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研究明清史的学与思

1961年，泓考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本科读书。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创立于1928年，1949年国民党当局迁到台湾前后，一批由大陆来的史学家至本系任教，他们多来自北大、清华和中央大学，老一辈有沈刚伯、刘崇、夏德仪、张贵永、李宗侗、劳榦、姚从吾、方豪、杨云萍，青壮年有傅乐成、杜维运、许倬云、吴相湘、余又荪、李定一、林瑞翰、李守孔、孙同勋、张忠栋、王德毅等，名师云集，是当代中国史学界一时之选。

泓于大学本科一年级时，上夏德仪老师的“中国通史”课。夏老师个头高，穿着一袭中式长衫，说一口江北扬州话，听起来格外有感觉。他讲课条理清晰，板书字迹方整清瘦，苍劲有力，常指点我们进一步阅读课外读物，激起我们全班同学读史的兴趣。二年级时，夏老师讲授明清史，我们都去选课，用的教科书是他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孟森先生写的明清史讲义，《明史讲义》是台湾书店出版的，《清史讲义》是正中书局出版的。由于《明史讲义》排版校对不善，错字甚多，于是夏老师引导我们读《明史》，与《明史讲义》相对校。我们校出错字来，就很兴奋，颇有成就感，后来知道夏老师是在以此教我们学陈垣先生倡导的史源学。三年级时，泓又选修了夏老师的“史部要籍解读”，熟悉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典籍。讲到明清史书时，他就指导我们读史语所出版的《明清史料》，先从句读开始，读没有断句标点的明清档案。在阅读明清史原典的过程中，更亲切地感受明清时代人与事的震撼，因而决定跟随夏老师攻读明清史。

当时，台湾有关部门决定以《清史稿》为基础，修订出版《清史》，定为继二十四史之后的又一部“正史”。但《清史》匆促成书，相当不理想，连标点句读的错误都到处可见。于是，夏老师指导泓以《清代地理沿革考》为题，撰写学士学位论文，主要用《清实录》校对《清史·地理志》。在这过程中，泓翻读了《清实录》《东华录》和清代地方志，除找到相关史事记载外，也常看到一些过去完全不知道的清代史事记载，同时对清代各地地名获得较多认识，收获很大。这就正式开启了泓的明清史研究历程。

台大历史学系本科毕业后，泓先后考入台大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生班和博士生班，继续在夏老师指导之下，以明清盐业为主要对象，研读明清历史。

由明清盐业史研究出发

泓选择明清盐业史研究，其实是受到一些现实因素影响。那个时候，泓常听诸如出租车司机等人讲到：裕隆汽车是国民党培植的产业，垄断台湾的汽车工业，车子质量不好，又贵。泓颇有同感，对这种垄断有些痛恨。读硕士时，在夏德仪老师带领下做了许多明史论文摘要，看到何维凝先生讲明代的盐户和何炳棣先生分析扬州盐商的论文，感觉明代盐业垄断的情况和现代如出一辙。

何维凝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从事盐政工作，一生收集盐政史料。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何先生担任台南盐厂厂长，将这批资料带到台湾，并出版《中国盐书目录》。何先生去世后，他太太何龙澧芬女士将其毕生的文章集结为《中国盐政史》。泓后来读到这本书，才对盐政史料的情况有初步的认识。从该书序言中，泓得知何维凝的何斯美堂藏书全数捐给了公藏的图书馆，立刻前往确认资料情况。当时这批资料尚未编目，幸好图书馆馆员们同意让泓先看，泓得以利用其中关于两淮的一百二十种资料撰写研究论文。后来知道主持道光年间淮盐改革的陶澍的文集在傅斯年图书馆，可惜有目无书，幸好不久这部文集就由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掌握了这些宝贵的关键史料，泓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台湾不少学者受到马克斯·韦伯学说影响，认同中国经济发展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理性的说法，泓也以为这可以用来解释明清盐业发展无法近代化的问题。中国盐商可能是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但中国盐商资本却没有向资本主义转化，应是由于盐业资本的垄断性质，使商人不须改良产销就可以获暴利。过去有段时期，台湾学界研究氛围不容许谈资本主义萌芽，但泓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商人生活奢侈，送红包、模拟士人生活借以提高社会地位等非经济因素，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道光以后盐商消乏，盐业中落。第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华人学者是何炳棣，他的论文“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954]），已成为盐业史的经典。泓也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展开论证，但泓把重点摆在盐业生产方面，讨论盐场的生产组织、生产形态与盐场社会的阶级分化。

盐业史研究的困难，在于盐务制度极为复杂。惟有将盐务程序搞清楚，才能真正厘清相关问题。泓从三条线展开对盐业与盐务的研究，先从全国最重要且史料最丰富的清代两淮盐区入手，再研究明代全国的盐业与盐务。

通过进一步研究，泓发现，在中国，从古至今，许多资本家与政治权势结合，巧取豪夺，生活奢华，完全不符合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伦理，但这些资本家不但未衰落，其事业反而越加兴盛。这使泓不得不重新思考清代盐商衰落的原因。过去认为的奢靡说、捐输宗族说、为善说、窖藏说等，似乎不能解释其衰落的关键。因为这些因素，在盐商兴盛时就存在，而不只是衰落时的现象。于是，泓写了一篇论文《清代两淮盐商没落原因的探讨》（发表于《徽学》第7卷[2012]，页10—32），修正自己过去的说法。泓认为导致盐商衰落的关键原因是银钱比价，而不是过去所谈的奢靡等说法。盐商卖盐得到的是铜钱，支付盐价、盐税和捐输用的是白银，清初银钱比价在一两银比铜钱八百文左右，光此一项就赚得两成利润。乾隆末期以后，银钱比价大为变动，涨到一两白银比铜钱一千三百文至一千四百五十文，遂使盐商在银钱比价上要亏损三成至四成五。尤其是到了道光年间，银钱比价的趋势达一两银子比一千五六百文钱，甚至高达两千文以上，盐商光是银钱比价上的亏损就高达五六成以上，甚至达到百分之百，运销官盐已经毫无利润可言。正如魏源所说：“本高价重盐不销，减价敌私商失算。曩时银贱尚支持，银价日高销折半。”银钱比价的亏损过大，不是其他营运利润，或政府恤商政策所能弥补。通过比较乾隆中期与末期两淮盐商营运的成本及利润，其盛衰关键就很明显了。

