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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专门针对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对政府公共科研经费投入方面所作的探讨，如对公共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指标方面的研究，对政府科技投入效应方面的研究等。关于政府科技投入效应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考察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科技投入及科技产出的关系；二是考察政府科技资助对高校科技产出的影响。结论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支持政府科技投入的“杠杆效应”，认为政府资助能够激发企业科技投入和产出；另一类支持政府科技投入的“挤出效应”，认为政府资助会替代或抑制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David等收集了35年间共33篇这一领域有影响的文献，在归纳后发现，其中有1/3的文献认为公共研发投资和私人（企业）R&D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有近一半的文献认为公共研发投资和私人R&D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之后的研究中，Czarnitzki和Licht、Bérubé和Mohnen、Alecke等、Cerulli和Potì的研究均证实了政府资助对企业R&D的互补作用。Wallsten的研究证实了政府资助对企业R&D的替代作用。
同时，国外学者从理论上阐述政府在R&D中的合理性，认为政府消除R&D中市场失灵的做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Nelson和Arrow揭示了R&D活动（尤其是基础研究）中存在的市场失灵，并且认为，如果完全让市场资金来支持R&D活动，私人在这方面的投入就会低于经济和社会所需的水准。
Romer等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论证了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和技术的厂商提供补贴，或对生产知识和技术的生产提供补贴的同时对其他生产课税，从而激励社会生产要素投资研究开发部门，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
K.Havsom和D.F.Burton对德国和美国的科研经费配置进行了比较研究。Jesse S.Tatum论证了20世纪60—90年代初期，西方财政体系运用“公众参与”来弥补“鸿沟”，尤其是通过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Thomas Ratchford考查了美国财政资金投入在技术成果转移链条中的痕迹，及其影响方式的变化。
Leoncini Riccardo对意大利和德国科技体系的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两国的科技政策和机制对技术演进的影响导致了科研经费配置的路径不同。Guellec和Van Pottelsberghe分析了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研究了政府对科研机构、高校的直接补贴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Seung-Hoon Yoo研究了公共科研经费支出的增加对私人科研经费支出的直接影响。Dominique和Bruno对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Salter A.J分析了政府公共R&D的溢出效应。Dominique和Bruno、Guellec以及Van Pottelsberghe的实证检验表明，OECD国家政府公共R&D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17%。
Tubal和Morris认为科技政策对于技术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在不同阶段应发挥不同作用：在初级阶段，对经济中的常规性、内生性研发活动采取大规模的、灵活的、搜寻导向的经费支持方式；在后期阶段，政府则应尽可能减少对于传统形式的研发活动的支持。
Tassey研究了美国研发投入的结构。
国内方面，李丽亚较早提出了建立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柳卸林分析了发达国家所实行的科技预算体制的不同模式，并对其所依赖的基础作了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的科技预算体制有一些共同点，如大都有较好的科技预算协调机制，大都有一个在科技预算中起重要作用的部门，但似乎不存在最优的科技预算体制；认为发达国家的科技预算较分散，而追赶性国家的科技预算较集中，并且分析了发达国家科技预算体制对我国的启示。姜桂兴对美国科技发展计划体系及其决策模式进行了研究。顾金亮对美国政府资助研发计划和我国国家科技计划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及其运行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我国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对改进我国科技计划的知识产权管理进行了思考。叶学平、牟发兵设计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模式：以“政府主导型”作为过渡模式，逐渐向“企业主导型”转变，最终实现“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导、以社会筹资为补充、以政府为督导”的多渠道科技投入模式。王旭东提出应围绕财政支出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从投入战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资源配置、供给方式和绩效考评等方面着力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国际规则和科研工作规律的财政科技投入与管理新机制。郭庆旺、贾俊雪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积极财政科技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表明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科技投入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周志田从美国科技计划制订的决策主体入手，描述了各决策主体在科技计划制订过程中的职能和作用，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美国科技计划决策模式方面的经验，对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贾康分析了国际科技投入新趋势，即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国家宏观战略部署，政府科技投入配置于不同领域，追求不同具体目标，科技投入管理模式更加强调“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政府科技投入借助于商业和金融运作方式，更加注重利用税收激励、政府采购等市场化手段推行机制创新。吴雪分析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现状，提出增强财政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间接投入，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导向作用，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企业资金进入技术进步和创新领域。郝刚、张维强调突出财政科技投入“引导效率”和衔接功能，并建议投入过程体现“商业化特征”，使评价标准与商业资本项目评估标准衔接，并保持连续性，在科技计划设置上突出科技前瞻报告指导作用，使资金配置表达社会意愿。
张缨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现行科技预算管理模式的形成、发展趋势及其核心特征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预算管理模式提供借鉴。赵志耘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过去和目前都存在着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明显的技术进步，1990—2005年间该形式的技术进步率至少在5.1%—6.1%以上，并且中西部地区这种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低于东部地区，说明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高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
