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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是“社会风俗”的一部分，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一般人日常生活思想言行的普遍倾向。
诚如东汉末年应劭所说的：“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
社会风气的厚薄美恶反映了政治的良否，要使“天下皆宁”，必须“移风易俗”，转移社会风气。
我国古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非常注意对社会风气的调查，因而从《诗经·国风》以下，正史地理志和地方志中，都列有“风俗”项目，留下大量的社会风气变迁史料，以便“官斯土与生斯土者得以推论变迁之所由，而徐图补救”。
明代后期，社会风气起了相当大的变化，俭朴守礼的风气，逐渐为奢靡僭越的风气所代替。一般人思想言行的这种普遍倾向，正是明末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局势变化的反映。本文试图以社会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为例，采用地方志中“风俗”项目的记载为主要资料，说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明末社会风气的变迁，并论其对当时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明朝建国之初，以儒生为主的士大夫，继承汉代以来的传统，规划出一套依据礼制建立的“贵贱有等”之社会秩序。他们认为只要人人遵守礼制所定的分位，“尊卑贵贱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安其生，则社会秩序井然，天下因此治平。
为确保这套社会秩序的延续，不但以法律规定各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且颁布《教民榜文》，要求人民“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以教化的力量约系善良的社会风气。
在社会经济上采取“重本抑末”政策，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希望以安定的农村经济环境和物力的限制，来确保“敦尚朴素”的社会风气，防止“官民渐生奢侈，逾越定制”“习以成风，有乖上下之分”。
洪武三年八月，明太祖谕令廷臣说明这个道理：
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于是中书省建议：
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各有等差。
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用紬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
违者罪之。
其后载入《大明律·服舍违式》。
明太祖把维护贵贱有等的阶级制度与反对僭侈的社会风气，视作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用严刑峻法的铁腕手段来执行这些规定。当时“法尚严密，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
于是“民皆畏法，遵守弗违”。
而明初“百姓初脱乱离之苦”，社会经济尚待复兴，生活水平较低，“凡百用度取给而止，奢僭甚少”，没有能力僭越礼制，“中间奢僭犯礼者，不过二三豪家”。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此上下辨而民志定”的理想社会。
明代方志谈到明初社会风气时，没有不盛赞其“风俗淳美”的。《（洪武）苏州府志》云：“本朝尊卑贵贱悉有定制，奢僭之习为之顿革”，“岁月既久，风俗安得不愈淳美乎！”
《（隆庆）仪真县志》曰：
国初，民风质实朴约，室庐服食率卑隘菲恶，无大文饰；相与恭让诚信，惮讼而怀居；婚丧交际虽若鄙，而古意犹存。其君子，矜名节，重清议，居官守礼畏法，恬于势利；下至布衣韦带之士，亦能摛章染翰，修行而慎业。
宋元以来，社会经济较繁荣的长江下游，风气尚如此淳朴，其他较落后的地区，当然更是“俭朴淳厚”“贵贱有等”。《（嘉靖）太平县志》云：
余闻之故老：国初，新离兵革，人少地空旷，上田率不过亩一金。……丈夫力耕稼，给繇役，衣不过细布土缣。仕非达官圆领，不得辄用纻丝。女子勤纺绩蚕桑……士人之妻，非受封，不得长衫束带。居室无厅事，高广惟式。
正统至正德年间（1436—1521）是明代中期。经过明初六十多年的“赡养生息”，“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
归有光说：“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间，休养滋息殆百余年，号称极盛。”但弘治年间，据南京国子监监丞杨文的观察：
今天下节俭之风浸微，婚丧燕享，骄奢无度，屠宰之类，动及千数，肥美之味，恒致百品，凡靡丽之物，难以悉举。上下同风，远近同俗。
申时行则发现成化、弘治年间的江南苏州社会风尚，已不再淳厚，而“以侈靡相尚”：
余尝闻故老言：成弘间，网疏民富，素封侠游，往往盛舆马，广田宅，以侈靡相尚。
而户科给事中丘弘也在成化六年说：
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
弘治帝初即位，进士李文祥即以当时奢靡之风盛行进言曰：
风尚奢丽，礼制荡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拟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
弘治元年，贺钦上疏，还论及当时丧葬婚嫁风尚，已有逾制无节的情况：
幡幢之制，僭拟朝廷，奠礼之奢，十倍谕祭；或饮酒食肉，窃作佛事，或乘丧嫁娶，明用鼓乐；若此之类不能枚举。——聘娶之礼，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论财之风，以中国而下同夷虏。
弘治七年五月钦天监天文生闻显也上疏言，当时京城奢靡之风，虽“累有禁约，未闻问发”：
京官军民势豪之家，奢靡相尚，婚姻醵会率用大样饼锭、糖缠高顶、狮人浑金，衣服宝石首饰，越礼僣分，无所不至。
收录成化、弘治两朝文书的《皇明条法事类纂》有一条《军民之家服饰不许违禁例》，很值得我们注意：
近年天下风俗奢侈，僭用加前百倍。臣访得苏杭等州，江南繁华之地，不恃富豪之家，甚至贱品市井之人，属佑闾阖之革，婚男嫁女及倡优、歌妓，夏则纱罗，冬则段匹，织金绣彩花样服色，争尚奇巧。
迄至正德初年，据礼部尚书张升和都御史张敷的报告，民间居舍、男女服饰、器用更多奢僭情事：
一、旧例：庶民居舍，不得过三间五架及用斗拱、彩绘；近来务为高大，且过粉饰。……
