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就最一般的理解而言，公司财务首先是一种企业管理活动。“财务”管理与公司的“生产”管理、“技术”管理、“人事”管理等相对，通常指企业内部针对资金收支的管理活动
，涉及融资、投资、分配决策以及现金流使用、管理等一系列行为。其次，公司财务也是一门学科，主要探讨公司为经营而寻求资金的方式，如采用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或其他方式获得资金，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结构的表现方式等。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公司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于如何融资以及资金使用政策方面的问题给出预测或者建议。
然而，不论是作为一种管理活动，还是作为一门学科，公司财务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其像一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可以呈现出色彩斑斓但又各不相同的图像。特别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司财务是过去半个世纪中西方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最活跃的部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分析工具依次上阵，重塑公司财务的面貌。一个最能反映这种“变脸”的证据，是中文文献中有关“公司财务”的英文——corporate finance的翻译：在公司财务之外，“财务管理”“公司理财”“公司金融”等概念相继登场，或被交替使用，或被分辨析离。这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由美国著名财务学家科普兰和温斯顿等编著的Financial Theory and Corporate Policy。该书的第三版在2003年引入国内，译为《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2007年引入第四版，却被译为《金融理论与公司政策》。短短四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哪个术语与我国公司财务运作实践相契合？
本章试图梳理公司财务的实践与学术的历史演进，展示其作为“管理活动+学科领域”的特征以及与中国国情结合后所呈现的新特点，为后文从法律角度观察公司财务提供一个对标的模板。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公司财务的实践先后经历了筹资、依法理财与内部控制、资产财务管理与内部决策、投资财务管理、风险管理等不同阶段。其中，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历程深受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影响。
一般认为，公司财务作为企业专门的管理活动兴起于19世纪后期，涉及为股份公司等大型企业组织、特别是铁路、银行等筹集经营活动所需的大额资本。因此，最初的公司财务（corporate finance）仅仅指公司的“融资”——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筹集修建铁路、开办银行的资金，它们通常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
在美国19—20世纪之交的第一次并购浪潮中，众多小企业被资本化成股份公司（如美国钢铁公司等），并向公众发行普通股。以摩根为代表的银行家以及专业的发起人通过将企业家所经营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重新组合成大型股份公司而向市场释放了巨量的股票，公司所有权从一小群企业管理者分散到成千上万购买股票的大众投资者手中。至此，公司融资工具的基本形态，从铁路债券到新型工业企业发行的风险较高的优先股，直至高风险的普通股，都已为公众投资者熟悉并开始接受。
大型股份公司的发起与设立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公司财务实践。
1929年美国华尔街的股市暴跌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导致众多银行与企业破产，投资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开始对公司融资的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出台了《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提出了强制信息披露、独立审计等要求。由此，公司财务进入“依法财务管理”(compliance corporate finance）时期
，公司的融资活动首次置于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记录公司财务运作结果的财务信息的编制与呈报也逐渐趋于统一与规范化。不仅如此，大萧条引发的公司破产浪潮也引发各方面对公司负债与破产重组问题的关注，美国国会1938年通过的《破产法》引入了“公司重整”制度，吸收普通法法院自19世纪后期在铁路破产财产接管方面所进行的创新，即由代表债权人利益的投资银行、律师与法院密切合作，重新设计破产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以便企业在破产接管结束后可以重归正常的财务状态。
困境企业中不同证券持有人的权益调整成为当时的普遍做法，如债权人被置入优先级、劣后级的结构中，旧债券通常被置换为新的债券及优先股，而原有普通股及优先股股东在支付一定对价后也可能获得债券以及数量不等的重整公司的普通股。