但历史研究的开展往往受限于现存的史料，像私盐的营运与发展就是一个重要却难以处理的问题。由于官盐的生产场地成本仅是市场价格的七十分之一，差额巨大，营运私盐只要躲过官方缉拿，便可获暴利。私盐营运除了需要资金外，还要冒缉私的风险，而黑社会是最好的管道。可惜当时能看到的只有关于贩私盐者被抓的法令与案例，缺乏私盐营运的具体史料，因此难以深入处理这个问题。私盐贩运有极大风险，虽然可以买通官道上的机构，但作弊有一定的限度，私盐不可能全部夹带在官盐中，故而不可能只靠官道，大部分是另辟蹊径。泓曾在日本天理大学见过一张图，其中就标明私盐贩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亦提到，有一个小镇因是私盐必经之地而繁荣起来。由于材料的限制，泓的研究在写完两本学位论文之后便暂时停下来。当时虽然已经知道大陆收藏盐务的档案很多，但尚未开放，台湾在戒严时代也不容许我们去大陆搜集史料，难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出来。现在资料开放了，可以找到大批重要的研究资料，盐业史的研究可以继续作较深入而仔细的研究，泓却年过古稀，恐难有成，还有待年轻的朋友们努力了。

转入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变迁研究

泓转入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变迁研究，要从博士生班考试讲起。当年台大博士生班入学考试只考口试，通过后必须在一年之内完成资格考的笔试，才能算正式入学。在和夏老师讨论考试范围的过程中，谈到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经济却很繁荣的奇特现象。那时已经可以在“中研院”看到部分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著，于是夏老师就出了一道题目，要泓讨论明代后期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974年，泓在台大教书后第一次申请台湾“科委会”专题计划补助，便用这个题目。由于抗战时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北平图书馆藏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送到台湾，当时的馆长蒋复璁先生奉命接掌台北“故宫博物院”，便将这批书带至博物院。泓一星期要教五班中国通史，只有一天空下来可以去博物院，翻阅其中的明代方志风俗志部分。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去一趟博物院，来回得要四个小时。泓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看完他们收藏的明代方志，并在摘抄风俗志的同时，把其他部分也认真地浏览一遍，抄了五本笔记本的其他社会经济史料，最后写成研究报告。

1986年，韩国东洋史学会召开“明末社会变化与文化新倾向研讨会”，邀泓和中文系吴宏一教授参加，我们两人不约而同选择明代后期时代变迁的议题，他讲的是明代后期文体变迁渐渐朝向通俗化、世俗化，泓则谈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冲击下的社会风气的变迁。泓本来想将整理的材料完整写出来，后来发现光是江南的部分篇幅已经很长，于是先发表了以江南为例的《明末社会风气的变迁》。在“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时，泓再把华北部分写出来，与江南作一个对照。这篇论文后来得到“科委会”的优等研究奖。虽然泓觉得应该再研究其他地方以相对照，无奈正忙于行政工作，没有足够时间做研究，只好暂时放下。这方面后来在台湾有林丽月、邱仲麟、巫仁恕、王鸿泰、吴奇浩等接着做下去，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出来。

2002年，泓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退休，转到东吴大学历史系教书，得以摆脱行政事务羁绊，有比较多的时间放在研究与教学。在社会风气变迁方面，先后发表两篇关于明清福建社会风气变迁的论文，一篇题为《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发表于《东吴历史学报》第15期[2006]，页145—171），另一篇题为《风华再现：清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发表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4卷第2期[2006]，页37—70），又完成题为“明清广东社会经济与社会风气的变迁”的“科委会”专题计划的研究报告（2009.10）。通过这些研究，泓发现华南的福建与广东的社会风气变迁趋势虽大体与江南和华北相似，却又各有特色。明清之际的动乱与海禁、迁海等事件，严重地打击福建社会与经济，以致风气大为改变，“由奢入俭，由华返朴”，“风华不再”。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后，明郑投降，台湾纳入清朝版图，沿海展界、复界与开海禁，农工商贸易复苏与发展，无论沿海或内地，均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转变，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开始，竞相华侈僭越，“风华再现”，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重演明代从前期的俭约变为后期的奢靡的社会风气变迁历史。令人吃惊的是广东方志的作者，对广东风俗的书写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及其与汉民族文化的差异，因此方志中呈现的社会风气变迁，与同属华南的福建有相当的差异，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从事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

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课题。在研究所读书时，泓曾选修当时台大农业推广系杨懋春教授的“中国社会史专题”，要求写报告。泓当时正在读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对社会阶层流动很有兴趣，便选了社会阶层流动巨大的先秦时代，讨论儒道墨法的社会思想。泓看了一些社会史相关研究论著，尤其佩服瞿同祖和仁井田陞的研究取径，他们以法律条例、判例来讨论其中反映的中国社会，对泓很有启发。泓从他们的论著中知道除判例外，小说的事例也可以当作史料用，于是开始读“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明代小说。泓本来就爱看小说，但过去只把它们当故事书躺在床上读，现在不同了，是坐在书桌前，严肃地把小说当史料读，抄写与论文相关的文字。后来写了一个关于家庭的研究计划，申请到东亚研究计划奖助。20世纪80年代后期，泓把这篇旧稿找出来，改写为《明代的婚姻制度》，发表在《大陆杂志》上。文章中运用《古今图书集成·闺范典》内大量的《列女传》女性婚姻资料，做了一个统计、分析明代女性的初婚年龄、地区与时间的分类表，后来常被讨论明代妇女与婚姻史的朋友所引用。这篇文章也得到“科委会”优等奖。后来主编《辅仁历史学报》的朋友希望泓给他们一篇文章，泓就用法律条文和小说材料，写成《明代家庭的权力结构及其成员间的关系》，被大陆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家庭史》引用。

人口研究的部分，20世纪80年代受台大城乡所之邀在城市史课堂上讲南京，泓找了一些南京的资料，其中谈到明太祖创业初期南京人口的构成。以往论者多认为明太祖讨厌南京人，因此打下南京后将南京人迁到云南，而从江浙迁移大量人口填补。这个说法主要见于民国时期编的《首都志》。《首都志》是地理学家王焕镳所编，过去大家都认为是一部很好的书。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W.Mote，1922—2005）在“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收入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G.W.Skinne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101—153；中译《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中很赞赏《首都志》，所以泓也跟着这样讲。但后来发现有问题，最明显的是明太祖当时正在创建根据地，怎么可能打下南京之后把自己的老部下搬走呢？而且《首都志》说明太祖打下南京后将南京人口迁至云南，但云南迟至洪武十五年才归属大明帝国。再看文中引用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回查史源后发现版本有问题，再往前追，文中提及此事发生在洪武十三年，这也不对，更确定资料有些问题。