一、旧制：庶民男女衣服，不许僭用金绣，手饰、耳镮各用金一事；近来愈加僣侈。……
一、民间范铜为佛像，货鬻取利，僧道化缘，造佛俱镀金，及军民器物，僣用销金、泥金、戗金。……
一、成化间例：冠婚之家，酒席从俭；近岁过丰，暴殄天物。……
一、近来，民间婚嫁，竞为丰盛。帐幔被褥，僭用大红销金，器用金银。……
一、军民妇女，近来用珠结盖额，缪称缨络，或缀衣缘履。官员之家，结成补子，甚违法制。……
一、旧制：官民禁用金酒爵，凡金、银、磁、碇等器，禁用龙凤纹；共椅桌木器之类，禁用朱红金饰。近虽军民之家，辄逾分僭用……
尤其长江下游，社会经济成长较速；如苏州地区，以丝织业为主的商品生产，“成、弘而后”，日益发展和普及，不但城里的“郡人”“邑人”，就连村镇的“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乃尽逐绫紬之利”。
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是城镇人口增加，市面日见繁荣。成化时人莫旦说：苏州城“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为“货财所居，珍异所聚”。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加以“英、武之际，内外多故”，政治纲纪已不如明初整饬；
于是“俭朴淳厚”“贵贱有等”的社会风气，在部分地区开始维持不住了。
苏州府长洲士人王琦就观察到正统至成化、弘治苏州府城的变迁：
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
苏州府吴江县，原本“尊卑有伦，贵贱有等”，“迨天顺初”，“俭朴之习”“渐移”。
弘治以前，据《（弘治）吴江志》云：
习俗奢靡，愈趋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妇服饰，加以钑花银带，恬不知愧。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庶民之家物力渐增，生活水平提升，社会风气渐趋奢靡，于是僭越风气渐起，视为当然，“恬不知愧”，而“贵贱有等”的社会秩序渐难维持。常州府江阴县，据《（嘉靖）江阴县志》云：
国初，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成化以后，富室之居，僭侔公室，丽裾丰膳，日以过求……非前日比矣。
松江府华亭县，景泰、天顺年间以前，社会风气俭朴。衣饰方面，“男子窄袖短躬衫，裾幅甚狭，虽士人亦然”，“妇女平髻、宽衫，制甚朴古；婚会以大衣，领袖缘以圈金或挑线为上，彩绣织金之类，非仕宦家绝不敢用”，严格遵守贵贱差等。宴饮方面，燕会果肴以四色至五色而止，相当朴素。然而成化以后，乃“渐侈靡”，正德年间，侈靡“益甚”。
常熟县的社会风气，原来也“趋于淳质”，“迨天顺、成化之际，民益富庶，复崇侈尚靡，以襟度好事相高”。
江北的扬州由于“当江淮之冲要，民俗喜商，不事农业，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盛”，商品经济相当发达；
到了正统、成化年间，据彭时说，扬州已是“俗尚侈靡”之地。
淮安府原来也是风气淳朴，“人尚廉耻，士崇学问”，“衣冠礼乐之美，甲于东南”；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文、物之盛倍蓰于前”，“而浑厚之风亦少衰矣”。
《（正德）淮安府志》云：
细民弃本事末，豪右亦颇崇华黜素，竞势逐利，以财力侈靡相雄长，冠婚丧祭盖有不能如古礼者。
士大夫风气也是如此：“宣德、正统间近厚”，“儒生出入，长幼之序，斯须不紊，途中遇乡长，则让而避之”；成化以后，风气渐变，“童稚辄乘肩舆，行不让长，靡靡颓风，渐不复挽”。
长江下游地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早则天顺初年，迟则成化、弘治之际，社会风气率先转变。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全面的，不能过分强调；因为在这些社会经济与社会风气已在转变的地方，附近还有不少府县的情形犹如明初，改变不大。尤其在乡间，仍是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生产所得除纳租赋外，以自给自足为主，只有少部分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市场经济不发达，“货出无赢，商贾鲜少”，自然受到外界风气感染的机会不多。
而一般农民安土重迁，习于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少进城，“有老死不识县官者”，
已在转变中的城市社会风气，对他们自然难以发生影响。甚至连一些府县城市，商品经济虽已发展，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带动全城社会风气的转变，以致淳朴之风犹存。例如南京，“首被圣化”，建为首都，但明太祖对南京的建设，注重于军事与政治方面，社会经济不是重点；因此明初南京的都市性格，是军政性高于经济性的，其繁荣是由政策决定，不是以商品经济的成熟为条件的。附郭南京的上元县，虽是天子脚下的首县，但在明太祖严厉的政法纲纪笼罩下，商品经济又不够强大，社会上仍然“俗尚质朴”，风气没太大转变，尤其永乐迁都北京之后，政策上将南京降为次要都城，人口因随政府北徙而锐减，“濒江官田久废没”，“坊市廊房既倾圮”，社会经济“多积困”。
影响所及，至“弘、正之间”，社会风气还相当淳朴，“彬彬乎进于古矣”。
又如杭州，宋代以来，就发展成一个极其繁荣的都市。
其“风俗侈靡，日甚一日”；
元末丝织业发达，还出现“抒机四五具”、佣“工十余人”的手工工场。
高启说：钱塘“有山川台榭之胜，鱼稻茶笋之饶”，“民习侈巧，廛屋繁丽”。
但是在元明之际的战乱后，情况改变，“细民服勤所业而事居积，就实还淳，雅非旧俗”，
“成化、弘治盛时，杭民（仍）有老死不识县官者，淳朴之风犹可想见”。
嘉兴府也是个“尺寸之土必垦，机杼之声不绝，不劝而耕”的地区，到弘治年间，社会经济“视他邑固易易”，但社会上仍然“风气敦庞”，转变不大。
《（光绪）石门县志》引《陈志》（《[崇祯]嘉兴县志》）云：
农力耕耘，女勤蚕绩，作息自食，本土贸迁，而丧祭婚姻率求合于礼，弘、正间犹有存。
可见当地商品经济仍不发达，男耕女织，“作息自食”，自给自足，“本土贸迁”，市场交易限于地方，社会变迁不大，风气淳朴，至明代中期犹然。
江北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扬州府虽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但明代中期以前，限在城市中，如江都“人物富盛为诸邑最”，然而“其乡沙土甚平旷，民皆务农为业”。
该府所属通州，明代中期商品经济还不发达，风气也还淳朴，据南通进士陈尧说：“吾乡之俗，远者不可睹已，弘、德之间，犹有敦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素履，庶氓之家，夏葛冬布，价廉而质素；风俗俭薄如此。”