总的来说，在法律与市场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公司财务实践由扩张性的外部融资开始转向兼顾防御性的内部资金管理，尝试建立内部控制程序，对资本流转进行有效的管理。诸如债务重组、资产评估、保持偿债能力等与破产相关的问题相继进入公司财务的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开始了经济的恢复与腾飞，公司财务则进入资产财务管理时期，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目的的财务决策成为公司财务实践的中心。资金的时间价值引起普遍关注，以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的资本预算方法日益成熟，财务管理的重心由外部融资转向注重资金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公司财务管理也出现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对公司整体价值的关注刺激了评价公司股票、债券价值的方法创新，公司的盈利能力、资本结构、股利政策、经营风险等一系列因素成为公司估值方法的内在组成部分。
也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公司财务的学术研究不再局限于总结、描述公司财务的实践与法律要求，而是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由此兴起，并在此后的岁月中成为推动公司财务实践发展的强大动力。约尔·迪安的资本预算模型（1951)
、哈里·马科维茨的证券组合理论（1952、1959)
、弗兰克·莫迪利安尼与默顿·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
以及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等人在马科维茨证券组合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64、1965)
等，陆续为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化提供理论支持。特别是，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将“收益”与“风险”有机结合起来，解释了资产风险与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适用于资本市场对证券的评价，而且可以应用于公司的投资项目决策与资本预算。
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公司财务从资产管理向投资管理阶段迈进。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公司财务实践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期权、远期等风险管理工具广泛应用于公司筹资和对外投资活动。而支撑公司财务运作范围拓展的是公司财务理论的又一波创新浪潮。费希尔·布莱克、梅隆·斯科尔斯等人创立的B-S期权定价模型（1973)
使得金融衍生工具快速进入公司财务管理的工具箱，帮助企业建立科学的风险投资决策方法以及完善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
与此同时，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开始出现交叉、融合的趋势。以詹森和麦克林（1976)
对公司资本结构、代理问题以及企业理论的富于洞见的观察为起点，公司财务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制度、规则、法律约束等紧密联系在一起。1992年12月，英国卡德伯瑞委员会发布了第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公司治理的财务侧面》( 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它在贡献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公司治理概念——“公司治理是公司被管理及控制的一套制度”
——的同时，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关注董事会（特别是非执行董事）以及公司审计师的监督功能。对公司内部控制问题的关注在2002年美国爆发安然、世通等大公司财务丑闻、欧洲爆发乳业巨头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后达到了顶峰，美国2002年出台的《萨班斯法案》对在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21世纪后，公司财务实践有部分地向早期的“依法财务管理”回归的迹象。
回顾公司财务一百多年的演进历史，它已发展成为集财务决策、财务预测、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于一身，以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活动，并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
美国财务学家路易斯·洛温斯坦教授曾诙谐地评论说：“公司财务涉及工商企业的几乎所有方面，以及在日常生产和货物流动之外的资金的流动。……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筹集所需资金，这是公司财务的精髓……此外，财务有助于企业在范围广泛的问题上作出决策，例如如何在特定部门和项目之间分配资金，股息政策的制定，对员工持股计划的评价，以及公开宣布破产的时机选择等等。这个清单很长，且内容广泛。有时公司财务——以及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威胁要吞没整个金融界和商业界，几乎没留下什么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以1911年美国人弗雷德里克·W.泰勒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志，管理学的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公司财务管理作为一类专门的管理学知识，也产生于19、20世纪之交。