于是，泓从《明太祖实录》着手，找到洪武二十四年时的一条资料，提到曾有人建议明太祖学汉高祖的办法，把全国各地有钱有势的人搬来繁荣京师，太祖原来并不赞成，这时想想才觉应该如此，遂下令移民一万四千三百多户，这就间接证明了此前南京并无大量的人口移入移出。后来泓又比对洪武初期与洪武二十四年户口普查得到的黄册人口数字，由《明实录》中找到南京洪武初年的户数数据，进一步估算不同户别一户应有多少丁口，推估出洪武初年的南京人口总数，再与洪武二十四年的数字加以比对。一个地方若未出现大规模人口迁徙，人口应呈自然增长，而当时南京人口确有自然增长现象，显然这个问题值得再深入讨论。

《明初南京的都市规划与人口变迁》（发表于《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3期，页12—46）也是受到牟复礼教授启发。他的题目很好，谈明太祖如何将南京从根据地变成首都，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城市史经典之作。但泓细读之后，发现还有许多可深入研究的问题，如都市计划中土地分区利用的问题等。此外，牟先生引用的资料并不多，特别是《明太祖实录》中有很多材料都没有利用，于是泓写了这篇较长的文章，比对《明太祖实录》的相关材料，辑成一个明太祖时代南京都城营建年表，将明太祖的政治大事与都城的营建作历史分期，具体说明每一个阶段的营建工作与明初几个大事件之间的关系。接着讨论南京都城规划时的基本理念及其实践。并以此为代表作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教授升等。

1981年，“中研院”召开“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会中泓提交一篇文章讨论明代初年的户口移徙。明初的人口迁徙在《明史·食货志》中虽有一些数字，但规模多大并不清楚。后来看到谭其骧教授《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发表于《史学年报》，第1卷第4期[1932]，页47—104）一文，以湖南人来源为例，讨论中国的内地移民（Internal Migration），认为研究人口必须谈人口迁徙，并检讨几种人口史资料如族谱的优缺点，对泓启发甚大。泓遂以此着手，从大槐树故事谈起。当时大家开始注重数字，1978—1979年，泓在哈佛进修时，曾上过Robert W.Fogel与David S.Landes合开的课“Quantitative Method for Historians”，也想利用数字进行分析，但必须能找到数据。从美国回来后，泓曾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研究计划补助，做《明实录》分类目录，当时从明太祖做到武宗。泓记得《明实录》中有许多户口迁徙数字，遂将卡片找出来，作数量统计分析，依移出、移入与时间、空间分类，推算出明太祖初年迁徙人口最低数字约为一百五十万至一百六十万。后来又接着做永乐年间的移徙。

明初大移徙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如战乱造成荒田复垦问题；有的是全国人口空间分布的调整问题，如将人口从过剩的狭乡移到人口稀少的宽乡。当时就将山西过多的人口迁往人口密度低的华北大平原，移去的人都依人丁数分给田地，并给农具、牛、种子，同时优免税粮。泓发现移民后农村经济恢复很快，曾有一位派去验收屯垦成果的官员回来报告，明太祖看完报告后说：“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另一个原因和军事活动有关。明代将元末群雄投降的部队和在北方掳获及投降的少数民族军兵全部分散至各地居住，但其领袖则留置京师，以消弭反侧。对于西南的民族，中书省本来也建议迁到中原，但由于种族成分太复杂而放弃，改在险要地方设堡，每堡之间约六十里距离，修整道路，强化卫所体制，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

还有一种移民是首都移民。泓发现“靖难”之变后，由于战事惨烈，人口大量流失，方志上多说这是“燕王扫北”的结果，许多地方空了出来，于是明廷又由山西移了一大批人到华北平原，特别是北京所在的北平布政使司。很早以前，泓读《禹贡》半月刊，看过郭豫才的论文《洪洞移民传说之考实》（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0期，页10），谈河南汲县找到一个关帝庙的碑，记载泽州建兴乡大阳都里长郭全带领全里里民搬到河南汲县西城南社双兰屯居住的故事，泓以此出发，谈永乐年间的移民。永乐移民的一个特点是首都迁至北京后，将大量南京官民移居北京。但北京附近被战乱破坏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应如何恢复？后来在《明太宗实录》看到永乐初年的报告说：经过四年战乱，北京一带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作为首都不应如此，因此首要之务便是处理北京的人口与社会经济恢复问题。明朝自洪武十一年以来，首都在南京；永乐元年，改行南北两京制度；永乐七年以后，永乐帝长年驻北京，除南京的六部外，另在北京设行在六部，且将北平布政司的层级提高到中央六部级，特设北京行部；永乐十九年首都北迁，中枢移至北京，行在六部改为正式的六部，北京直属六部管辖，北京行部遂废。仁宗力图将首都移回南京，北京行部曾一度复设。宣宗即位，京师定于北京，北行部再废。自明英宗朝以后，一般史书记载已经混淆，多误以为北京行部是中央部会之一，近代学者更多有误解，这是因为行部的编制是六部级的，甚至比中央六部还高，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而实际上，它只是是直隶中央的省政府。明末，黄景昉《国史唯疑》中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泓以此出发，收集更多史料，把整个问题讲清楚。这篇论文题名《明北京行部考》，199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斯德图书馆写成，写完后给牟复礼先生和刘子健先生看，刘先生很高兴，还帮泓写了一个跋，后来发表在《汉学研究》第2卷第2期（页569—598）。

官方移民与自发移民不同，自发移民是自愿的，出自地区间的吸力与推力，时间长，效果慢。明太祖和成祖想要迅速达成效果，透过规划，强力推行，但必然有人反对，只能用强迫手段。宣德以后，虽然曾有人提议仿照洪武、永乐移民例，对汉中地区进行移民，但朝廷认为时局已经稳定，不应再由官方发动移民。泓没有做自发移民，因为当时成文出版社虽出版一些乡土志，刊载某地某村始建时，户口从哪里移来，是很好的史料，但台湾现存乡土志不多，自忖必须看过很多家谱才能进行研究，遂就此停下。1992年，曹树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黄宗智教授那边作访问研究，回程时经过香港，住在泓家。那时他正在写鼠疫与人口变迁的文章，对人口史的研究很在行，泓便建议他利用地利之便，可做田野调查，到当地去广泛搜寻家谱资料和访谈耆老。他还告诉泓大陆各地新编的地方志有大量移民史料可供运用，后来他利用这些史料估算出明初的大移民中有一千多万人迁徙他方，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五卷《卷后记》就谈到这段往事。

