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意义上的引用,只是为了使文章显得更加理直气壮。至于述学时之所以离不开引语,有审美的考虑,但更多着眼于学理——尊重对象,依赖先贤,商榷同道,此乃使用引语的三大动机。明引与暗引只是涉及自家立说与他人论述的联系,至于更为关键的人我之间的抑扬褒贬,则取决于引录者的写作心态与论述策略。也就是说,前者解决的是学术规则,后者所体现的,则很可能是文化立场。同是引证,顶礼膜拜(“正引”的极端)与居高临下(“反引”之通例)所产生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而不同时期中国学者变化使用正引与反引,以吸纳上下左右的文本,无意中凸显了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以至单看引语的内容及其处理方式(引什么,如何引),你就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出文章大概的写作年代。
在大举输入西方文化之前,中国学者所能汲取的思想资源,基本上限于儒释道三教的经典著作,此时之驾驭引语,尚不难做到挥洒自如。进入20世纪后,这个局面大为改观,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面对古今中外无数鸿儒哲人的锦言妙语,真有不知如何别择的感觉,更何况还要将其编织进自家论述而不显得过分突兀。这里所谈论的引语,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如尼采研究专著中所引录的尼采的话),而是作为理论依据的经典言说。如此至关重要的引证,其运用既包含技巧,更牵涉心态——选什么不选什么,取决于论述者对“经典”的想象。关键时刻,你是来一段《论语》的话呢,还是掏出《毛主席语录》,抑或干脆转而求助于尼采或海德格尔,大有讲究,既根源于你的文化趣味与知识结构,也受制于你的传播媒介与拟想读者。
何为立说时可以倚重的“经典论述”,百年中国,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诗句)。举个例子,从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开始疑孔,到《新青年》同人的“打倒孔家店”,到30年代关于读经利弊之争,到抗战中的着力发掘传统文化价值,再到70年代的批林批孔,最后是世纪末的重提忠孝仁义,作为传统中国文化代表的孔子,其思想学说在20世纪的命运,真是变幻莫测。因此,写文章时是否需要“子曰”,在某种意义上,可作为中国历史进程左冲右突的方向标。
与国学的跌宕起伏相比,西学的地位可就稳固多了。赫胥黎早已过时,杜威、罗素也已隐退,马克思不再是非引录不可的了,但百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声音,依然是日渐强大的西学。即便是反帝口号响彻云霄、自力更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所极力引证的,也不是传统中国的往圣先贤,而是同属西学体系的马恩列斯。更值得注意的是,引孔子的话时,可以上下其手、随意发挥,甚至“幽”他一“默”,也不会受到呵责;但如果引证马克思的话,出版社有责任根据原著复核,审查你是否胡编乱造,有无错别字,以及是否割裂原文。
一个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原典”,一个是可供任意驱遣的“资料”,在处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引语时,作者俯仰之间,透出明显的权力意识。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中国经典的原文由大字变小字的追忆虽然有误,但很能显示时人对待先贤之由谦卑转为倨傲的心态。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出版物,马恩列斯毛的引语用大一号的黑体字排印,显得格外醒目,并对相形见绌的论者言语造成极大的压抑。这种靠字体大小显示尊卑贵贱的滑稽局面虽然已经过去,但不等于所有文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隐约的权力关系依然左右着论者的思路。某些文本是不能挑战的,某些引语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写作心态,并不局限于所谓的“意识形态陷阱”。“马克思谆谆教导”这样的句式,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可取而代之的“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或“福柯早有预言”,也都是一锤定音,不必详加论证。征引的对象有所转移,但喜欢以某位西哲作为旗帜或靠山的习惯,并无大的改变。
更令人惊讶的是,到了上世纪末,中国学界迅速崛起“海外汉学”的研究热潮,一大批欧美及日本的中国研究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并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声中,术业有专攻的汉学家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同行热情洋溢的表彰。但在译介以及研究的过程中,汉学家的功绩似乎被过分夸大,其论述也被胡乱引用。关注国外学界的进展、着意表彰同行的贡献,此乃学者的职业道德,值得欣赏。问题在于,目前的中国学界,普遍喜欢引证过去时的“学术大师”(指中国学者),以及现在时的“海外汉学”(指外国学者或用外文写作的海外华人),而唯独遗漏了近在眼前的国内同行。国内著作鱼龙混杂,而且转相借用,有时很难分辨谁是首创者,不若国外学者立说谨严,这固然是学者们严于律己(国内著述)而宽以待人(海外著述)的原因之一,但我以为,这不是最主要的。说这是“挟洋人以自重”固然偏颇;但笃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却是国人较为普遍的心态。单是尊重海外汉学而相对忽略国内同行这一点,便表明中国学界尚未真正自立。如果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打开国门,迎接八面来风,那么,新世纪中国学界所必须着意经营的,则是如何自立门户,自坚其说。出而参与世界事业的中国学者,很可能在“如何阐释中国”这个问题上,与海外中国学者意见相左,乃至发生正面冲突。希望借助于各种对话与合作,彼此沟通思路,争取各自走向成熟。
其实,到底是引证东圣,还是称颂西哲,并非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征引时是否能以平常心待之。若有依仗之心,或者夸耀之意,则不但不能很好地驾驭引语,还会为引语所奴役。王国维(1877—1927)的《红楼梦评论》固然是一代名篇,但以西学剪裁中学的痕迹十分明显,所谓日后幡然悔悟,“自怼以前所学未醇” ,指的应该就是这一点;这也是他一转而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以及古史研究,绝口不再谈论西学的缘故。近代以来的许多学术大师,年轻时也都曾摭拾西哲语录(包括自尊心极强的章太炎),但很快走出“言必称希腊”的时尚。刻意回避流行理论及术语,是那一代学者学术自立的标志。这里所说的,当然仅限于以传统中国为研究对象者,至于西学专家,自是另当别论。
引语的作用,除了正面立论时之引进权威,还有反面批驳时的树立论敌。作为修辞手法的借抑彼以扬己,以及作为述学文体的“柿子拣软的捏”,二者合成了今日中国学界颇为流行的反引。如果说“正引”的陷阱是过多承袭笺证遗风,以仰视的目光看待经典,因而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那么,“反引”的歧途,则是以杂文笔调为学术著述,爱憎过于鲜明,以致不惜断章取义。为了修辞效果而“痛打落水狗”,借批驳人所共知的谬论来重振雄风,虽胜之不武,尚无大碍。令人担忧的是,不想尊重论敌的思路,只求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这一论述策略,导致商榷文章难结正果。借“反引”来丑化论敌,很可能出现这么一种局面:引用的是他的词句,可拼接出来的,却并非他的原意。更可怕的是,双方都用同样手法作战,以杀伤论敌而不是探究真理为宗旨。“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尤其是其深文周纳的手法,令人深恶痛绝,可这种极易掌握的技巧,并非来无影去无踪。
随着当代中国的逐渐开放,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学者独立意识的强化,将使其运用引语时渐趋谨慎,“拉大旗做虎皮”的恶习很可能会受到某种抑制。我担心的是,过分自信的现代人,是否有耐心认真阅读并努力体味论敌的思路。如果只热衷于借“反引”来痛快淋漓地表述,而不反省其中蕴涵的暴力倾向 ,则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