社会经济较先进的长江下游，在社会风气已开始转变的地区，附近还夹杂一些社会风气未转变、商品经济尚不太发达的城乡。社会经济先进的地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较落后的地区？例如浙东绍兴府新昌县，“地僻民稀，买卖亦少”，至成化九年始有较大的市集，邻境如嵊县民人也前来赶集，“每月以三、八日为准”，但所交易的仍是农产品为主，“牛猪鸡鹅之外，或盐、或鲞，与夫枣栗之类而已，其溪鲜海错、异果珍羞不可得也”，不过是个地方市场；因此是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
其社会风气甚为朴素，“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衣靴鞋，极俭素”。
成化间莫旦在《新昌县志》中也说：
士民皆平巾直身，朴素儒雅。……宦家公子礼度雍容，不戴小帽，不尚美衣。
至于一般宴飨则“俭薄”，“若请乡里亲戚，厚则五果、五案、五蔬、薄则四味而已”，“最厚者施于请官宾”，也不过是“肉味七事，果、蔬各七事”，“稍薄者或五、或六而已”；席间所重礼数，喝酒时，“在席人人序长幼进劝，否则非敬也，大抵立多坐少，礼多食少，劳多逸少”。
宁波府在成化以前，有“淳庞澄清之风”，据《（嘉靖）宁波府志》云：
慈溪。君子小人各安其所，然土薄民稠，货出无赢，而商贾鲜少。……富籍不过千亩，僮养不过十人。成化、弘治以前，率尚约素，虽风气则然，亦物力有所制也。
又据《（成化）四明郡志》载：
《成化志》：山崇浸巨，故民刚劲而直朴，利渔盐，务耕穑，乐于家居，而惮于远行，去家百里，辄有难色。
可见成化以前，宁波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货出无赢，商贾鲜少”，人民“惮于远行”，一般交易只限于地方市场。因此，“其俗质”，“服食菲朴薄，绮縠珍异不御”，物力所限，贵贱等差易于维持，例如“婚娶论良贱，而不论贫富”，社会秩序井然，所以其“民易治”。
总之，明代中期，长江下游部分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先进，因而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然而大多数地区，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有的仍为“物力无所出”之地，社会上，“淳风如旧”，“朴意犹存”。
全国只有部分地区“浑厚之风亦少衰矣”。
明代中期，在部分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社会风气日渐侈靡，但在大部分地区，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展，仍保持明初淳厚之风。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扩张，商人富了起来，讲究食衣住行，“缙绅大夫乃务崇侈，与富人兢”，蔚为风气。
原来社会风气已有转变的地区，其奢靡僭越之风，起自京师，乃日甚一日。嘉靖初期，据御史周襗报告称：
自近今都城之中，衣轻乘肥，非贵戚之臧获，即貂铛之仆夫。诘问则根据城社，纵释乃横行街衢；以致远近效尤，恬不畏法。
而大多数原来社会风气淳朴的地区，也开始渐趋奢靡。因此，明清方志谈到明末社会风气时，很少有不批评其“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的。
苏州府的社会经济水平，本来就是最先进的。苏州城在成化年间已是繁荣的大都市，其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市场更加繁荣，“聚货招商”，不但“阊阖之内，望如锦绣”，而且“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簰，云委山积”。
商品经济扩散的结果，不但府城、县城，而且城郊村市也繁荣起来。吴江县城，弘治年间已经是“城内外接栋而居者，烟火万井”，“皆市廛阛阓，商贾辐凑，货物腾涌”。
后来连郊外的村落也发展成繁荣的市镇。由于丝织业的发展，震泽镇在成化年间才只有三四百家人。嘉靖年间，已经成了“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的工商市镇。
盛泽市原是个小农村，嘉靖年间，“居民百家，以绵绫为市”，其后丝织业日益发达，据明末冯梦龙的描述，由于“远近村纺织成紬疋，俱到此上市”，“市上两岸紬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成为一个“居民稠广”的市镇。
吴江城外东南四十里的平望镇，“弘治以来尤盛”，嘉靖年间“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
吴江县城东南二十里的黎里镇，弘治年间，已是个“居民千百家”的城镇，嘉靖年间更加繁荣，“居民二千余家，货物贸易不减城市”。
县城东十六里的同里镇也有同样的发展，弘治年间“居民千百家，懋易犹盛”，嘉靖年间人口增加至“居民二千余家”。
庵村市在弘治元年以前还是个“居民务农业渔”的小农村，嘉靖年间却已发展成“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的冶铁专业市镇，其后“居民稍增自成市井”。
檀丘市在弘治元年以前即发展铁冶业，嘉靖年间，居民由原来的四五十家，发展成“数百家，以工为业，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皆备”。
苏州府、吴江县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及城镇的繁荣，正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与扩散的典型。其结果使得城镇人口增加，除了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外，商业与服务业也是重要生业，“其民必易为生”，“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后，奢侈之风已不限于城市与富商大贾豪家巨族，城郊市镇及一般小民也群起仿效，“俭素之习渐移，嘉靖中弥甚”，“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
《（嘉靖）吴江县志》曰：
由今观之，吴江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海陆之饶，商贾并辏。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
社会风气变迁愈演愈烈，人们养成“厌故常而喜新说”之习，而“国初（明初）淳庞之气鲜有存者矣”。
“习俗奢靡，故多僭越”，于是明代中期以来开始动摇的“贵贱有等”的社会秩序，便更加难以维持。《（乾隆）吴江县志》载：