不过，早期的公司财务书籍主要是对公司融资实践以及相关法规要求的直观描述，尚不存在专门的公司财务理论。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经济学分析方法被引进公司财务研究领域，建立了有关公司融资、证券投资行为的一系列理论模型，现代公司财务理论方正式诞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信息经济学、合约理论、行为理论等进一步改写了现代公司财务理论。可以说，过去半个世纪中公司财务从会计学的分支转变成应用经济学的分支，成为经济学中发展最迅猛的领域，诞生了包括马科维茨、夏普、莫迪格利安尼、米勒、布莱克、斯科尔斯、莫顿、法玛等在内的十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学者们在揭示证券市场运作规律方面取得的多项突破性进展使得公司财务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公司本身，而以证券市场为中心。这也成为中文语境下“公司财务”向“公司金融”飞跃的理论背景。
为满足美国大型股份公司的兴起对管理人才的需求，美国哈佛大学在1908年成立了企业管理研究院。三门必修课程——会计学、商法与契约法以及美国商业总论——反映了美国经济较古老的商业倾向。选修课程则包括工业公司管理、运输公司管理等。财务方面的课程包括公司财务、银行业务以及人寿保险；同时，作为19世纪后期公司财务实践集中于铁路融资的体现，铁路组织及财务、铁路经营以及铁路运费制订等均成为选修课。
20世纪上半叶的财务书籍主要是对公司财务实践的归纳总结，侧重于描述公司融资的制度安排和法律结构、公司长期融资的模式，提供投资分析的实用指南，对混乱的公司财务实践提出批评并给出改进建议。财务学者的“观点多来自偶然的观察，而不是基于明确的理论模型”。
法律与会计是公司财务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观察视角。阿瑟·杜因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财务学者，他认为，一本公司财务的书“无法忽略会计原理或者法律施加的限制条件。……在受盎格鲁—萨克森法主导的国家中，财务上的灵活性受制于法律环境，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由法律条件控制的，后者清晰地展现在制定法与判例传统中”。
杜因本人的著作充满了逸闻且强调会计的重要性，对揭露一些受人尊敬的市场操纵者的真面目怀有极大的兴趣，在其笔下，企业及其金融家们在操纵市场以及在欺诈的边缘踮脚行走时所显示的天才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1940年，美国财务学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从美国经济学会中分离出来，并在1945年创刊《财务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e)。不过，当时在《财务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主题比较散乱，包括联邦储备政策、货币增减对于物价与企业活动的影响、租税问题以及公司理财、保险与会计等。极少数文章触及投资的相关课题，但也多半是讨论流动性、股利政策及退休基金等。
研究型文献很少，零星地散布于风险管理、营运资本或者资本市场的运作等领域。总体上，公司财务的学科定位被视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50年代中，受经济学方法训练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构筑理论来解释公司财务中的各种现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研究，是M.莫迪格里安尼和M. M.米勒1958年对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所提出的不相干定理（又称MM定理），即在一定条件下，企业无论以负债筹资还是以权益资本筹资，只是改变了企业总价值在股权和债券筹资者之间分割的比例，不影响企业的市场总价值。
考虑到实践中融资决策在公司财务决策中被赋予的重要地位，这一结论令人震惊。
在MM定理之前，人们认为财务杠杆（举债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复杂难解，但莫迪格里安尼和米勒运用套利原理简洁而有力地证明：在完善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公司价值仅取决于它未来期望的经营现金流量的大小和资本成本的高低，而不是取决于这些现金流量如何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进行分配。若不是这样，譬如杠杆（举债）公司股价高于非杠杆（举债）公司，那么理性投资者就会卖出前者股票，同时借款来购买后者的股票，从而压低前者的股价，提高后者的股价。只要投资者个人能以与公司相同的条件借入或贷出资金，他们就能靠自己来复制公司层面的财务杠杆的影响。换言之，在一个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完全市场中，套利机制将推动具有同样未来经营现金流量和风险等级的举债公司与非举债公司之间趋向一价，达至均衡状态，从而消除公司层面的融资决策的影响。
MM定理被视为现代财务管理的起点
，后续学者就是在放松MM理论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研究真实世界中的公司资本结构，将税收成本、破产成本、信息成本、代理成本等因素渐次纳入公司融资决策的分析框架中。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对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进路从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扩展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其中，麦克林和詹森关于代理成本的经典论文针对公司财务决策中的市场有效性提出了质疑，指出了研究公司财务的另一条进路——关注代理成本问题，从而开启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不过，MM定理始终被视为公司财务理论中最重要的结论，其里程碑式的意义不限于其令人眩目的结论，更在于“一种关于公司理财原则的新分析方法”。
