层面的决策参考。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首先通过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深化的现实背景与社会发展理念不断转变的宏观背景,旨在引出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迫切性与现实重要性以及将社会养老服务置于新型发展理念之下进行整体性战略部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以此作为本书的选题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养老服务政策选择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归纳、概括与评析,发现现有研究之不足。

第二部分是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支撑。即对社会养老服务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与老年长期照护服务、发展型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城市社会养老服务、“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与“成功老龄化”等核心概念及相关逻辑关系进行界定与梳理。

第三部分是我国城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叙事。根据以“孝文化”为中心的传统养老服务模式、计划经济时代“剩余型”社会养老服务模式以及改革开放时期“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开始介入”的社会养老服务模式三个不同发展时期社会养老服务模式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分析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及发展规律,总结我国城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第四部分是我国城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现实生态与发展困境。根据对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四个社区的调查以及2016年南京市重点养老机构的调查资料,分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及机构养老服务的现实生态与发展困境,进行成因剖析与反思,为研究如何优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现实依据。

第五部分是国外社会养老服务启示与借鉴。本书选择有着“福利国家橱窗”美誉的瑞典、号称“东亚福利典范”的日本以及被称为“社区服务先驱”的英国三个国家各具特色的福利体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三个国家在社会养老权利保障、服务资源供给、服务主体角色互动以及服务制度安排方面各具特色,对于急需进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的我国来说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第六部分是我国城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优化路径,是本书的落脚点和重点。在将我国传统养老文化、发展现状与西方福利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了“权利、资源、角色、制度”四位一体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分析框架。其一,就权利实现体系而言,应当在推广“成功老龄化”理念、扩展“实有权利”与老年群体“增权”等方面作出努力,在政府的引导之下理性重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制度安排的目标取向。其二,就制度再生产体系而言,要建构符合我国发展现状与发展需求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发展型社会养老服务制度体系,需要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与资金筹措,中观层面的体制配套、社区支持以及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社会组织培育等各项机制整合运行才有可能实现。与此同时,发展型社会养老服务制度体系还应当在老年人家庭赡养能力逐渐弱化的背景之下,对具有无法替代的经济供给与精神慰藉作用的家庭给予重视与支持。其三,就资源供给与递送体系而言,要整合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基于老年群体不同层次的生存及发展需求“分层分类”地优化服务资源配置结构,通过一系列兼顾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服务“精准递送”,在保障老年群体生存质量的同时,提升其生活品质、拓展其发展空间,使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红利。在“服务组合”“方式融合”以及“体制整合”理念的指导下,尊重市场规律,提升资源动员能力,积极扶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资源供给。“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服务的实践新模式。其四,就主体角色分配体系而言,政府应当以“多元合作伙伴”角色取代传统“大包大揽、全局控制”角色,改变既有“强政府、弱社会”的资源非平等依赖关系模式,在培育与发展社会服务组织的基础上,建构诸如政府购买服务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善治时代的政社关系全新模式,进而形成“在竞争中合作与在合作中竞争并行”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养老服务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网络”,最终形成融合家庭、政府公共部门、社会非营利组织以及市场营利组织各自优势的发展型社会养老服务制度体系。 uIo1vfzZUkcS7UH3wlSVKpurM9bR99fYDjwuwhWe3a4X1whTiu46HW6A8+Woc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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