邑在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裙布荆钗而已；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其嫁娶止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至嘉靖中，庶人之娶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
僭越之风“纵肆无忌”，不但富商大贾、中产庶民之家如此，“而隶卒尤甚”。
昆山县有类似情形，嘉靖年间已“多奢少俭”；万历年间，周世昌说：“比年以来，习尚稍异，黜素崇华”，“邸第从御之美，服饰珍羞之盛”，“今又非昔比矣”，“甚至仆隶卖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长，往往僭礼逾分焉”。
可见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连下层社会的“仆隶卖佣”也有能力享受过去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生活。常熟县在成化、天顺之际已“崇侈尚靡”，据《（嘉靖）常熟县志》云：“其迨于今，崇栋宇，丰庖厨，溺歌舞，嫁娶丧葬，任情而逾礼。”
社会风气之侈靡与逾礼，日甚一日。
苏州府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是明代中期已开始转变地区的典型，松江府、常州府、扬州府、淮安府都有类似的发展。松江府“隆、万以来，生齿浩繁，居民稠密”，城市更加繁荣。
风气较前更为奢侈僭越，“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而“市井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
罗、绮等高级衣料，原来是缙绅士大夫专用的衣服，由于明末江南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此时因大量生产而价格降低，一般市井小民，甚至仆隶倡优也穿得起。明末清初人叶梦珠《阅世编》就说：
夏日细葛、纱罗，士大夫之家常服之，下而婢女不轻服也。崇祯之间，妇婢出使服之矣，良家居恒亦服之矣。自明末迄今，市井之服，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
江北的扬州府，明代中期已俗尚侈靡，万历年间更日甚一日，据《（万历）江都县志》云：
其在今日，则四方商贾陈肆其间，易操什一起富；富者辄饰宫室，蓄姬媵，盛仆御，饮食佩服与王者埒。妇人无事，居恒修冶容，鬪巧妆，镂金玉为首饰，杂以明珠翠羽，被服绮绣，衵衣皆纯彩，其侈丽极矣。此皆什九商贾之家，闾左轻薄子弟率起效之。
侈靡之风，不但商贾之家，下层阶级闾左之民也群起仿效。淮安府，明代中期“浑厚之风亦少衰”，演变至天启年间更为奢侈僭越，《（天启）淮安府志》云：
挽近，衣饰云锦，豪富绮靡，至于巾裾奢侈异制，闺阁丽华炫耀，佣流优隶混与文儒教冠相杂，无分贵贱。且宴会、室庐、衣帽，今皆违式，奢侈无忌。
以上所举例证，为明代中期社会风气已经转变地区，明代后期的发展。至于大多数明代中期风气尚未转变的地区，嘉靖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扩散的冲激，原来淳朴守礼的风气开始转变。如宜兴县，正统年间，其民“耕稼自给”“少为商贾”，“男子不远游，妇女不交易”；风气淳朴，“不事浮华”，“士夫不衣文绣，不乘舆马”。
但到了万历年间，“则渐入浇漓，冠盖舆卫以非分而交骋，庖俎珍丽以侈富而相高”。
嘉定县由于棉纺织业非常发达，万历年间，其产品贩运“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利亦至饶”。
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使县境内“市镇星罗”，如新泾镇、罗店镇、高桥镇等，均在明末成为“物力之所赢，舟车之所辏，远近赖焉”的巨镇。
风气之奢侈，不但富室，即使中人之家“亦慕效之”，皆“以饮馔相高，水陆之珍，常至方丈”，“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
争逐物质享受的结果，是混乱了旧有的社会价值标准。《（万历）嘉定县志》云：
数十年前，后辈见前辈，必严重之；有行义者，奉以为楷模。迩者渐成侮老之习，即不得不貌敬者，背后复姗笑之。
南京在永乐迁都之后，发展受限，但到明代后期，由于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而成为一个“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的大都市。
城内大市为货所集的是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一带：果子行在三山街西，是“诸果聚处”；竹木行在武定桥西，为“竹木所聚”；川广杂货、米豆行，“俱在上新河”。
商业愈来愈发达，外地来的富商也愈来愈多，例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万历年间，“与紬段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
市区繁荣，店铺增加，“生齿渐蕃，居民日密”，出现“稍稍侵官道为廛肆”的违章建筑。
商业发展与都市繁荣影响下，社会风气不再如明代中期那样“彬彬乎进于古”，“以廉俭相先”，万历年间已趋向“以富侈为尚”，社会风气“不无少变焉”。
万历初年，王丹丘著《建业风俗记》，“大较慕正、嘉以前之庞厚，而伤后之渐以浇薄也”，所举多为越礼犯分之事例，如“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其中居室一项，“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
除了服舍违式僭越之外，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社会规范也受到挑战。《建业风俗记》又说：
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万历初）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有遇尊长乘骑不下者。
甚至一些以前只有士大夫才能拥有的身份表征，也下移于下层阶级。《建业风俗记》又说：
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嘉靖来，束发时就有号；末年，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之。
这些转变趋向，继续发展，至万历四十余年，“则又日异而月不同”。
