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徐泓先生的又一部大作《明清社会史论集》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敬佩！

在当今台湾学界研究明清史的学人中，能够在大陆和台湾两岸同行中同时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力的，徐泓先生大概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就台湾的情况而言，现在任职于台湾各重要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优秀中青年明清史学者，大部分出自徐泓先生的门下，明清史研究蔚然成风，以致使某些心存高远的人士格外不服气，指责徐泓先生为“学阀”。

“学阀”一词，据我猜测，可能是源于汉唐时期的门阀制度吧？故而又有更加吓人的名称——“军阀”。大概就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过于吓人，1949年之后，大陆的各界人士，不时要狠狠地批判“军阀”，“军阀”的名声臭不可闻。连累之下，“学阀”一词，也就很难吃香，流行不起来。替代之法，是启用了“权威”或“学术权威”的雅称。

“权威”一词，是颇为符合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的原则的。在先秦的典籍中，“权威”即已出现，如《吕氏春秋》云：“万邪并起，权威分移。”恩格斯亦云：“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论权威》）有了这双重的保障，即使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红卫兵”造反之时，革命小将们也不敢造次，擅自消灭“权威”二字，只是在前面多加了几个字，成为“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有这样的辞源关系，徐泓先生在大陆明清史学界中，没有人称他为“学阀”，倒是不时有同行称之为“明清史学术权威”。顾颉刚先生是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物，学问精深，20世纪50年代之前，已经被戴上了“学阀”的帽子，但到了60年代后，换了一顶帽子，即“学术权威”或“反动学术权威”。

如此说来，徐泓先生在台湾被指责为“学阀”，在大陆被同行尊称为“明清史权威”，倒也不是不可以欣然接受。无论是“学阀”“军阀”，还是“学术权威”，都不是任何人心存高远、想当就能当得上的。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勇士唐·吉诃德，很有拯救世道的雄心壮志，但是没有听说人们称他为“军阀”。再如我们古代的吴人孙山先生，“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荣登榜末，我们总不好称他为“学阀”吧？就说眼前的事吧，我和我所认识的许多同行，在历史学界谋饭碗也有三四十年了，也都很希望有人称我等为“学阀”，但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没有！

无论是“学阀”也好，“学术权威”也罢，人们对这两个词的解读可能有许多不同，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学阀”和“学术权威”，必须经过自身艰辛的学习、劳动、探索，从而形成足以影响同行学人以至后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流派。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徐泓先生无论被讥责为“学阀”，还是美誉为“学术权威”，都是实至名归、受之无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徐泓先生在明清盐业史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变迁研究，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明清历史地理与城市史研究，明清史源学与《明史纪事本末》的校证，以及学术史的研究回顾与史料编纂等领域，都做出了卓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尤为难得的是，他于古稀之年，尚能密切注视国际上明清史研究的最新动向，向国内同行及时介绍国际上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如关于“新清史”问题的讨论，何炳棣先生研究成果的引进等，在国内明清史学界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如此看来，徐泓先生“学阀”和“学术权威”的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

我和徐泓先生相识已有三十余年，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行。为了避免“亲亲相护”的嫌疑，我就不好对本书中的大作高论妄加评说了；再说，金声玉振，文心雕龙，又何须我来饶舌！徐泓先生征序于我，我就借此机会，聊些跟徐泓先生似乎有些关联的“学阀”“学术权威”的事情，以供徐泓先生及我们的同行们一笑。不妥之处，还望各位见谅！

陈支平
2017年3月10日
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