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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西历史，人们常说关键时段在14—17世纪。西方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知识革命、商业革命而兴起。中国却逢明朝，皇帝昏庸，宦官乱政，特务横行，土地集中于少数皇室、贵族、豪绅、地主之手，民不聊生，变乱迭起。其间虽有郑和下西洋早于地理大发现六十年，显示中国航海科技之发达，却不能继续而夭折。似乎这段历史是一片黑暗。人们津津乐道的，常是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控制厂卫特务、专权跋扈，正德之荒唐，嘉靖与万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嘉靖”者“家家皆净”也。社会上则尽如《金瓶梅》所叙述那样穷奢极欲、贪污腐化。当时的中国乏善可陈。
数十年前，一些历史学家为找寻“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在过去很少人注意的地方志、笔记、小说、文集中，看到这一时代的另一种图像：农业商品化，家庭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发达，国内商业与海外贸易繁荣，都市化的程度较同期的西欧为高。明末著名科技著作《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就说：这是“圣明极盛之世”，交通发达，物产流通，“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遂使“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正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当时最繁荣的地区是江南、大运河两岸、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江南地区，以苏州最为进步，市场繁荣，“聚货招商”，不但城内“望如锦绣”，而且城外从阊门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商店一间接一间。各种商品集中在某些市场贩卖，如枫桥是米豆市场，南濠是鱼盐、药材市场，东西汇是木簰市场，货品丰富有如“云委山积”，商业发展的结果，不但府城县城，而且连城郊村市也被带动起来。由于丝织业的发展，吴江县城外的震泽镇，在成化年间，也就是15世纪中叶，人口不过三四百家，到了嘉靖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叶，成为一个“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的丝织业市镇。盛泽市原是个小农村，16世纪中叶，“居民百家，以锦绫为市”。到16世纪末，据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的描述：由于“远近村坊织成紬疋，俱到此上市”，“市上两岸紬私牙行，约有千百余家”，成为一个“居民稠庶”的市镇，这类现象在江南甚为普遍。例如嘉定县的棉纺织业非常发达，产品贩运全国各地，近的地方如杭州、徽州、临清、济南，远的地方如河北、辽东、山西、陕西等地，都是嘉定棉织品的市场。因为贩运大量棉织品，不是县城可以独立应付，城郊许多市镇如新泾镇、高桥镇等，遂成“物力之所赢，舟车之所辏，远近赖焉”的市镇。因此到16世纪末，嘉定县境内市镇星罗棋布。嘉兴县濮院镇，在明代中叶约16世纪时，“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赀云集”。
南京在16世纪，也是一个“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的大都市，城内商业发达，市场呈专业集中化，如果子行在三街西，为“诸果聚处”；竹木行在武定桥西，为“竹米所聚”；川广杂货与米豆行，“俱在上新河”。商业越来越发达，外地富商也越来越多，例如典当铺在16世纪初都是南京本地人开的，16世纪后期，和紬缎铺、盐店一样，都是外地富商所开。市区繁荣，店铺增加，“生齿渐蕃，居民日密”，地价上涨；因此出现侵占官道搭建的违章建筑店铺。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就是描绘当时南京繁荣情景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绘画。
16、17世纪的繁荣，不但江南如此，即使经济比较落后的华北地区，也不遑多让。以纺织业论，山西潞安生产的“潞紬”，“织作纯丽”，销售全国。仅潞安府城从事织紬的就不只数千家，纺织机约九千张，如果合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计算，共有紬机一万三千余张。以棉业而论，华北为棉花主要产地，尤其山东、河南的棉花常顺着运河，泛舟卖到南方，而南方生产的棉布则利用同样的河道，泛舟卖到华北。以矿冶铸造业论，民间矿冶中心在陕西华州柳子镇，当地炉场数百，“啸聚千万人作事”，光铁匠便有三千家，“作刀剑剪斧之用”，“闻于四方”。河南鲁山县有铁矿，炉一百一十余座，“铸各色器皿”出卖。当手工业发达，商品不仅在地方市场销售，也运到远方市场贩卖，位于商品集散或转卖之处的城镇因此而繁荣。