江南如此，江北亦然。扬州府属县份，如通州，明代中期仍不发展，“犹有敦本务实之风”，嘉靖年间，风气转变，据嘉靖十四年进士陈尧说：明代中期，士大夫、庶民衣服俭朴，“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紬、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袴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易，号为时样，此所谓服妖也。故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么麽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禁厉；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其服饰“以靡丽相高”，而且下层人民也能穿用。
至于宴饮，陈尧又说：
吾乡先辈，岁时讌会，一席而宾主四人共之，宾多不能容，则主人坐于宾之侧；以一磁杯行酒，手自斟酌，互相传递肴果，取具临时，酒酤于市；惟其土风，不求丰腆，相与醉饱而别以为常。庶氓之家，终岁不讌客，有故则盂羮豆肉相招一饭，人不以为简也；贵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张筵，不设彩，不用歌舞戏，间有一焉，用歌舞戏，则里中子弟皆往观之，谈说数日，不能休。
今乡里之人，无故讌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其渎客，不敢以荐。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夺之，以得者为豪雄。
一般乡里人民，由于经济情况改善，物力丰盈，有能力追求较高生活享受，使过去只有上层社会可以享用的，也普及于下层社会。影响所及，一般人民不但要求物质生活享受等级平等，更进一步追求文雅，要求称谓形式的平等。陈尧说：
号也者，弟子所以施于先生，乡里后生所以施于长者；盖重其人，不敢举其字，故号以别之，明有尊也。……今之人，不达其故，辄欲称号，如王公贵人勿论已，即米盐商贾刀锥吏胥江湖星卜游手负担之徒，莫不有号，至篆刻图书，用之不忌；故不知其号，则故旧不通书，儒生不撰文字，宾主相对，噤不吐一语；盖不敢尔汝之也。此其事殆盛于嘉靖之中叶乎！即如吾通，往时大贤君子不为少矣，今皆不举其号，即有号者，仅数人焉。……今则无人不号矣。向也，余自粤中归，一友人来会，余曰：“公居何处？”答曰：“我屋毁于倭夷，今僦居于双涧耳。”余曰：“双涧何人？”则愕然不应；盖知其号而不知其姓名，余为一笑。其后闻之，乃一鼓刀之夫也。又官府文书，亦以号行，其人罪至大辟而莫之易也；故部使者恤刑疏中，称囚之号。夫鄙至于屠酤，恶至于大辟，亦以号称，号岂足重乎？
江北地区与通州情况类似的相当普遍。兴化县原来“民性质实”，但“民不积谷，邑无千金之家”，明末经济的发展，使其“俗渐靡，阊井小民……佣贩皆习歌曲，喜博赛，衣尚华，燕尚侈”。
高邮州“亲友常燕，旧惟肴羞四豆”，隆庆年间“则罗珍异，以丰侈为欵，厚积豆盈尺，饮尚五加皮酒；先辈俭素之风，委弃而不可返矣。至于私人皂隶，尤越礼犯分，披服轻暖，厌饫浓鲜”。
泰州原来也是“民朴而鲜儇巧”，崇祯年间，也“渐以奢侈相尚，燕会服饰比于三吴”。
而准南盐产最盛的泰州分司所属的东台、安丰、丁溪等中十盐场，据《（康熙）淮南中十场志》云：
闻诸父老，有明（隆）庆（万）历以前，习尚风会，犹有淳庞朴茂之遗。（天）启（崇）祯以来，渐趋浇漓，喜斗健讼，动以凌厉相加，汰侈之习，上下靡然。盖气运一大变更也。
甚至连位于江苏北部，经济落后的沛县，到嘉靖年间也“日渐奢侈，颇尚势力”。
浙西地区，嘉靖以后，商品经济也大为发展，杭州是“东南一大都会”，但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万历初年，都市发展甚为繁华。据陈善说：“今居民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生齿极众，贸易日多。”
又说：“内外衢巷绵亘数十里，四通五达，冠盖相属，即诸下邑，亦襟联袂接，络绎不绝，民萌繁庶，物产浩穰，征于斯矣。所谓车毂击，人肩摩者，非耶！”
其繁庶如此，遂使风气变迁。《（万历）杭州府志》云：
五十年前（嘉靖初年），杭人有积赀巨万而矮屋数椽，终身布素者；今服舍僭侈，拟于王公。
服饰华侈，讲究时尚，时人谓之“服妖”。万历三十年（1602），杭州府推官枷号一穿苏样的少年，“众皆笑之，传以为快”；但后来群起仿效，“不知其可笑矣”。为此，方弘静《千一录》云：
今之服妖，如所谓苏样者，翩翩道上，莫知禁者。无论坊市细氓，即缙绅大夫，袖仅纳手，若弯弓之为者，此何祥乎？
湖州府是个蚕桑业中心，商品经济发达，成化以前风俗俭朴，明末据王道隆《菇城文献》说：
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赀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盖僭逾之风焉。
嘉兴府弘治年间还是“风气敦庞”，据万历八年进士沈尧中说：
余犹及见，后生小子途遇长老，逡巡揖让，无少惰容。近世，当事偶露威稜，稍抑闾右，于是群小无赖恣睢横行，凌及上官，几丛厉阶，甚至讥刺恢谑，好为蜚语。
则万历年间社会风气已趋浇漓。嘉兴府属安吉州也有类似转变，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江一麟在嘉靖三十六年刊印的《安吉州志》中说：
余闻父老言，往时人皆悛悛，朴鲁谨畏，至或老死不识城市，亦绝无椎埋胠箧之夫。乃今视数十年前，其时变儇靡何如矣。
则安吉州风气在明代中期尚朴鲁，嘉靖年间已变轻薄奢侈。
明代后期，浙东地区商品经济也大有发展，绍兴府的茶、酒、纺织品“盛行外境”，不限于地方市场。
社会因此富庶，风气因此转变。《（万历）绍兴府志》云：
黜佃者逋主者之租，又从而驾祸以胁之。丝布不服，鱼蛤蔬菜不食，而务穷四方绮丽，极水陆珍味。妇女竞华饰，或至拟王家，不可望于数十年前之越郡。
人们对物质享受之追求，已非当地物产所能满足，而追求远方高级品；社会秩序也受到冲击，明初规定必须以少事长之礼相待的地主佃户关系，有了转变，佃户不但欠租、抗租，甚至敢于威胁地主。绍兴府新昌县，成化年间还尚俭薄守礼，迨万历年间；宴饮“渐奢”，服饰“渐侈”，士风“渐坏”。
余姚在成、弘年间，“古道犹存”，然而迨万历年间“未百年”，而风气“浸以敝”。
《（万历）新修余姚县志》云：
四乡小民……食麄衣恶……邑井则户无贵贱方巾长服。近且趋奇炫诡，巾必骇众而饰以玉，服必耀俗而缘以彩。……至于妇女服饰，岁变月新，务穷珍异，诚不知其所终也，饮食若流，惟取属厌，无论穷海极陆，八珍四膳之奢。
“世风递趋递降”，不但日趋奢靡，且影响人际关系，例如学者有“遇先辈不屑罄折”者，“甚或好生羽毛，恶成疮痏，抑又舞其管而为鼠雀织；阛阓子燥发而学，操觚嘤咿，效一二语”等，“辄前无之”。
会稽县自正德年间以后，“质漓文胜，丧易俗奢”；万历初年，据张元忭《（万历）会稽县志·风俗论》云：“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穷江之南北、山之东西，竞其绮丽，罄其方之所输，其多不可以指数。”
同书《人物论》亦云：“以余观于乡之尚、士与庶之风：昔以朴，今渐以华；昔以俭，今渐以侈。夫华与侈相乘，故志日滥而节易隳。”
宁波府在成化以前，为“物力有所制”，“其俗质”，“民易治”；嘉靖年间，风气转变。《（嘉靖）宁波府志》云：
