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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鲁迅在香港发表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此文重提十年前的“文学革命”，用决绝的口吻断言：“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在具体论述时，鲁迅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此乃“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若用古文写作，“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而唯有“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才可能催生出一个“有声的中国”。
在鲁迅眼中，所谓“有声的中国”，就是不再“将文章当作古董”，而是“思想革新”与“文字改革”并举，“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谈论“民族”与“声音”之间的关系，这里有象征的成分（如“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但也包含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立场：轻文辞而重言语。从“声音”的角度探讨文言白话之利弊，思考现代民族国家的命运，以及如何看待汉字这“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接着鲁迅的“话头”，可进一步拓展的路径很多，这里仅从晚清以降闹得沸沸扬扬的“演说”入手。本章着重讨论的是，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谈及晚清与五四时期之独立思考、自由论辩，研究者多喜形于色，追慕不已。那些充溢于文坛学界以及政治社会的“自由辩论”
，既体现在“口头”，也落实在“笔端”。可当你翻阅学者们的著述，其引证史料，不是报刊文章，就是书籍档案，至于当初那些激动人心的“声音”，早就被抛落到九霄云外。若能真的“回到现场”，史家当然承认“口说”的重要性；只是因技术缘故，在录音录像设备出现之前，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立字为据”。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但不管是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尽管其在“转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与“变形”。
关注那些转瞬即逝的声音，既是后世史家的责任，也是当事人的期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借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象：六十年后，中国人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同时，在上海开大博览会，不只展览商务、工艺，而且演示学问、宗教。“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博览会场中间最大的讲座，公推博士三十余人分类演讲中国政治史、哲学史、宗教史、财政史、风俗史、文学史等，其中又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老先生演讲的“中国近六十年史”最为精彩。
喜欢谈论“演说”，将其作为“新学”的象征，这在晚清小说中比比皆是。只不过其他小说家，并不都像梁启超那样对“演说”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若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十回“演说坛忽生争竞，热闹场且赋归来”、吴蒙《学究新谈》第二十七回“言语科独标新义，捐助款具见热心”，以及叟《学界镜》第四回“神经病详问治疗法，女学堂欢迎演说词”
，对于时人之追赶时髦、热衷于“演说”，便不无嘲讽之辞。如此都市新景观，有人正面表彰，断言此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手段；有人热讽冷嘲，称其为晚清最具特色的“表面文章”。但无论如何，借助于演说，“西学”得以迅速“东渐”，这点没有人怀疑。
所谓“孔觉民演说近世史”，速记生从旁执笔，于是有了《新中国未来记》，这当然只是“小说家言”。但“演说”之于维新大业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梁启超的这一预言/寓言中，却是得到了畅快淋漓的呈现。不妨就从这里落笔，依次讨论盛行于近现代中国的“演说”，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修缮辞令、变革文章以及传播学术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