相较于之前的研究，MM定理“建立在关于投资者行为和资本市场功能的根本不同的看法之上，因此它与传统分析方法之间的分野意义重大，远远超越了像财务杠杆对资本成本影响之类的具体问题”。
这种方法论革命的意义在MM定理问世三十年时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MM定理“将以往人们对资本结构的投资政策、融资政策与股利政策的规范研究，转向了可选择的投资政策、融资政策和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实证研究，其方法论上的创新改变了经济分析在资本结构问题上的作用，并为以后的期权定价、股票市场的有限量最优以及公共财政和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的另一重大突破是马科维茨1952年、1959年基于对证券市场中投资决策行为模式的研究所提出的证券组合理论，即通过投资组合实现更大的投资收益及消除投资风险。该理论表明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对资本资产进行投资的诸多困惑可以减少为两方面——预期收益和证券组合方差之间的比较，具体来说，就是用证券收益的方差来度量证券风险，用证券组合收益的协方差来分析证券组合降低风险的作用。马科维茨的理论后来被夏普、林特纳等人借鉴，发展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s Price Model,CAPM)。这一模型具有非常简单的数学形式：某一公司股票的期望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加该股票的风险溢价，而该股票的风险由该股票的贝塔值（β）来度量，后者指单只股票相对于整个股票市场的波动强度。CAPM区分了证券的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为权衡投资活动内在的风险与回报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此后，斯蒂芬·罗斯提出的套利定价理论（1976)
进一步完善了资本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尤金·法玛等人的理论性工作探讨了信息与市场有效性之间的联系，有效资本市场假说（Efficient Capital Market Hypothesis,ECMH）成为对证券市场运作内在机理进行描述的基本框架。
1973年，布莱克、斯科尔斯以及罗伯特·莫顿在套利、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迅速为实务界所接受，从而开启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载体的风险定价与交易的新金融产业，并极大地完善了公司财务管理的工具箱。
此后，针对证券市场中的反常现象（anomaly)，丹尼尔·卡尼曼、罗伯特·希勒等人则从心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证券市场内在复杂机理的理解。
至此，一系列重大的理论突破将公司财务改造成了一门规范的科学，包括均值—方差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与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MM定理等，这些理论的核心都是“个人、企业和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在风险资产定价的基础上通过价格机制就稀缺资源分配作出决策”。
在方法论上，现代公司财务理论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构成财务学新方法论核心的逻辑和数学方法不仅应用于评价资本市场的总体行为表现，将资本市场置于完备产品市场竞争的均衡模型中分析，而且用来构造公司如何为其经营活动进行融资的理论。财务学由此发展成为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其研究结论超越了会计的反映论，具有了引领实践的意义。
公司财务的研究群体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商学院的教师主要来自商界和政界受人尊敬和经验丰富的权威；如今，“公司财务的教授者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他们大部分人除了进行咨询外，一般都没有商业经验。他们的兴趣和所接受的训练是发展理论以解释经济行为，然后借助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工具来检验这些理论。轶事证据和个人从商经验已经被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逻辑分析法所取代”。
商学院的课程体系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满足智识上更高的挑战。如今，域外商学院或者经济学系开设的Finance专业包括两大主流——投资（investment）与公司财务（corporate finance）及/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投资学主要是探讨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的定价模式，其主题包括资产定价模型（CAPM)、风险套利模型（APT)、微观结构、期权与期货和一般均衡定价模型等。公司财务主要是“探讨公司实务投资与财务运作的决策过程，而公司治理就是探讨这些决策对股东权益的影响，因此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很难清楚地分开”。