比年以来，精华日漓而竞文，饰侈声华……其甚者，务雕镂，侈崇大，竞绮縠珠玉，薄布素摈之，宾筵珍美，至割衣食。……其又甚，则入无甔石之储，出衣华绣之服；……少不逊长，而舆盖交于途，亲戚相暴，邻里相盗；……乃其士人亦有罢诵读而甘佚游，耻恶衣而不耻枵腹，至侮先生长者，以为无闻知。回视昔日之质，何如哉？
所县慈溪、奉化、定海、象山、鄞县五邑，“风俗大抵皆同”，也都因“生养蕃庶”，“而习尚侈靡，士庶效尤”，“旧风为之一衰”，
温州府也“世风日偷，不能无敝”，到万历年间，原来“俗之美者”多已陵替。
《（万历）温州府志》云：
旧时，男女俱尚布衣，今富家子弟多以服饰炫耀，逮舆隶亦穿紬段，侈靡甚矣。……人家罕食麦面，则水族居多；今召客悉穷水陆，俗称靡矣。
社会风气不但侈靡，而且贵贱不分。台州府黄岩县，弘治年间“民皆质直愿悫态”；
升平既久，迨万历年间，“而奢侈竞起，民庶丈夫辄衣文绮履丝策肥，妇女饰以金翠珠琲”，“涂巷居设，厅事高广倍式；燕饮珍器盈席，竟夕鼓吹。俭者则嗤其恡，贫者自以为惭”。
两浙大部分地区，嘉靖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刺激下，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僭越，即使号称为“两浙风俗之淳，惟严为最”的严州府，万历后期也“俗入偷薄”。
仅有少数地区，因地处僻远，自然条件又差，商品经济难以发展，社会风气难有转变。如沿海的处州府宣平县，“地颇险远”，嘉靖年间，风气仍“俭啬朴素”；
景宁县也是“居万山之中，山峻水急，土瘠民贫”，“仅给衣食”，至万历年间，仍是“俗尚质野”，
宁波府镇海县也因“地薄故，室无再世之富，其民贫”；嘉靖年间，风气仍然淳朴，“乡鲜绮丽之竞”。
绍兴府上虞县也因“不乐商贾”，商品经济不发达，“故富籍无千金之产”，风气俭啬淳朴，至万历年间依然，是以“内外之辨甚严，贵贱之分不躐”，旧有社会秩序未遭破坏。
而内陆严州府淳安县也因“环万山以为邑”，“山多地瘠”，至嘉靖年间仍“民贫而啬”。
江苏地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最为先进，社会风气转变最早，也较全面，鲜有不变之地，只有江北极少数地区例外。如海州，“田野不辟，米粟不丰，小民不出境事商贾，不习工艺”，社会经济水平不高；因此到明末隆庆年间，社会风气仍然是“尚朴实，无声色臭味之欲”，“孅俭而不事奢华”。
州属海门县亦然，嘉靖年间也还是“习朴实”。
总之，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升高，江浙大部分地区的社会风气发生较大的变迁，只有极少数偏远土瘠的地区没有变动，比起明代中期只有部分地区“浑厚之风亦少衰”，明代后期的转变是既深且广的，“华侈相尚”“僭越违式”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上层社会的缙绅士夫富家大户群起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奢侈相尚”，流风所及，一般庶民及下层社会的隶仆也莫不以“奢靡相高”，“用饶度侈，被绮縠，烹羔羊，歌舞为长夜饮，遂酿成奢风”。
明末“奢靡相尚”的社会风气，表现于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在宴饮方面，不但量较以前多，由过去的五碟菜和五六巡酒，增加为八碟、十二碟，甚至十六碟，而且质较以前讲究得多，“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宴客时还常有歌舞戏或请伎乐弹唱助兴；一夜宴会所费至于什佰。
服饰方面，不但衣料上追求罗绮紬段等高级品，而且在式样上追求新花样，“务穷珍异”，“岁变月新”。妇女更是以金玉、明珠、翠羽为首饰，“恒修冶容，斗巧妆”。住屋方面，则不但追求“厅事高广倍式”，而且讲究装潢，“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
追求奢靡风尚，必须物力丰盈，否则“虽日挞而责其奢靡佚游，不可得已”。
物力丰盈来自财富，尤其是从商品交易所得，司马迁早有名言：“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是以明末社会，尤以江、浙地区，不分上下，竞以从事商品经济为业。本来四品以上官员与公侯伯之家是不准经商的，然而明末“冠盖之家公然为商贾之行”，
嘉隆间任宰辅的徐阶，在其华亭县的家里便“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
吴中缙绅士大夫也“多以货殖为急”，“开行债典，兴贩屠沽，其术倍克于齐民”。
社会风气的流行是“上行下效”的，在缙绅士大夫的倡导下，诚如《吴兴掌故集》所云：
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离，视本业者竞嗤鄙之。
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
社会上向来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如赵南星所说：
犹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也，其本业然也。
因此张又渠在《课子随笔》中，劝诫子孙：“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
观念的改变，使更多的人从事商品生产与贸易，促使明末商品经济更加发达。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社会奢靡之风，改变一般人以工商为末业的观念，使更多的人从事商品经济活动，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松江上海人陆楫可能是因为生长在商品经济先进地区，在明代后期就认识到奢侈的社会风气鼓励消费，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当大家都在叹责奢靡之风时，他首先提出“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的主张，反对“欲徒禁奢”的政策。他说：
每博观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之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有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富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