涉足历史地理与城市史研究

泓研究城市史是从历史地理方面入手的，后来与都市研究计划相结合，主要是做城市的形制和景观研究。中学时，泓就对地理有兴趣。当时高中的地理课本是师大地理系王益厓教授《中国地理》（台北：正中书局，1957）的节本，高中时泓买了这本书对着地图看，将书中讲的每一个地名在地图上点出来，泓对中国地理区划、河流、山川的基本知识便是由此而来。泓原本想考师大史地系，但老师说师大限制太多，且要服务3年，于是泓改以台大为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则是师大史地系。当年联考的数学题目很难，很多人得零分，泓也只考得十分；因此，录取总分大为降低，台大历史系大概三百三十分左右就可以进去了。泓以第一名三百八十二分考入，自我感觉良好，与那些念理工科的建中同学相处，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大学时代泓跟着夏德仪老师读《中国通史》《史部要籍解题》及《明清史》，大四时在夏老师指导下写学士学位论文。那时台湾的中国历史地理教学研究仍停留在地理沿革及政区变迁的研究，不像大陆历史地理学界大力开展以地理学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泓的历史地理研究也是从沿革地理入手，当时读《清史·地理志》，发现不但记载错误不少，而且标点错误很多，于是选定《清代地理沿革考》为学士学位论文题目，另起炉灶，从《清实录》中将省、府、州、厅、县等地方行政单位的置废沿革资料抄出，重编《清史稿·地理志》的地理沿革部分。那时两岸的清代档案还没有公开，不能使用，泓也不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图书中有清国史馆编写的《国史地理志》，只能参考刚影印出版的《清实录》。现在如果要做这个题目，能运用的史料更原始，可以做得更好，相信大陆正在进行的清史工程就是这样做的。

泓将这篇论文与《清史稿·地理志》相核对，写了一篇论文《〈清史·地理志〉初校》，1977年在《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二十六期发表，后来台湾校注《清史稿》和大陆纂修清史工程都参考了这篇论文。清代地理沿革研究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清初不断新置州县，后来雍正皇帝生气了，认为有过分扩张和滥设之嫌而下令加以限制。但如永宁等新县的设置，其实有特殊目的，并非如皇帝所说的单纯为了扩充官员员额。后来泓将这些发现写在《清代地理沿革考》的绪言中，本来硕士论文也打算以此为题再深入研究，后来因为被盐业史的研究所吸引而放弃。

念研究所时，泓选修了夏德仪老师开设的历史地理相关课程。夏老师与顾颉刚先生是好朋友，受顾先生的影响也关注历史地理，在1972年退休前开了一门多年想开而一直没开成的“中国历代地理”课。这门课结合讲授与实践，教我们研读研究地理沿革必读的《汉书·地理志》，参考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补以地方志中地理志古迹项下汉某城遗址在某县某乡某村的记载，将汉代郡国及县的地点相当于现代地图上的地点考证出来。最后参考杨守敬画的《历代舆地沿革图》，这本历史地图以清朝地图为底，是黑色，上面套印红色的汉代至明代的地图。选课的同学，泓记得有孙铁刚（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和黄沛荣（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每个人分别做几个郡，不但要写文字考证，也要画图。最后泓把所有数据重新整理，并补足没人选做的郡国资料，用玻璃纸画出西汉各郡分图，然后拼起来，画成西汉郡国全图。我们未受过绘制地图的专业训练，完全是土法炼钢，但夏老师很高兴，还请台静农先生题字。这幅地图如今已经很破旧，前几年送到裱褙店裱装起来珍藏。多年后，在美国看到大陆出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两相比对之下，相差不太多，好是高兴。

泓真正开始关注城市史，是因为建国中学初中同班同学茅声焘在台大土木系主任任内推动“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成立，他当时找了从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王鸿楷教授和哈佛大学回来的夏铸九教授筹备。夏铸九和其他建筑学界学者不同，关怀弱势，极富社会批判精神，主张建筑与规划不能脱离人与历史，要求研究生必修建筑史和城市史课程，以培养研究生的社会正义感、人文关怀和历史深度。王鸿楷是泓初中同班同学，夏铸九则是初次见面，但气味相投，一见如故，便与内人王芝芝教授一起承接城市史的课，她教西方城市史，泓教中国城市史。讲中国古代城市及建筑历史的研究，离不开中国营造学社，但这批学者都没有来台湾。为使学生接上传统，当年夏铸九在哈佛留学时便影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部台湾“禁书”，偷偷夹带回来。此后我们两个人在外看到相关资料，如大陆的《文物》《考古》上的古代城址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就常常复印带回来，后来将一些有忌讳的文词删去，改编为讲义，1984年由明文书局以《中国建筑史论文选辑》为名出版，学生才有参考资料可读。城乡所规划的城市史课程一开始找泓去讲南京，此后泓也一直持续开课。此期间泓曾写了两篇讨论明代南京的人口迁移、城市形制与城市规划及其象征意义的论文。

提倡和推动华南研究

华南学派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提倡文献与田野调查并重，在当代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而泓对华南研究也尽过绵薄之力。1991年，泓接受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筹设人文学部，注意到人文学部员额少，要有所发展必须要有特色，于是决定以香港所在的华南地区之发展历史作为教学研究重点之一，从澳门东亚大学找来蔡志祥博士负责，联络牛津大学科大卫教授（David Faure）、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和匹兹堡大学廖迪生博士、华盛顿大学张兆和博士等人发展华南研究，筹设成立了华南研究中心。他们做得很好，主张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并提出文献与田野调查并重的研究理念，除个人研究成果外，还创办《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数据中心通讯》和《历史人类学学刊》，后来被称为“华南学派”。

泓回到台湾以后，也一直提倡华南研究，主张把台湾史放在华南的脉络中讨论。在筹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时，就如此设计，并将台湾史与华南为主要原乡的海外华人史领域结合起来，由于台湾这方面的师资不够，就请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和庄国土教授、郑振满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来作一年或一个学期的客座教席。现在台湾一些做华南历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多从此培养出来。

泓提倡华南研究，自己也应该做些贡献，于是，后来投入福建筑城和经济发展及社会风气变迁等相关议题的研究。研究福建筑城运动，主要是读了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他在书中提到中国南方没有城，泓觉得很有意思，便开始关注福建筑城问题，果然发现福建早期大部分州县并没有城，明代才陆续有几波筑城运动，在所有地方行政中心与军事中心兴筑城墙。民国时期拆墙运动兴起之前，几乎所有福建的城墙都是明代兴建的。初步成果写成《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发表于《暨大学报》，第3卷第1期[1999]，页25—76），其中讨论地方官员及地方士绅的筑城经费筹措及营造工程统筹，启发了费丝言《谈判城市空间：都市化与晚明南京》（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对南京地区县城营建的讨论。清代的城承袭明朝，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泓也收集了不少史料，但只完成初步研究报告，还未改成论文出版。