就法律关系而言，公司融资体现为公司与资金提供者之间的双务合同。当公司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债券筹资时，公司与资金提供人各执合同一端，后者通常又称为投资人。从这个角度看，以MM定理为代表的公司融资决策理论加上证券组合、CAPM、ECMH、期权定价模型等为代表的投资决策和资产定价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描述证券市场中的两类相对立的主体——融资者与投资者——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如何利用价格机制进行决策的理论。当然，两类研究之间并非如现实世界中“融资人v.投资人”那样泾渭分明、两造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MM定理的套利分析就把投资人的决策行为模式以及证券市场的功能纳入公司财务决策的考量因素中，或者，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的提法，把公司的财务政策“放在融资—市场均衡
理论中考虑”。另一方面，证券组合、CAPM、期权定价模型等投资与资产定价理论也可以用来指导公司如何为其经营活动进行融资以及如何进行投资，因为证券市场估值过程为评价公司财务决策提供了合理性标准。
归根结底，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探索个人或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运用价格机制决策的规律和方法，它们共同构成了证券市场或资本市场
的微观经济学。其中，证券组合理论揭示了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如何最优化实施其行为，CAPM则研究了这种最优化行为背后的经济均衡问题。
MM定理则是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在企业资本结构问题上的应用。
作为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一个象征，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马科维茨（证券组合理论）、夏普（CAPM）和米勒（MM定理）三人，以表彰他们在资本市场、特别是在证券投资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此前，MM定理的另一作者莫迪格利安尼已经于198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后，期权定价模型的作者斯科尔斯、莫顿则于1997年获奖
，有效市场假设的主要贡献者法玛也在2013年获奖。可以说，Finance理论这一资本市场的微观经济学是最具诺贝尔奖星光的经济学分支，这个“1950年代以前尚不存在的理论”(1990年诺贝尔奖颁奖词）迅速成长为经济学中的显学。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Finance”词条中，撰写者骄傲地宣称：“Finance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的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大量累积的数据和市场的经验知识、一些强有力的有时是竞争性的直觉，使金融研究日益活跃。这些直觉常用于梳理对数据和产生这些数据的市场的理解。金融中的现代传统起源于建立精巧的模型和理论，以探讨这些直觉并使其能为实际所验证。”在“四种基本直觉”下，有效市场假说、CAPM、期权理论、MM定理等尽入觳中。
当然，现代公司财务理论虽然在诺贝尔奖的辉煌殿堂中一路高歌猛进，但其并非全无争议。从管理学向经济学的转型使得理论模型、实证检验成为公司财务研究与教学的重心，财务书籍不再谈论混乱的公司，而是优美的数学模型。然而，商学院的公司财务学科毕竟还承担者培养未来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职能，而管理有时更像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因此，也有人质疑这些象牙塔中的理论与真实公司的财务管理之间究竟有多相关，认为“商学院的学者们的行为越来越过激，好像公司财务这个工具以某种方式提供了一种严格的、科学的、甚至几乎不会出错的资本投资的方法”：“对于那些沉湎于其中的人说，这是财务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新时代，而对于我们这些并不相信这点的人来说，‘优雅’却是一种诅咒，一个确切地表明我们正处在不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信号。……精确性是学术界的那些为焦虑的客户制作精妙软件的咨询家们的一个有用的推销工具。虽然对那些被不确定性所困扰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安慰；但在把握不确定性的未来方面，财务上的精确在最糟的情况下是一个陷阱，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错觉。”
在我国，Corporate Finance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舶来品，清末民初就已经从英美引入，与当时孱弱的民族资本以及初生的证券市场相对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体制性因素导致英美模式的Corporate Finance荡然无存，转而采苏联模式下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进路。改革开放之后，英美模式的Corporate Finance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可以说，20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几度急剧转型导致了一种断裂式的路径依赖，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企业财务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至于中文语境下对公司财务的表达都难以统一。
