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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中，文学被看作道德的产物，文学被视为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家虽然在作品中着力呈现历史与想象、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深入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并试图在小说中构建或重建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家，如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和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通过《领航人》（The Pilot：A Tale of the Sea）、《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白鲸》（Moby-Dick, or, The Whale）等小说来探讨19世纪民族国家独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和伦理关系，在作品中深刻反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问题。
浪漫主义早期代表作家詹姆斯·库柏的第一部海洋小说《领航人》探讨的一个核心主题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的伦理身份认同问题。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均深陷个体与国家、个人与他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之中；因为忠诚或是背叛祖国而引起伦理身份的改变，从而使小说主角陷入伦理两难的困境中。其实，小说对人物伦理身份问题的探讨，是同美国独立之前宗主国的英国以及北美殖民地复杂的伦理环境紧密联系的，当时殖民地人民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继续附属于英国，还是脱离英国而独立。因此，小说人物伦理两难的实质，正是此历史语境下殖民地人民面临的身份问题的艺术写照；小说人物伦理身份的确立，其本质正是殖民地人民构建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历史隐喻。
浪漫主义晚期的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经典作品《红字》深入讨论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道德的关系。细读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红字》，可以发现其真正的主角并不是海丝特·白兰而是阿瑟·丁梅斯代尔，《红字》以丁梅斯代尔的公开忏悔作为高潮和结局显然有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因为随着故事的发展，好像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但如果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域来考察则可以发现，伦理身份问题自始至终都是缠绕在丁梅斯代尔心中的一个死结，要解开这个死结则必须走出伦理身份的困惑，解决好能否隐瞒罪孽、能否私下忏悔和能否一走了之这几个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却只有通过公开忏悔才能完成，因为按照当时的伦理规范，只有忏悔罪孽，才能得到拯救，重回教会，回归社会。
赫尔曼·麦尔维尔通过其经典作品《白鲸》来深刻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裴廓德号”船长亚哈在同白鲸的搏斗中，用动物界的生存法则处理和白鲸的冲突，表现的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生存法则，即自然伦理；斯达巴克看重大鲸的经济价值，站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上来处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体现的是自然为人类所用的经济伦理观念；以实玛利则将人类社会的仁爱扩展到了动物世界，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念。亚哈的毁灭和以斯达巴克为代表的“裴廓德号”的悲剧及以实玛利的生还，反映了麦尔维尔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伦理取向，并进一步揭示了他在小说中传达出的伦理思想：在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上，人类需要的应该是以实玛利式的伦理关怀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成人类和谐的生存空间的重要因素，是人类命运的终极式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