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昆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他发现社会风气的形成，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所以只能“因俗以为治”。如此则当政者不劳，而被治者生活也不为其所扰。奢侈的社会风气，正是经济富庶的产物，所以说：“先富而后奢。”奢风形成之后，又助长经济发展；因为能过奢侈生活的，主要是缙绅士夫富商大贾，他们追求享受而挥霍消费，其所消费的物品，是一般人民为他们生产贩运的，由此一般人民的衣食可以有所取给。侈靡消费成为需要、动机和目的，然后人民进行商品生产与贸易。陆楫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这个主张的人，早在战国与汉初之际，《管子·侈靡篇》已论述这个道理，但在“重农抑商”为主的传统下，“富者靡之，贫者为之”，鼓励消费以提供工作机会的主张，一直不被重视。
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当代学者提供了观察论证这个理论的机会，也说明了明末奢靡的社会风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明初淳朴的风气，正是当时社会经济衰退，“物力有所制”的缘故。其后长江下游，江南的苏松等地，商品经济发展先进，社会风气首先转变，“先富而后奢”；而那些较落后的贫穷地区，因“先贫而后俭”，仍维持俭朴的“古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扩大，社会风气转变的地区扩大，而且奢侈日甚一日。越奢侈的地区，因消费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与商品贸迁的机会增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商品经济更形繁荣。换句话说，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社会风气的奢靡，社会风气的奢靡刺激了消费，增加对商品生产的需求。
明末“奢靡相高”的社会风气，又冲击了原来“贵贱有等”的社会秩序。明初为维持“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社会阶级制度，继承汉初以来的制度，“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约”，订立生活消费必须与社会地位相称的礼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从事工商致富者日多，具备享用高额消费品的能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对于财富的观念改变，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不再只有仕宦功名，社会风气日趋“奢靡相高”，则财富这个标准就日益重要，终于向“贵贱有等”“安分守礼”的社会秩序挑战。而且由于商品生产的发达，产品的种类与数量大为增加，不少奢侈品变成民生日用品，不再难于取得，在奢靡虚荣的风气影响下，家无担石之储的贫民，也“耻穿布素”，买不起绮罗的人，便“从典肆中觅旧缎、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座”。
于是没有功名的富商地主与庶民隶仆倡优，在华侈相高的风气影响下，共同向礼法的约束挑战，造成“僭越违式”的风气，破坏贵贱差等的社会秩序。服饰方面，据《大明会典》规定，庶民只许用紬绢素纱为衣料，不许僭用锦绮纻丝绫罗等高级衣料，金绣衣物之禁更严，商贾之家止许用绢布；明末则“市井之服居常无不服罗绮”，甚至连“娼优贱婢（也）以为常服”。
至于“织金妆花本王府仕宦人家品服，以别贵贱”，明末则“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已为僭分”。
衣服颜色，《大明会典》规定，民间妇女袍衫止用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
首饰的使用也表示社会地位的等级，明初规定一般平民“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因为只有命妇才能以金珠翠玉为饰。
然而明末社会却流行妇女“镂金玉为首饰，杂以明珠翠羽”，“庶人之娶，多用命服”。
据张瀚说：万历年间，“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社会上“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服饰的社会等级表征，已为社会上“侈丽相高”的风尚所打破。
居室方面，明初规定：“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栱、彩色”；
瓦兽也只限公侯、品宫之家使用；
家具则官员人等均不得僭用朱红金饰的桌椅木器，官员床面、屏风、槅子许用杂色漆饰；
民间酒具不许用金，只许用锡、银或瓷器、漆器。
但明末社会中，不但士大夫，连百姓庶民之家也“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厅事高广过倍”，“多缀兽头”，早已超过礼法规定。
房舍制度表现于外，常人经过便可一目了然，尚且如此公然僭越，则家具、器皿陈设室内，难于稽察，更无顾忌，而“僭拟不可言”。
在奢靡相尚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诚如《（天启）淮安府志》所云：“宴会、室庐、衣帽，今皆违式，奢侈无忌。”违式僭拟的结果，导致“佣流优隶混与文儒衣冠相杂，无分贵贱”，而一般人视为当然，“恬不知愧”，“莫之怪也”。
只要经济能力负担得起，“拥赀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甚至“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
“奢侈竞起”的风尚，肯定了财富对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万历年间，苏州进士伍袁萃说：
令甲娼优隶卒之子，不许入学。迩来，法纪荡废，胶序之间，济济斌斌，多奴隶子；而吴之苏、松、常，浙之杭、嘉、湖最盛，甚至有登甲第，入翰苑，猎清华秩者，岂不辱朝廷而羞当世士耶？
只要经济力量够，不但可以奢侈违式，达到无分贵贱，追求身份平等的理想。甚至可以以金钱购买功名官爵，例如监生即可捐纳取得；
又如万历年间，京师巨商李元祥“身拥雄资，列肆连衢”，不但为自己买得文思院副使一职，其子李伟也“买爵鸿胪”。
以奢靡相高的社会风气冲击社会等级制度，进而造成既有社会秩序的一些混乱现象。例如婚姻中不少地方注重钱财，“嫁索厚礼，娶责丰资”，“良贱不及计，配偶不及择”，“以富贵相高而左旧族”。
又如师生关系上出现怠慢师长的现象，“所称门生者，亦如路人，过门而不入者多矣”。
此外，尊老敬贤的风气也发生变化，“或与先辈抗衡，甚至有遇尊长乘骑不下者”。
这些人可说是目无纲纪，不认为社会上应有长幼、尊卑、贵贱之别，人人平等，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均可用金钱财富打破。这种要求平等的共同心理倾向，与嘉靖以后王阳明、王艮及其后学所主张的良知平等之义、布教平民的做法相呼应，一为以财富破坏社会等级制度，一为以良知向社会等级制度挑战。