清朝末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我国开始出现了官督商办的股份公司。
当时未用“公司”之名，而是称为“局”，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湖北织布官局等。此前西洋传教士已经介绍了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作为募集资金工具的基本理念，所谓“群商捐资储本钱，共同做生意也”。
相应地，也有了最早的发行股份筹资、分红、增资等财务操作，它们兼有西式股份公司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不问盈亏皆可去利的“官利”即为之一。
以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为例，它作为我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在当时李鸿章延请的著名工商人士唐廷枢的主持下，不论是筹资、管理抑或利润分配均有章可循，可谓领一时风气之先。例如，在股票发行方面，招商局股票上明文载道：“当经本局议定，招集股银壹百万两，分作千股，每股银壹千两，先收银五百两，每年壹分生息。”
在分配制度方面，招商局局规有云：“本局各账以每年六月底漕米运竣之后截止总结，凡有股份者定于八月初一日午刻到总局会议，所有官利余润，亦于是日分配。”招商局章程则进一步规定：“一年所得水脚银两，除每百两提去经费五两，又照各股本每百提去利银十两外，如有盈余，以八成摊归各股，作为溢利，以二成分与商总董事人等作为花红，以示鼓励。”
1882年招商局第二期招股白银100万两时，老股东仅出80两即获得一张面值100两银子的股票，其余则以当年的官利和余利补齐。
虽然唐氏后因清廷腐败被逐出招商局，但该公司的资本结构已经颇具现代公司之色彩，官银、商股、各类贷款与应收应付一应俱全。在1885年盛宣怀接管招商局时，甚至出现了“债转股”，即将招商局所欠某些债务转为公司股份若干。
世纪之交的西法引进中，清政府陆续颁布《商律》《公司律》，公司经营的观念渐为社会接受。在1904—1905年前后的保路运动中，广东、浙江两地利用公众从洋人手中收回铁路权的热情，成功地向公众发行股票募得巨额资金，其途径就是把以往每股白银100两的股票改为面值5元（约合白银4两）的股票，并允许分期缴付。
另一家著名的官方色彩浓厚的民营企业——启新洋灰公司于1912年在留存收益的基础上进行了股份拆细的操作，以扩充股本。
进入民国后，公司法、证券交易条例等商事法律法规相继颁布，西式簿记也开始成为商人管理公司的工具，上海等地则设立了股票交易所。虽然早期的股份公司及证券市场的运作因为各种原因而弊端丛生，但它们毕竟为初生的民族资本企业的财务管理提供了外部制度环境。英美国家的财务管理知识也被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陆续引入。当时的一些融资交易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对域外模式的借鉴，例如公司公开发行的债券就引入了债券受托人管理制度。
延续清末对“理财”的表述，企业对资金的筹集与使用被称为“公司理财”。鉴于“英美理财之名著对于定义鲜有适当之解释”，当时的学者给“公司理财”定义如下：“公司理财者，为研究公司资金之募集、运用及分配之科学也。”
公司理财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 公司创立时之理财问题；(2）公司扩充时之理财问题；(3) 公司流动资金之筹募及运用问题；(4) 公司损益之取决及利润之分配问题；(5) 公司之财务改组问题。从上述内容来看，民国时期基本对应于西方公司财务的“融资时期”及“依法管理财务时期”，公司财务实践核心是融资决策，同时兼顾公司内部资金管理与破产重组。1949年后，随着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体制的剧变，股份公司与证券市场不复存在，“公司理财”也无疾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建立起公有制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证券交易所被关闭，仅余银行作为外部融资或者资金划拨的渠道。国有企业取代了股份公司，企业在财务事项方面的自主权大大降低，仅限于对计划内拨付给企业的资金进行管理。“公司理财”不复存在，代之以苏联模式的“财务工作”或“财务管理”。
从1949年至1954年间，原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等陆续组织翻译了苏联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财政金融或企业管理方面的著作。其中，与企业财务管理有关的书籍对企业的资金收支与管理业务采取了“财务”的提法，如1952年出版的《棉纺织企业底生产、财务技术计划》
、1953年出版的《苏联建筑机关财务工作上的各项基本问题指南》
《机器制造工作的财务计划工作》
等。在1954年，《工业企业财务监督的组织》
一书翻译出版；同年底，原商业部财务会计局根据国营商业财务制度及信贷、结算办法并参照商业部苏联专家关于苏联贸易机构财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及中国人民大学有关苏联贸易财务课程的教材编写而成《国营商业财务教材》。这一从翻译到编著的转换，标志着我国从知识体系上对苏联传统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基本框架的引入已基本完成。
从本书关注的规制视角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财务管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企业财务管理是在国家与企业的纵向财务管理关系下进行的，国家统收统支，不承认企业作为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地位。因此，企业缺乏经营、筹资与投资的自主权，其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不是融资决策，而是按照经过批准的生产经营计划取得资金、使用资金，并尽可能节约资金的使用，以及对相关业务流程进行财务监督。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款，也有银行、贸易往来等。有学者将这种状态称之为“以国家拨款为主的资本结构及国家单边治理的财务治理模式”。
