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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引用”而不是“转录”，就必然有所剪裁。这里所说的“全引”，不是全文引用，而是相对“略引”而言——同是注明出处，前者尊重原作，征引处毫厘不爽；后者只取大意，对原文略有增删。二者的区别，在古人那里，只能靠博学与语感来分辨（这也是标点校勘古籍时最难把握的地方）；而在现代学界，则简化为加引号或不加引号。二者各有利弊，很难说孰高孰低。前者物我分离，隔岸观火，有利于冷静辨析；后者物我融合，一气呵成，显得血脉贯通。正因各具特色，讲究文章美感的与追求论证严密的，很可能选择不同的征引方式。
注重文章神韵的古代中国人，深知此中奥秘，更喜欢采用“略引”的手法。宋人陈亮《论作文法》有一妙语：
经句不全两，史举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但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
此乃经验之谈，难怪后世论文者经常转录
。大段引语容易破坏文章的整体感，使得文气阻隔；而不用引语又显得不学无术，故“引《易》引《诗》一两语作点缀，亦古文中常有之事”
。不只文章如此，连著述也都像顾炎武所说的，“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但这种略引法，只适合于以发挥义理为主的“著作之体”；倘若碰到以名物训诂为根基、“一字片言，必标所出”的“考证之体”，则不被看好。不要说天下孤本，即便是日用书籍，也都不一定案头必备，焉知你的撮述是否有误？在无法判断“略引”之句是否割裂歪曲的情况下，读者很难信服你哪怕是十分精彩的辨析。更何况，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既受实证主义理念（以胡适为代表）的外来影响，又有以考证之体为著作之文（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内部革新。而这二者，都以“准确”为著述的第一诉求。因此，晚清以降，学术著述中的引文，多采用“全引”。
照顾到了占主流地位的“专业化”与“科学性”，未免又怠慢了国人的口味，以至学术论文多成片段的集合（指语感而非思路）。学术著述不同于文艺创作，以探求真理而不是抒发情感为目标；可这并不等于说述学文章必然味同嚼蜡。将“著述”作为“文章”来经营，这一中国古老的书写传统，晚清以降并未完全消逝。像章太炎那样区分文士之文与学人之文，而且刻意贬低“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的文士之文，而褒扬“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的学人之文
，并非毫无道理。若“文实闳雅”的《訄书》《国故论衡》等，便得到文学史家胡适的大力赞赏，称其“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
。
1960年5月，钱穆（1895—1990）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述学文字。被钱氏列为“论学文之正轨”者，除了章太炎，还有梁启超与陈垣（1880—1971）。反而是在学界如日中天的王国维、陈寅恪（1890—1969），其述学文体，受到宾四先生比较严苛的挑剔。对论学宗旨基本相左的胡适，钱穆嫌其发言“多尖刻处”，但不否定其文章“清朗”“精劲”且“无芜词”
。钱氏的褒贬未必无懈可击，但强调“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却是别具只眼。其实，钱穆本人及其弟子余英时，都是极为讲究述学文体，并因此而大获好评。
假如学术著述不只求真，而且求雅，那么，如何处理引语，便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原因是，摆在现代中国人面前的，是三种互有关联但又不太协调的学术资源与书面语——传统中国文化，俗称国学，基本上是文言；现代中国文化，俗称新学，大都是白话；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思想学说，俗称西学，白话为主，兼有部分文言。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虽然术业有专攻，但也不能只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将这三种风格大相径庭的引语，编织进自家著述而不显得扞格，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严复（1894—1921）所标榜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在20世纪中国翻译学界，始终是个争论不已的热门话题
。从全面接纳，交口赞颂，到考其得失，略有褒贬，最先受到挑战的，是其关于“雅”的追求。可有一点，时贤多未涉及：译文求雅，既是严复本人的趣味，也是读者的欲望（严复的拟想读者是“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而非“市井乡僻之不学”
），更是与中国文章相衔接的前提。之所以选择某种字法句法，除了便于表达“精理微言”，更因译文最终必将汇入“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借用日后胡适的论说）。可这个过程，并非自然而然。尤其是对于无力直接阅读、翻译西学著作的学者来说，如何恰如其分地将富有“异国情调”的译文编织进自家著述，是个必须直面的难题。毕竟，像钱锺书《管锥编》那样纵论古今，且自译各种文本，使其与自家著述的文体相协调，是个特例；绝大部分中国的古典及现代学者，当他们需要借鉴西学时，只能引用翻译家的成果。想象在一篇论述韩愈的论文中，既有明白如话的自家论述，又有佶屈聱牙的韩愈诗文，还有作为参照系的曲里拐弯的欧化语，三者该如何平安相处，甚至相得益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严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译文，很容易被编织进关于古代中国的论述。
可与此相对照的是，新文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面对即将形成的白话文一统天下，周作人（1884—1967）开始自我调整，提倡“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借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涩味与简单味”的“有精致的俗语文来”。
文章如此，著述也不例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标举的先引原文，后加白话解说的方法
，虽被后世大多数学者所接纳，但不知不觉中，解说文字不再“明白如话”，而是略带“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言腔。原因是，倘若正文（白话）的质朴清新与引语（文言）之靡丽奇崛之间落差过大，作者与读者都会感觉不舒服。也许是耳濡目染，古书读多了，落笔为文必定趋于“雅健”；但也不排除作者意识到此中隔阂，借调整文体来填平鸿沟。至于像鲁迅那样，干脆用白话写小说、杂文，而用文言撰《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并非只是逞才使气，此中深意，值得认真推敲。
既无能力自译各种外国文本，也不想用文言写作专业著述，这个时候，除了选择与论述对象比较接近的文体外，还可以用“略引”来弥补正文与引语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缝隙。当然，前提是注明出处；而且需要详细辨析的关键性资料除外。如此说来，“全引”之取代“略引”，未必可一言以蔽之。
到底是教科书式的大段大段征引、古人文章般的师其意不师其辞，还是像专题论文那样关键处织入只言片语，抑或如演讲之将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其实没有一定之规。论文的写作，就像言语的表达一样，并非只是句法、语法以及词汇的系统集合，而是取决于对象、听众（读者）以及媒介，更取决于自家学识与才情。因此，就如何使用“引语”大做文章，一是意识到其中蕴涵着权力意识与文化趣味，不是一个单纯的修辞学命题；二是有感于“专业化思想”已深入人心，学者们自觉与“文人”划清界限，在注重论述的“科学性”的同时，摈弃了千百年来中国学者对于述学文体的刻意讲究，实在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