16世纪后期，张瀚曾以其“宦游四方，得习闻商贾盈缩”的心得，写成《商贾纪》一文，报道明代后期市场、都市与商业网络。根据他的叙述，位于“往来通衢”的城镇，“商贾多出其途”；因此商业繁盛，城市繁荣。如河北的河间府，当地商贩来自全国各地：贩卖高级丝织品的来自南京、苏州、临清，贩卖粮食的来自河南与天津，贩卖铁器的，来自临清与交河，贩盐的来自沧州、天津，贩木材的来自真定，贩卖瓷器、漆器的来自景德镇和徽州；商业繁荣，“富豪势室，麟次栉比”。河南的开封府，“当天下之中”，交通四通八达，“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城内商业区有三街六市。据《如梦录》所载，其市面繁华，不减于宋代，店铺字号，接连不断，其中缎店最多。商品也是来自全国各地，有郑州、辉县、光州、固始运来的各色大米，有四川来的黄杨，有远自福建来的荔枝、松根、夏布，也有临清生产的首帕。
至于北京则因为是全国政治中心，贵族、官员、士人聚居的地方，人口在百万以上。生活用品均依赖外地供应，张瀚说：“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城南的前门、宣武、崇文三门之外，商业最盛，“百货充溢，宝藏丰富，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其中尤以东南方来的手工业品最受欢迎，价格最高；因此“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北京市场上的商品，“半产于东南”。市面的繁荣，明人记载不少，甚至也有“清明上河图”式的都市风貌写真传世，今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皇都积胜图》就是最好的代表。
16、17世纪，除国内商业外，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也很兴盛。虽然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把“通蕃下海”悬为厉禁。但事实上贸易并未完全中断。尤其嘉靖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期，东南沿海商人与日本海盗勾结，组成所谓“倭寇”的武装走私海盗集团，从事与日本人及西方人的贸易。此时，正是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西欧国家的殖民者纷纷东来，占领殖民据点，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吕宋）、荷兰人占领台湾、葡萄牙人侵占澳门，作为贸易据点，与中国贸易丝、瓷、棉布与糖品、果品。尤其丝与丝织品最受欢迎，因为蚕丝是中国特产，其他的地方都不生产，“惟借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或买到“中国绫、罗、杂缯”，“服之以为华好”；利润最高，往往可获利两倍到数倍。当时西班牙人已占领中、南美洲，并开采银矿，携来大量白银，作为交易媒介。因此明末傅元初说：“若贩（西班牙人占领的）吕宋，则单得银钱。”当时中国人不知其银来自美洲，以为“其国有银山，有夷人铸作，银钱独盛”；万历皇帝派宦官到全国各地征收“矿税”时，还因这个传闻派人到吕宋去调查银山之事。海外贸易发达的结果，不但因为贸易顺差而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而且也使东南沿海富裕起来，并刺激手工制造业因大量出口需求而兴盛。举福建海澄县的月港为例，月港在15世纪只是一个“结茅而居”“捕鱼纬萧”的渔村，自16世纪初从事海外贸易后，“富家以赀，贫者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博利可十倍”。虽有朝廷海禁之令，也要“奋当车之臂”，“竞鹜争驰”。据《（崇祯）澄海县志》说：当地的月港因此成为“繁华地界”，“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飙响答”，被人称为“小苏杭”。
由上所述，可知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是相当繁荣的。在富裕的经济刺激下，明初那种“贵贱有等”“检仆醇厚”的社会风气便难以维持了。一些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如苏州吴江县“迨天顺初”，“检仆之习”“渐移”，弘治年间，也就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习俗愈趋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妇服饰”。到了16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更是“多奢少俭”，《（嘉靖）吴江县志》说：当地“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有海陆之饶，商贾并辏。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流风所及，不但士大夫以华侈相高，市井小民也以奢华相尚。16世纪中期，通州进士陈尧说：里中子弟已认为当地产制的“罗绮不足珍”，而要用远方制造“价高而美丽者”如“吴紬、宋锦、云缣、驼褐”“以为衣”，尤其样式要讲究，“倏忽变易，号为时样”，有如今人追求时髦的“时装”。如果“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流风所及，过去只有士大夫可以戴的方头巾，市井小民也戴起来，甚至“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也“蹑云头履行道上”，人数之多，如“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这类现象相当普遍，许多人看不惯，纷纷在笔记、文集与地方志中撰文批评“世风日下”的社会，而向往明初社会的淳美。