第二，财务管理强调的是守法（守规）、执行、监督的内部管理程序，与会计、法律的关系很紧密，颇有西方公司财务早期“依法财务管理”的影子。以国营商业企业为例，其财务管理工作包括：企业资金及其来源；财务计划（包括自有流动资金定额计划、利润计划、应纳税金计划、固定资产折旧计划等）；企业的划拨结算；企业信贷；财务分析；财务监督与检查，等等。
对工业企业的财务监督则涉及根据生产经营计划对生产过程、原材料供应过程、产品发出与销售过程的财务监督。
第三，将企业的资金收支管理称为“企业财务”，与“国家财政”之间形成了逻辑上的对称关系，也使得该概念更清晰明了，容易为人接受。其实，民国时期的书籍将“公司理财”与“财政学”视为姊妹学科，但为体现对称性，表述中也已经采用了“公司财务”之提法，如“公司理财为研究公司财务之处理，财政学为研究国家理财之方法”
。不过，这种“微观—财务 vs.宏观—财政”的对称关系还是在计划经济阶段明确建立的。
然而，十年“文革”打碎了“一切规章制度”，即使是苏联传统的财务计划—资金使用—财务监督模式也未能有效执行。用武林的语言来说，企业被彻底废掉了财务管理的内功。
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企业不得不重新熟悉基本的财务管理技能，建立诚信的会计记录。然而，彼时已开始的体制改革将企业从传统的计划工厂转型为自负盈亏的商业主体，融资以谋求发展又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它们急需了解银行贷款、外资合资、企业联营等不同资金筹措渠道。进入90年代后，股份公司的兴起、资本市场的建立以及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给企业实现由商品生产者到资本运作者的“最惊人的一跳”
搭建了制度平台。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财务关系在内、外两方面呈现的剧烈变动，令“财务管理”重新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当企业经历组织形态的变更，或改制、或设立为股份公司时，企业财务管理也就自然地转换为“公司财务管理”，或者“公司财务”。更进一步，当越来越多的股份公司挂牌上市交易，不仅公开发行股票、债券，而且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并购、重组，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甚至进行敌意收购、杠杆收购、跨境并购时，我国公司财务运作的内容也快速与域外发达资本市场接轨。
显然，如今的“财务管理”已不复苏联传统的内涵，但也非英美传统下的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而是兼具“融资决策”与“提升资金管理能力”的双重含义。其中，提升资金管理能力又与会计管理密切相关，因为会计系统提供真实、可靠、完整的财务信息是企业进行融资、投资和其他相关决策的信息基础。这种独特的“财务管理”概念反映出我国现阶段企业的独特诉求：既需要补上企业管理专业化、规范化这门课，又需要面对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及资本运作的新挑战。在此，外部融资与内部管理同样重要。
另一方面，随着1993年《公司法》的出台，我国也进入自由设立公司的阶段，个人、家庭皆可经商办公司。传统上，“中国商务……有力者皆喜自营田宅，独善而不为兼善”
，而公司却是一个聚合众人之资而经营的组织，由此也引发个体及家族经营与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有限责任、出资管制等组织法要素之间的冲突与磨合。实践中，类似创始人任意调度下属企业资金的习惯做法与公司法禁止抽逃出资、刑法惩治挪用资金罪之间的冲突频繁发生，公司财务管理不仅成为企业管理中一个越来越技术性的领域，而且也变成一个无法忽视的法律风险来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上市公司财务运作的复杂化，公司财务的观念与知识传播也发生急剧变化，与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对接的公司财务理念迅速兴起。大量新出版的书籍或教材不再采用“财务管理”的提法，有的重拾民国余绪，称之为“公司理财”，有的则称为“公司金融”，且后者越来越成为高等院校的管理学或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主流范式。
最早将财务管理改称“公司金融”，是一些管理学教师有感于刚刚进入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多为国企改制而来）对“现代”公司财务管理概念的陌生，特别是忽略会计管理与财务管理的差异，于是开始系统介绍公司金融活动方面的内容，希望推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于会计部门的“金融投资部门”。
公司金融活动包括公司投资决策、筹资、金融工具、证券的发行、分红政策、企业兼并收购及融资租赁等，因此“金融投资部门”负责筹资和投资、银行和信用关系管理、股息红利政策、保险、退休金计划、兼并控股扩张等方面的事务；相反，会计部门则负责会计及财务报表、内部稽核与审计、税务、记录保管、预算准备、职员工资等。其背后的理念是，企业组织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模式向现代公司模式转变，需要经历两次观念革命：一是市场营销观，即以销定产而不是按上级批准的计划生产；二是金融观，即“认识到金融投资活动在现代公司经营管理中所处的位置不亚于市场营销，筹资的方式、时机、投资的方向与金额，把投资性质与筹资方式综合考虑以作出最佳筹资投资决策等等，这些金融投资活动对整个公司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公司金融”与“公司财务管理”并无本质差异，仍然着眼于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而非金融理论导向。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留学美国商学院修习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学者归国，以资本市场运作为中心的公司财务观在学术界牢固建立起来。其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finance”究竟是什么的大论战。由于“finance”的标准中译是“金融”,1996年《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我国翻译出版时，finance词条被译为“金融”但却未包括国内金融学界主流观点认同的货币银行学