不少平民因而自认与士大夫地位平等，而采用一些过去专属士大夫身份表征的符号，例如字号，原来只是尊长与儒生、士大夫才有的称谓，但嘉靖以后，已下延及奴仆与俳优甚至乞丐、囚犯。总之，奢靡相高的社会风气，冲击“贵贱有别，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无怪乎晚明学者对当代社会要兴“纪纲凌夷”“天崩地解”之叹。这就是明末社会风气变迁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也是明末社会风气变迁在社会史上的意义。
社会风气日以奢靡相高，追求豪华的生活享受，因此刺激了人们对钱财的需求。尤其是仕宦人家，明朝的俸禄本来就很低，光靠薪俸难以度日，如今处在一个奢靡相高，以俭者、贫者为耻的社会，更是收支难以平衡；于是官员们搜括榨取，想尽办法聚敛财货，政治风气乃日趋贪墨。成化、嘉靖年间人何瑭在嘉靖七年任户部右侍郎时撰作的《民财空虚之弊议》云：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自国初至今百六十年，承平既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以奢侈相尚。一宫室台榭之费至用银数百两，一衣服燕享之费至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极华靡。财有余者以此相夸，财不足者亦相仿效，上下之分荡然不知。风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闾巷贫民，习见奢僭。婚姻、丧葬之仪，燕会、赙赠之礼，畏惧亲友讥笑，亦竭力营办，甚至称贷为之。官府习于见闻，通无禁约。间有一二贤明之官，欲行禁约，议者多谓奢僭之人自费其财，无害于治，反讥禁者不达人情。一齐众楚，法岂能行？殊不知风俗奢僭，不止耗民之财，且可乱民之志。盖风俗既以奢僭相夸，则官吏俸禄之所入，小民农商之所获，各亦不多，岂能足用？故官吏则务为贪饕，小民则务为欺夺。
万历五年进士冯琦《肃官常疏》亦云：
夫官常吏治，皆士人为之。士犹处子也，处为贞女，始嫁为贞妇。女乏幽静之德，而欲其尽妇道难矣。乃士习之坏，于今特甚。民间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风尚日奢。鄙淡素为固陋，矜华丽为豪爽。游闲公子，竞高富贵之容；铅椠儒生，亦奢衣冠之美。甚而服多不衷，巾多异式，冠而缀玉，舄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穷僻之乡，且寝淫成俗矣。幸而云霄得路，遂谓富贵逼人，车马甚都，服餐具奢。不急应酬，一日多于一日；无名之浮费，一科甚于一科。一月赁房价，有至四五两者；一日张宴费，有至二三两者，务为观美，争相征逐。纵有质素之士，意不欲为而习尚已成，转难立异。于是不费亦习于费，不奢亦化于奢。本以寒素，何从办此？今日取债，明日倍偿；今日如此奢靡，异日岂能廉静？则有盛共张、侈驺从，以鸣得意；则有饬厨传、厚馈遗，以猎声名；则有广田宅、美居室，以营身家。盖奢固惰之媒而贪之根也。
何瑭与冯琦把社会风气对政治的影响分析得很清楚。明初社会淳朴守分，“民淳俗富，吏易为治”。《明史·循吏列传》所“略举”的一百二十九位循吏中，正统以前占了一百一十四人之多，景泰至正德占十人，嘉靖以后仅五人，其中一人还是起于弘治、终于嘉靖的。
洪武至正统有八十一年，景泰至正德七十一年，嘉靖至崇祯一百二十二年。则明代后期，时间最长，能举出的循吏代表最少，政风之衰由此可见；而明代从初期迄末年的政治风气变迁，从循良趋于贪贿，正与社会风气从淳朴趋于奢靡相配合。嘉靖以前，社会风气在少部分地区发生“浑厚之风亦少衰”的现象，但大多数地区仍然淳朴；政治风气不受奢靡的影响，循良之风容易维持。明末广东顺德硕儒陈邦彦上疏弘光帝《中兴政要策论》云：
嘉隆以前，士大夫教尚名节，游宦归来，客或询其囊橐，必唾弃之。
《（万历）新会县志》也说：
正嘉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是则不相过。
嘉靖以后，在奢靡相高的风气影响下，政治风气大坏，当政者“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
而且贪贿成风，恬不以为怪。陈邦彦又说：
今天下自大吏至于官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受铨天曹（吏部），得善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姗笑，以为无能。
士当齿学之初，问以读书何为？皆以博科第、肥妻子而已。及始进胶序，则所称师儒者，未闻有诲导之事，但较修脯之多寡以示之。贪至于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贿赂不为功，而相与文之以美名曰礼。……惟心没于利，是故利之所在，虽盗贼而可从也。
《（万历）新修余姚县志》也说：
父兄之教其子弟，专事决科求仕，荣名重利。仕者，前此，类洁廉自完，或以墨败官，荐绅之老于乡者耻伍之。近稍忻羡其黩货者，俗以此究利，喜芜文，忘本实，渐不可长。
《（万历）新会县志》又说：
嘉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重轻，相与姗笑为痴物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
纳贿贪污已被视为官吏正常收入，“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
不再加以掩饰，贫贿所得，则用于竞营侈靡消费，营居室，筑园亭，侈饮食，备仆从，甚至养优伶，蓄姬妾，召妓女，事博弈。则明末社会风气之奢靡，不但影响政治风气趋于贪黩，而且贪黩的风气，又倒过来助长奢华之风。
这就是奢靡的社会风气对明末政治的影响。
总之，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嘉靖以后，社会风气侈靡，日甚一日。尤其江浙一带由城镇领风气之先，渐及于乡村，甚至延至全国各地，“作俑自苏始，杭州效之，以达于东南，而闽、粤、川、贵等风靡；南都效之，以达于西北，而鲁、燕、秦、晋等风靡”。
侈靡之风盛行，消费增加，为人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尤其商品贸迁的质与量的增加，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一些人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晚明经济、社会繁荣，却与贪腐的政治共生，真乃“繁华乱世”，终于“天崩地解”而亡国。
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政治风气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防止因经济与社会繁荣而导致的政治贪腐，明代这段历史的教训，可资借鉴，宜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