在研究福建筑城的基础上，泓又研究广东的筑城，明代部分初稿已经写就，即《从“军七民三”到“军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广东的筑城运动》，发表于《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清代部分的研究正在进行。华南的城市、城墙及其作为公共工程的营建，地方势力与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合作，也值得研究。泓发现同是华南的广东，筑城的主导力量与福建有很大的不同，福建由地方官和士绅主导，广东除地方官和士绅外，卫所官军在城池营造中的作用比福建大得多，其中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可与杨联陞开拓性的论文《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发表于《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页189—266）对话。

着力史源学与《明史纪事本末》校证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清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无论是内容史料，还是史论评价，都非常好，是一部优秀的明朝历史著述，完全可以作第一手史料来引用。但是，近年来，在泓的提倡下，台湾的明史研究学者展开了《明史纪事本末》校读工作，从史源学的角度来剖析这部书，证实其无论是内容，还是史论，都是拼凑、移植来的，甚至互相矛盾，绝不是一部优秀的史著。

史源学的训练是历史学入门的基本功夫。从前我们上明史课时，《明史纪事本末》是一本主要读物，当时一路读下来，没有特别的想法，总觉得这本书把明代政治史事的本末交待得很清楚，是本好的参考书。20世纪90年代中期，泓自己教明史时，就想带着学生读《明史纪事本末》，模仿杜维运老师校注《廿二史札记》的方法，叫学生去找史源。这本是陈垣先生开创的史源学方法。夏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老师曾教一位学长念《史记》和《汉书》，比对《汉书》承袭《史记》之处。后来泓读《明史·食货志》，参考和田清的《明史食货志译注》，他们也是比对《明史·食货志》引用的材料后，注出《明史》记载与原始史料的差异，订正其错误。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好书，尤其史论部分写得很好，见解高超，文字典雅。但是，很多人也怀疑谷应泰这本书稿是偷来的或买来的，张心澂的《伪书通考》甚至将之列为极少数的明清伪书之一。泓为让学生们做史源学练习，就先做一个示范，当时选了其中的《开国规模》，这是过去普遍认为写得较好的一篇。泓根据《明太祖实录》等原始史料与《开国规模》的文字一一比对后，发现差异不少，甚至明显是《明史纪事本末》转引原始史料不慎导致的错误，写了《〈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校读：兼论其史源运用及其选材标准》（《台大历史学报[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第20期[1996]，页537—615），除校对文字外，并讨论其作者及史书编撰水平问题。后来，泓又陆续做了几篇校读，包括《〈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校读：兼论其史源运用及其选材标准》（发表在《暨大学报》，第1卷第1期[1997]，页17—60）、《〈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校读：兼论其史源、编纂水平及其作者问题》（《明史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明史研究室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专辑]》，第6辑[2004]，页167—193）和《〈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校注》（《东吴历史学报》，第38期[2018.06]，页95—173）。

泓到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后，吴怀祺教授趁来演讲的机会代大陆《史学史研究》向泓邀稿，于是把《〈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编纂水平》这篇文章写出来（《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页62—71）。再后来，泓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了一个读《明史纪事本末》的读书会，希望集众人之力对这本书做彻底的校注工作，将各章各卷做出来。目前，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但已经有部分成果陆续发表。如林丽月教授《读〈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论明末清初几种张居正传中的史论》（《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6]，页41—76）发现，《江陵柄政》内容与后面的评论立场完全相反。邱炫煜教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新诠》（发表于《简牍学报》，第15期[1993]，页235—257）考证出，《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谷应泰曰”和蒋棻的《明史纪事》（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抄本，1974）一模一样，同时《明史纪事》大部分章节名称和《明史纪事本末》也完全相同，确定是谷应泰抄来或买来的。当时谷应泰找了一批人来编写《明史纪事本末》，每个人依据史料不同，属于急就章，有些内容和史论是硬凑起来的，就编辑来说不是一部好书。张岱写《石匮书》时在谷应泰那里看崇祯朝的邸钞，一方面写自己的书，一方面也帮谷应泰写《明史纪事本末》。胡一民研究张岱就发现《石匮书后集》中一些篇章与《明史纪事本末》内容一模一样，如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分，有一稿两投的可能。希望未来能有时间，多找几位朋友一起完成校注工作，出版一个新的《明史纪事本末》校注本。

投入明清历史地位讨论

明清王朝处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末期阶段，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是人们好奇的问题，也是每一位明清史研究者绕不开的课题。明清历史地位的讨论，也因此从明清史研究初始阶段就开始了，但因为立场、识见以及占有史料的差异，研究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甚至互相对立。尤其是围绕“新清史”论战，近几年又形成一股热潮。

正因如此，研究明清史的人，不论做什么具体领域的研究，都会关注明清时代的历史地位。我们说，评价一个人物或时代，虽要依据史实，但不可讳言，评价却常受时空环境影响。清末以来，因为革命反清，学界、政界与舆论大贬清朝。民国初年以来，为追求民族复兴，针砭弊病，而有新文化运动，清算传统历史文化。离现代最近的明清时代遂首当其冲，咸以为是中西发展消长的关键时期，从政体专制、思想禁锢、闭关自守的国策，到社会经济停滞等，被逐渐贴上标签。明清时代的历史地位，因此被贬至最低。国共内战，国民党为巩固政权，乃利用特务，加强对学术和舆论的控制。学者文人为反抗国民党统治，遂采取指桑骂槐的方式，拿明史为例，以古非今，影射国民党政府为明朝，李自成为红军。其中，吴晗《朱元璋传》、丁易（叶鼎彝）《明代特务政治》和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就是最好的样板。于是，明代的地位更加被贬低，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君主专制，宦官滥权，特务荼毒，朝士或热衷党争，或专心贪渎；苛捐重税，地主乡官横行乡里，欺压人民；士人苦闷，或空谈心性，或奢靡淫逸，终致民变四起，国家灭亡。很多学者还认为，与秦汉隋唐宋相较，无论典章制度建设，还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夸耀的成绩，显得黯然失色。尤其明代与紧接的清代是处于长期停滞的传统中国社会（或称封建社会）的晚期，本身并无克服停滞性的能力，是造成近世中国没落的关键时刻，得负起近代中国衰落的责任。这种评价太受政治环境左右，并不客观公平。泓过去也和大多数人一样，颇受影响。但是，随着时代进步，中国国力强化，经济力量提升，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和学术文化突飞猛进，中国以大国姿态崛起，民族自信心大为增强，中国学者遂能比较正面地看待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历史。而世界各国学者也受此影响，开始重估明清的历史地位。