,corporate finance 词条则被译为“公司金融”，结果在国内金融学界引发很大震动。恰在此时，教育部进行的高校专业调整将原有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两个专业合并“金融学”（含保险）专业，此一“金融学”专业与域外商学院或经济系的“finance”专业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结果引发我国金融学界关于“金融”与“finance”的含义及学科定位的大争论。
最终，金融学界基本达成了将“金融学”划分为“宏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分析”与“微观金融学/微观金融分析”的共识。而corporate finance课程作为金融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则被纳入“微观金融学”的范畴。
在中文语境里，“公司”“企业”指向的是微观主体，而“市场”或“金融”都属于更为宏观的范畴。因此，传统上“公司财务”或“财务学”与“金融”或“金融学”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楚，如今则呈现“公司财务学与金融学一体化”的趋势。
2003年后，以《公司金融》命名的教材陆续问世，从而形成了“公司理财”“公司财务”“公司金融”“财务管理”“财务学”“企业财务管理”多种称谓共生的局面。在学科背景方面，金融学专业背景的相关书籍大多谓之《公司金融》，而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背景的则偏好《公司财务》或《公司理财》之名。
从实践层面看，“财务管理”的概念最为深入人心，“公司财务”或“公司理财”也因此广为接受；相较之下，“公司金融”的提法几乎难为实务界理解。这里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金融”概念在我国的使用和传播已有百余年，通俗版的“资金融通”说与主流定义——“金融是指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
——均指向宏观的金融体系、制度以及货币银行等金融领域，并不突出反映资本市场的地位，更不涉及企业的微观管理活动。第二，finance一词在中文中根据不同的场合本已有不同的译法，并非一概译为“金融”。
将corporate finance译为“公司财务”，与“public finance（公共财政）”形成“微观—财务 vs. 宏观—财政”的对应关系，也容易被人接受。第三，我国资本市场也不过三十年，上市公司数量有限，一般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迄今仍有诸多限制，因此，企业财务管理与资本市场的联系远不及英美国家。相反，“公司财务”或“公司理财”的管理学色彩较浓厚，蕴含着企业练内功，提升对财务事项的管理能力之义，也符合我国当前企业管理水平的现状，与企业的诉求比较吻合。
从历史到当下，从域外到国内，公司财务呈现出一个复杂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它既涉及财务决策，又离不开财务成果的呈报与披露；既体现为企业的自主融资决策，同时又受制于资金供给方（不论是信贷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债权人或投资人）的要求；既属于公司内部的管理实践，又无法脱离外部的法律与监管环境。而且，上述多重视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而公司财务的学术研究对于这一实践领域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与描述也处于不断深化中。
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司财务而言，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来描述可能最为合适。从最简单的公司设立与股东出资，到最复杂的资本市场并购，从操作模式的进化到语词观念的流变，千头万绪，很难用一个标签来概括。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企业财务通则》(2006）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倒像是对目前我国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贴切写照。它既有对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刻画，如“资本权属清晰、财务关系明确、符合法人治理结构要求”，又包括具体工作的指示，如“按照制定的财务战略，合理筹集资金，有效营运资产，控制成本费用，规范收益分配及重组、清算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监督以及财务信息管理”；同时还有体现股份公司二权分立特征的权限分配：“企业的重大财务事项，如筹资、投资、担保、捐赠、重组、经营者报酬、利润分配等，必须经股东会表决或投资人决策，由管理层组织实施”。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公司财务实践，给法律规制带来挑战在所难免。不过，在具体进入法律规制路径之前，或许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从法律视角对公司财务的解读，它本身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