樊立宏介绍了OECD国家公共科研机构的经费资助模式、改革趋势，并对其改革经验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同时针对我国公共科研机构的投入和经费管理提出了建议。贺德方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例，分析了这三国部分政府科研机构在科研经费来源以及经费使用管理方面的现状和经验。卫之奇（2009）对于美国政府科技计划进行的分析指出，美国一直重视制订科技发展计划，先后在各个专业领域推出了多项发展战略或计划，这些计划为促进美国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外方面，A.Tomes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弥补科技创新与产品制造之间的不足，提出不应把科学家直接培养成企业家，而应建立渠道以促进两者的沟通。Wallace和B.Rodney用博弈论证明了政府在谋求企业间联合技术创新、成果共享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企业共谋而拒绝联合投入的可能性，解释了政府科技投入“单相思”这一有趣现象。Sunil Mani介绍并评价了印度政府利用金融手段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信息产业发展的经验。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通过了有关欧盟财政科技投入改革的政府绿皮书《从挑战到机遇：迈向欧盟研究和创新基金的共同战略框架》，提出了欧盟财政科技投入改革所需遵循的主要原则，包括明确投入目标、减少复杂性、避免重复和分裂等。
国内方面，王雪莹从投入总量、投入结构、投入方式、绩效评估等多个方面对世界主要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作了研究总结，这对我国财政科技支撑体系的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郭戎、薛薇对政府科技计划支持方式创新演变的动力根源进行了分析，并尝试对其进行初步分类，提出科技计划基本按照无偿资助、金融支持和资源配套集成三条路径进行创新。张波、陈标鹏认为，就R&D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具体的科技活动而言，各自公共产品特征的差别决定了政府对其支持范围和提供方式有所不同。金戈、史晋川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种类型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在这一框架里探讨了多种类型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机制，考察了社会最优路径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给出了一组各种公共支出的最优条件及相互间的最优比例关系，并研究了不同筹资模式下分散均衡路径的福利性质。
江笑颜通过介绍美国、欧盟、日本科技计划管理现状，同时梳理其特色做法，如美国的评估模式、欧盟的审计管理以及日本的科技预测，寻求有利于完善科技计划管理工作的新思路。盖红波简要分析了美国2012财年研发预算的资助重点、在主要联邦机构的分配以及对跨机构计划的资助情况，并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研发投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沈煜、佟仁城研究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审计监督制度的内涵与特征以及审计实践与影响，同时对加强我国科技经费监管提出了建议。金春华、许晔在概述美国国家科技管理体制和三个层次科技预算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国家科技预算支出确定过程中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并总结了美国科技预算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刘永辉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和绩效报告体系的考察角度，透视美国绩效预算的实务操作。王佳存研究指出，美国政府科技计划分布在不同的联邦部门和单位，其经费来源于研发预算，主要以资助、合作协议的形式支持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研发活动。项煜虹、刘二中通过考察美国三任总统分别制订和实施的科技计划、报告法案来追踪这一历史时期的科技政策重点，找出差异，探寻原因，寻求规律，以资借鉴。殷献民等指出，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必须能够激励、引导智力要素对科技发展的投入，同时能够合理地体现其价值。
陈实、王亮在介绍中美科技管理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美国R&D预算的编制方式与流程，反映了R&D预算在美国财政总预算中的重要性，编制方式和程序的严密性，预算监督和审核机制的完善性、有效性。郭磊等在对已有重大科技项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组织管理体系，进而比较了四种管理体系的区别和联系。刘晓君主要研究了冷战后美国主要科技研发计划，并指出面对国际环境，为扭转工业竞争力和技术优势的颓势，美国政府对科技政策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一方面加强科技政策战略决策机构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确定了许多优先发展的战略领域，并给予强力投入，利用高新科技来推动经济增长，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
陈实、孙晓芹以财政科技拨款的国家科技计划为研究视角，对我国政府研发经费投入进行分析与判定。
郭金明等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体系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科技计划法制化监管提出建议。聂常虹指出当前科研经费使用仍存在虚报支出、资产管理流失等问题，应借鉴西方典型发达国家科研经费管理经验，完善和加强国家层面的科技决策机制，完善课题经费分配使用办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阿儒涵等系统分析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的现状和问题，并结合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提出改革方案，凝练出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刘芳等比较中美科研项目经费的管理规定、内涵界定、核算模式及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发现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存在管理规定不完善、内涵界定不完整、间接费用核算与结余经费管理不科学以及监督部门行使内部管理职能等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决策参考。刘军民研究指出，服务于科技创新的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不够，如对科研人力成本补偿不足，创新激励作用不强，经费支出中存在很多合法但却不合理的浪费现象，创新的制度激励缺失甚至扭曲等，这些都是束缚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
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项目流程管理、项目申请管理、项目评审管理、项目实施管理、项目结题管理、信息平台管理、项目经费管理（包括经费预算、经费使用及核算、结余经费管理等）、项目绩效评估和项目监督审计等。从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科研项目运行和管理机制以及项目绩效评估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项目经费管理及项目监督审计方面很少涉及。高校作为一种组织，良好的运行和管理机制可以看作其骨骼，经费可以看作其血液，一个组织的良性运转，骨骼和血液都是缺一不可的。经费的流动，形成科学的财务活动，对经费的管理，就形成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涉及经费来源、经费预算、经费使用和核算、经费使用的监管和使用效果的评价等。
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对各国科技投入的形式、效果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对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在科研经费配置中的作用与重要程度进行研究，以找出彼此之间合理的关系；三是对科研经费配置中科技投入政策的根本目的及其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四是侧重于研究科技计划的手段及不同类型科技支出的创新绩效等。对于一些较深层次的问题，如科研项目财务管理体系，尤其是美国和德国高校项目及经费管理的政策、规定及做法，上述研究就各国财政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开展对比分析，但就中美两国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和使用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尤其是对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这恰好为笔者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突出研究重点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