重估明清历史地位，最重要的起点是中国学者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派学者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这个研究范式在50年代以后大为兴盛，不但挖掘出前所未见的大量相关史料，而且粉碎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大大地推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明清社会与文化的理解，人们心目中的明清历史面貌为之一变。于是，重估明清历史的著作不断涌现。最著名的是何炳棣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与“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国历史遗产的几个值得思考的显著特色》）。而中国学者李伯重，西方学者王国斌（R.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对东西经济与历史之比较，又否定欧洲中心论的提法，提倡要公平看待明清中国。晚明中国被认为是16、17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那时候的江南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文化优雅，是令今人向往的生活时空。为整理这一重估明清历史地位的史学史，泓先在2011年发表了《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收入陈支平、万明主编的《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页1—7）；最近又整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历史，完成一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与明清经济史研究》，肯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为寻求适合解释前近代的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这篇文章先在林文勋校长与黄纯艳院长策划的《中国经济史讲座》上发表，修改后刊登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和林文勋与黄纯艳主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至于清代的历史地位，在何炳棣的文章发表后，史学界已取得共识，大家不再一味地反清，贬低清朝的历史地位。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强调民族融合，中华民族一家亲，肯定少数民族的贡献，清代历史的研究与著作大受重视，不但维护、整理出版主要典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而且倾全国史学界之力编写三千万字的《清史》。

199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罗友枝（Evelyn S.Rawski）教授发表就职演讲《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1996.11]）。罗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对清廷“汉化”问题的论断，认为清王朝能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的关键，主要原因不在于“汉化”，而在于他们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文化政策。透过整合各种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维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区，清朝统治者将帝国打造成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因此能有效地处理与内陆亚洲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等非汉民族的关系，从而良好有效地统治清帝国。接着，著名的《国际历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998年6月出了一期讨论清朝帝国主义的专号（Special Issue on Manchu Imperialism）。不久之后，所谓的“新清史四书”，即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族性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Manchus&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欧立德（Mark C.Elliott）《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陆续出版，“新清史”学派逐渐成形。2004年，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激进史学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评述“新清史”，“新清史”学派正式成立。

何炳棣大力反驳，指出罗友枝忽视满族之所以能够有效地统治人口最多、政治传统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国，在于他们成功地运用汉族传统和制度；罗友枝提出的辽、金、元、西夏政权统治汉人与汉地，都只任用汉族官员，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拒绝汉化的说法，是片面而错误的。何炳棣特别分析辽、金、元、西夏四个政权最终都采用汉文化和制度，甚至意识形态上以汉族五德终始的正统论合理化其政权。何炳棣还批评罗友枝忽视国际学术研究的共识，全然不顾各种前人研究中关于征服王朝要巩固其统治，汉化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他质疑罗友枝讨论中国历史文化，只强调占少数的3%的民族，放弃对占97%的汉族及其文化之关注，这样的论述怎么站得住脚？何先生强调抛弃汉化因素，就无法理解清帝国统治成功原因。随后，西方学者和华裔学者分别就研究立场、运用史料及论争议题核心——“汉化”问题开展论争。2000年以后，随着相关论著的陆续译介，两岸史学界也加入讨论，论争剧烈而白热化，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意气相争。

泓因此整理“新清史”论争的历史，撰写《“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一文，说明其缘由和发展，厘清西方学界一些争辩以及其后引发两岸学界论争的关键，既点明论争蕴含的某些政治性质，也呼吁学者谨守学术规范，以使日后讨论更能回归学术本质。该论文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页1—13）刊出后，受到各界关注，先后被收录于《新华文摘》2016年第10期（页57—62）和《历史学文摘》季刊2016年第2期（页32—34），并在网上转载，产生了一定影响。

译注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及重估明清向上社会流动率

重估明清时代的历史地位，就不能不提何炳棣教授的《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他在这本书中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作量化统计，分析社会流动。无论资料的数量与涵盖面，均远远超越前人，统计分析的样本，进士达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达两万多名。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约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在清朝，尤其是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导致富与贵紧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何炳棣教授在书中也讨论了向下流动及其导因，阐明促进社会流动的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他认为，明清社会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机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均分遗产的习俗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除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外，何炳棣教授又专章讨论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论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结果，何炳棣教授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精英社会流动的样本，也可能很难超越”。

《明清社会史论》作为中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划时代的经典巨著，泓捧读已久，近年决定把它译成中文，以广流传。泓以1967年的修订本为底本，不只是单纯翻译正文，还做详细注释，除一一查对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献，还原于译文之中，若有出入则以“译者注”形式说明，其特色是力求详尽，征引许多何先生未引用的史料和近人研究的成果，何先生认为这“足以教导入门者如何收集与运用史料”。这本书出版已五十年，在此期间有不少相关文献与研究论著出版，与何教授对话。对于不同的意见及补强或修正的文献资料，泓也以“译者注”形式说明。长达万言的“译者注”，何先生读后高兴地说，对他这个原作者以及广大读者都极有参考价值。编排上也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与方式，将全书每一脚注都与同页正文密切联系，何先生说：“读来令人重生亲切之感。”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得到何先生的赞许，应该是比英文原版更为理想的版本。自2013年年底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印行以来，已多次刷印，最近修订，不久将再版，北京中华书局也在2019年年底印行简体字版。

但这本书毕竟是五十年多前的著作，何先生做此研究时，只能使用北美的图书馆馆藏。现今中国大陆图书已经开放，能运用的图书比之从前不知多了多少倍。以研究明代向上社会流动为例，明代的进士登科资料，何教授用来作统计分析的只有22科，大陆各大图书馆和藏书楼现存的进士登科资料（包含登科录、会试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未为何炳棣教授使用的达59科，共140种，不但未被使用的科数是何炳棣教授使用过的将近三倍，而且分布均匀，明代每一皇帝统治时期都有，大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明代举人的社会流动。于是，泓带着研究生到大陆广搜明代进士登科资料，取得明代向上流动分析样本57科15519件，比何先生的22科6332件，多了一倍半。统计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6%，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约占44%。比何先生统计的明代平民出身进士与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进士比的50%比50%，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还要高出6%。何炳棣教授的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占全部官员一半以上的论点得到支持，也证实了所谓明朝“官场对有才能人士开放”的传统说法。因此，我们的研究再度证明，何炳棣教授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无论在运用的史料，还是统计分析的方法上，其开创的地位及结论的坚实，均历久弥新，屹立不动。这项研究成果可见于《〈明清社会史论〉译注及其后续研究：重论明代向上社会流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7卷上[2016.10]）和《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5卷1期[2017.04]）。