例如《（隆庆）仪真县志》就说：明初的“民风质实朴约”，衣食住行都很简朴，“无大文饰”，人与人相处，“恭让诚信，惮讼而怀居”“婚丧相继虽若鄙，而古意犹存”，无论士大夫或市井乡里小民，都能“守礼畏法”“修行慎业”。与明末社会相比，似乎明初是美好的旧日时光（Good Old Days）。我们读了这类文章，不免有似曾相似的感觉，人们常说过去的社会是如何淳朴、守法、有礼，哪像现代的人这样奢靡、无法与无礼。明末的人也和我们今天一样，在感叹之余，便兴起“移风易俗”的念头，想用政治力量，严厉要求人们遵守明初政府所制定的规则：“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栱、彩色；其男女衣服不得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用紬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违者罪之。”
但是这种感叹与回到过去的主观意愿，敌不过现时高水平生活的诱惑，已经失序的阶级伦理规范，似乎不能以政治命令重建。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明代后期的社会与经济情况已与明初大不相同，但是在经济富裕的江南与运河沿岸地区，有少数人感觉到经济情况已经改变，社会已经不同，应该有不同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了。《（万历）如皋县志》的作者便说：明初的俭朴淳厚与贵贱有等，不是那时候的人特别好，而是当时“百姓初脱乱离之苦”，生活水平较低，“凡百用度取给而止”；“奢侈甚少”是他们没有奢侈的本钱，俭朴是因为经济能力有限；贵贱有等，遵守礼法规定，是他们没有能力僭越礼制。
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更提出他对“奢侈”的看法。他认为社会风气的形成，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而转移的，所以只能“因俗以为治”。如此则当政者不辛劳，而被统治者的生活也不为其所扰。奢侈的社会风气，正是经济繁荣的产物，所以说：“先富后奢。”奢风形成之后，又能助长经济发展；因为能过奢侈生活的人越多，则需要的物品愈多、愈精，于是刺激生产，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工作机会越多，生产越发达，人民收入也越有保障，生活水平也越能提高，而接近过去人们认为“奢靡”的程度。他比较苏杭地区与浙东地区，前者是天下财赋所在，社会风气奢靡，但因为“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奢侈之风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因此“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至于后者的社会风气“最号为俭”，但当地人民消费少，因而工作机会少，甚至生活达到“不能自给”的程度，而“半游食于四方”，因此“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在他看来，奢侈与商业繁荣是并存的，人民是赖着奢侈与繁荣带来的工作机会生活。如果“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哪来商业繁荣？哪来工作机会呢？总之，“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徒欲禁奢”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16、17世纪，社会经济繁荣与社会风气奢靡，似乎像连体婴一样，分割不开。社会风气奢靡，表现于日常生活消费质量之提高，刺激商品生产的种类与数量之增加；不少商品因为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不但富人可以购买，一般人民也有可能取得。于是“家无担石之储”的贫民，也“耻穿布素”，买不起绮罗高级衣料的人，甚至可以“从典肆中觅旧缎、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不但衣食住行方面，“一切以奢侈相尚”，生活享受不再是贵族仕宦的阶级专利，导致“佣流优隶混与文儒衣冠相杂，无贵贱”，甚至在要求物质生活享受平等外，一般人民更进一步追求文雅，要求贵族仕宦过去专有的文化生活，也能下及庶民。例如过去只有少数士大夫有号，到了嘉靖中叶，即16世纪中叶，不但士人“束发时就有号”，甚至“米盐商贾、刀锥吏胥、江湖星卜、游手负担之徒，莫不有号”。嘉靖年间，陈尧说过一个故事，他问一位朋友住在哪里，友人说房子被倭寇烧了，现在向双涧租房子住，陈尧原以为自己孤陋寡闻，不知双涧先生是谁，又不敢问，怕友人笑话，后来才知道双涧不过是一“鼓刀之夫”。在当时人看来这是“上下之分荡然”的乱象，其实也正是“礼下庶人”庶民文化提升发达的表征。16、17世纪，中国美术工艺甚为发达，艺术家不但为贵族仕宦作画写字或制作器物，而且也把他们作品卖给商人或乡里市井之民。
社会经济的繁华，社会风气的奢靡，与庶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营造了16、17世纪的人认为自己生逢“圣明极盛之世”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