致力研究回顾与史料编纂

在五十余年的研究历程中，泓也曾致力于明史研究回顾与相关史料等的编纂工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台湾大学历史系编写《中国史论文提要》。在此之前，由于政治局势的缘故，1949年以前在大陆出版的文史论著，多因作者未来台而被深锁于图书馆特藏室，学生能阅读的书刊不多，历史系学生的学习只能依赖课堂讲义及教科书。随着台湾的政治氛围逐渐宽松，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刊逐渐开放，但多藏于南港“中研院”，阅读很不方便。当时的系主任许倬云老师就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资助编写《中国史论文提要》计划，动员历史系师生，选择重要的学术期刊论文，编写提要。负责明史部分的是夏德仪老师、蒋孝瑀学长和泓担任研究生助理。后来孝瑀学长赴牛津深造，改由尹章义接替。《明史论文提要》的编写，对泓全面掌握台湾明史研究的方向与内容大有帮助，但不知何故书稿并未出版。泓到东吴大学以后，深感这本《明史论文提要》是研读明史的入门好书，就在历史学系李圣光主任的大力支持下，把夏老师交给泓的定稿整理出版。

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中书局打算编辑出版一套《六十年来之国学》（1974），让泓负责明史和台湾史。他们原本要做的是关于史书《明史》的研究回顾，而泓误会了，做了六十年间学界研究明史的成果总结，主编程发轫教授宽容大度，就依泓缴交的文稿排版印行。近年来，由于资料开放，相关著述信息完整，发现旧文遗漏和错误不少，于是将原只有四万多字的文章增补为九万多字的《“民国”六十年间的明史研究：以政治、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刊登在《明代研究》第12、13、14期（页129—170、187—232、141—162）。2011年底，承时任台大出版中心主任的台湾暨大老同事项洁教授邀约，将这篇文章连同其他评介明史研究学者及其作品的文章集结起来，以《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为题出版。

泓编灾害史料和建国中学老同学茅声焘教授有关。当时他们主持“科委会”“台湾大型防灾研究计划”（1982年起，五年为一期，共三期），研究台湾的地震、风灾、水灾、旱灾，有仪器的数据从日据时期开始，但没有仪器的年代只能靠史料补充，遂计划做地震、风灾、水灾、旱灾和冰雹雨雪等灾害史料的编纂。由于计划人员都是理工背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不熟悉，于是茅声焘找泓来编一本日据时代以前的台湾天灾史料集，泓就找了吴密察教授、赖惠敏教授、李今芸教授、牛道慧教授等几位朋友，在方豪老师《二十世纪以前台湾地震记录汇考》（发表于《现代学苑》第1卷第1、2、3期[1964]）和曹永和先生《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增补。我们从“故宫博物院”藏的清朝档案和台湾公藏方志中抄出相关档案数据，最后由泓来逐一整理、考证和注释，并请赖惠敏画了一系列的清代台湾地理沿革图，这本书稿《清代台湾天然灾害史料汇编》1983年由“科委会”出版，成为许多研究台湾震灾、风灾学者的主要资料。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灾害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在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的建议下，泓在既有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工作，把过去未发现的史料，特别是大陆档案开放后陆续发现的大量新史料纳入，在暨大博士生张继莹协助下，编成《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史料新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新编的史料集篇幅，比原来增加了约三分之一，不但丰富了灾害实况的记载内容，而且改正了一些旧编的错误。

培育明清史研究人才

泓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先后在台湾大学、暨南国际大学、东吴大学等指导硕士研究生四十七名；从80年代起，先后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暨南国际大学等指导博士研究生十名。他们毕业以后，很多人留在国内，以及美国、韩国等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继续从事明清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经过他们自己的刻苦努力，许多人已经成为知名的明清史专家。例如，赖惠敏是泓指导的硕士（1982）、博士（1989），毕业后在“中研院”近代史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清代家族史、社会经济史，著有《明代南直隶赋役制度的研究》《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续修澎湖县志·财政篇》《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清代的皇权与世家》等专著，并发表论文数十篇。2014年，她因专著《乾隆皇帝的荷包》而获得科技主管部门颁发的年度杰出研究奖，这是台湾地区奖励杰出科研人才的最重要奖项。现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的于志嘉，在泓鼓励下写作学士学位论文《明代的军户》（1978），而至今研究明代军户与卫所，著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等。邱澎生是泓指导的硕士（1989）、博士（1995），先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担任研究员，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关注明清商业法律与市场演化，出版《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及“The Discourse on Insolvency and Neglig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等论文数十篇。邱仲麟是泓指导的硕士（1991）、博士（1997），先任淡江大学副教授，现为“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著有《独裁良相张居正》《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保暖、炫耀与权势——明代珍贵毛皮的文化史》《明代的煤矿开采——生态变迁、官方举措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等论著百余部（篇），在明清都市社会、生态环境、社会慈善、中国近世医疗文化等领域均有建树，获得过“中研院”2006年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巫仁恕是泓指导的硕士（1991）、博士（1996），为“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专长领域是明清城市史与明清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明清城市群众集体抗议、明清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出版《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等，发表论文数十篇。费丝言是泓指导的硕士（1997），现为美国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历史系教授，其《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和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对史学界影响甚大。唐立宗是泓指导的硕士（2001），现为暨南国际大学副教授，出版有《在“盗区”与“政区”之间》《从〈定氛外史〉看明代惠州矿徒事件、划疆分邑与士民议论》等论著十数部（篇）。吴大昕是泓指导的硕士（2002），研究倭寇，著有《猝闻倭至——明朝对江南倭寇的知识（1552—1554）》等，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另外，泓还指导过一些国际学生。如韩国尹贞粉是泓指导的硕士（1982），现为韩国德成女子大学教授，曾任韩国东洋史学会会长、明清史学会会长。

对于研究生的指导，泓首先注重基本功，要他们熟悉中国史尤其明清史的基本史实、史料学与常识，遵守学术规范。大家依各自的兴趣与能力，选择研究关注的领域。先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研读重要论文、专著，然后再找题目。题目决定后，便开始拟定研究计划，注重问题意识的梳理，还要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找出前人研究的破绽或不足之处，作为入手的着力点。泓还鼓励同学们去外系修习相关辅助学科，协助建构自己的研究与解释体系。在台大教书时，邱澎生、费丝言、巫仁恕、邱仲麟等都去修习黄应贵老师的人类学，对他们的论文帮助很大。泓还要求他们培养讨论的风气，大家同读一本书，交流心得；拟好的研究计划和写好的文章，师生一同论辩，效果很好。同学们选定的领域都不一样，但皆卓然有成。

除了在台湾教书授课、指导研究生，近些年泓还被聘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终身讲座教授、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吉林师范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等。尤其在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泓都开设了明清史课程。教书授课、指导学生，也是泓的乐趣。

回顾与展望

虽然在这几十年中，泓做了一些研究，探讨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发现。但越来越觉得自己所知甚少，至今还有太多的明清史事泓不知道和不了解，有太多的问题要进一步探讨。如今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应该退休了。今后想做的事，除了将手边未完成的研究计划执行完毕，就是要把已结案的研究计划写成论文，并且整理旧作，集结成书，给自己的研究生涯作个总结。

经常有一些年轻的朋友问泓该如何进入明清史研究之门，泓除以上述回顾来现身说法外，对于正在学习明清史及未来可能投入明清史研究的年轻朋友，泓期许他们能够从“通”“博”“专”三个方面努力。“通”与“博”是对历史基本知识的掌握，“专”是对自己关注的研究领域下的功夫。但这还不够，还应该注意史学的经世致用，及其对个人为人处世的作用。

“通”“博”是做研究的基本功，要研究明清史，中国通史，尤其是明清通史知识要丰富，基础要稳固，要选择几部重要的明清通史书籍认真地读，基本史实要记住，人地时事应有基本概念，不能用的时候再查。“专”的部分是指自己研究领域重要的问题及其相关论著要熟读。在“通”“博”的基础上，了解自己的研究与整体大历史之间的关系，虽然为了研究需要，下笔之时不免要有所取舍，但有大历史的基础，小历史才不会被切开，孤立起来。做研究要从前人研究成果出发，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并能与其他相关论著对话，因此必须确实掌握前人和近人研究的成果。为熟悉研究行情，应读一些研究回顾和研究入门的书，并应摆在手边，随时查找，如：山根幸夫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岸本美绪等编的《中国历史研究入门》、日本史学会编《史学杂志》每年的5月号《回顾和展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和《中国历史学年鉴》等，都是合适的参考。要注意新书、新文章，经常逛图书馆或上Google搜寻，以跟上研究行情。特别是几个重要学报如台湾的《明代研究》《新史学》、大陆的《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及国外日本的《东洋史研究》，美国的Ming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要常常去看，才能跟得上自己研究领域各方面的行情。

年轻朋友们对于研究领域，一定要有所抉择，应选择自己真正关注且有能力去做的领域。选择的方法是在“通”“博”的基础上，了解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能兼顾自己的兴趣。选领域尽量不要只顾追风、追流行，做研究最忌讳的是不问自己的兴趣，不管自己的能力，随着流行走，大家在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其实每个人条件不同，如果不顾自己的兴趣，一味追求流行，做自己没有兴趣的题目，就很勉强了。掌握做研究需要的工具也很重要，所谓的工具包括做研究需要的语文与辅助学科的能力，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些能力，如果没有就要去补课，例如做清史可能就要花时间去学点满文。要不然，就要避免做自己力不能逮的题目。

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资料。以前学者要花很多时间上图书馆，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抄资料。现在资料搜集越来越方便，许多大部头的书都有电子版，甚至是可以检索下载的电子数据库，省却许多来回图书馆和抄写数据的时间。尤其是大容量的外接硬盘，越做越小，价格越来越便宜，整个图书馆藏的明清史料往往可以放入一个2TB的随身硬盘，带在身边。许多研究期刊的数据库如“中国期刊网”等都可以在家里与图书馆联机，随时下载阅读。但切记不要过分依赖数据库，特别是可检索的数据库。应注意以关键词检索数据库所搜获的资料往往零碎而不完整，而且不看全书往往难以真正了解该书作者的写作用意与目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资料搜集方法，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是十分危险的，何况许多数据库本身并不完整，甚至是错字连篇的。因此，一些重要史料如《明实录》《清实录》这一类基本典籍应尽量自己读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研究就容易得多。黄仁宇就说过，他是在通读《明实录》的基础上写就许多著名作品。另外，建议年轻学子应利用省下跑图书馆抄资料的时间，提高一般研究者较缺乏的问题意识及寻找切入点、运用分析方法、运用解释理论等的能力，好好精读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研究前人经典论著是如何建构问题意识、因问求法、选择切入分析的方法与解释的理论的，学习它们是如何组织论文的结构，如何建立论述的逻辑的。唯有如此，才能从温故出发，启发知新，自然而然培养出自己研究的本领。

最后，就是关于“继承传统”的问题。今日历史研究与中国传统史学最大不同在于注重事而不注重人，往往忽略历史中人物、人群的作用。须知唯有知道人在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从中总结经验及教训，才对“个人”有利。今日历史研究朝向注重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对个人在职场上、在社会上待人接物相关的史事，对国家民族及世人命运相关的重大事件，漠不关心，尤其不论褒贬，不论是非善恶，造成历史研究零碎化，与现实脱节，写出来的学报论文没什么人要看，“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也不过是王夫之批判的“玩物丧志”之学。那么，历史研究就会变成只是个人在职场上混饭吃的职业，而不是志业。我们读历史，为职场所需而研究撰著，自是无可厚非，但还是应该尽量与应世相关。如果历史研究能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强调历史教训及学习为人处事方法之初衷，以之为“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作为志业而非职业，读书才不会白读，历史学才不会被社会所遗弃。

我们从事史学工作的人都应该好好地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学习传统史学增长人类智慧及应世能力的方法。把历史人物当作自己，讨论他们的抉择、抉择的依据，评论其成败得失。例如读完明朝开国史之后，我们来讨论如果自己是朱元璋，面对元末动乱之后的烂摊子，这个大局有哪些当务之急，找出明初国家社会面对难题的关键词，一件一件地讨论朱元璋对问题的了解及其解决之道，评论其成败得失，假设我们来做会不会也采取和朱元璋一样的政策，如果不是，可能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把历史情境当作我们训练自己能力和增长智慧的场所，历史研究就能活起来了。虽然这不合现代学院内的规矩，可能会被讥为野狐禅，写成的文章难以被SSCI、CSSCI或THCI期刊接纳，但对自己的处事能力与心胸之拓展大有帮助，使自己成为不是只会写学报论文的小儒，而是能应世的大儒。现代的中国学者应该有两套本领，一方面要能写学报论文，了解国际学术界的行情，与他们接轨，并驾齐驱；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学习古人，学习历史人物经世致用的经验、出处抉择之道、成败得失的教训，并能将心得用于实务上，用于日常生活的为人处世上。如此历史学才是有用之学，才不致沦于王夫之说的“玩物丧志”之学。愿与我们有志于史学的朋友共勉之！ 0zA/MM0nj/6O8xmlAOoH9cl6iJRzLPdRGlv1QrK5SoQxORfhyyhVh3j9Y7tbRG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