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引与反引

修辞学意义上的引用，只是为了使文章显得更加理直气壮。至于述学时之所以离不开引语，有审美的考虑，但更多着眼于学理——尊重对象，依赖先贤，商榷同道，此乃使用引语的三大动机。明引与暗引只是涉及自家立说与他人论述的联系，至于更为关键的人我之间的抑扬褒贬，则取决于引录者的写作心态与论述策略。也就是说，前者解决的是学术规则，后者所体现的，则很可能是文化立场。同是引证，顶礼膜拜（“正引”的极端）与居高临下（“反引”之通例）所产生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而不同时期中国学者变化使用正引与反引，以吸纳上下左右的文本，无意中凸显了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以至单看引语的内容及其处理方式（引什么，如何引），你就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出文章大概的写作年代。

在大举输入西方文化之前，中国学者所能汲取的思想资源，基本上限于儒释道三教的经典著作，此时之驾驭引语，尚不难做到挥洒自如。进入20世纪后，这个局面大为改观，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面对古今中外无数鸿儒哲人的锦言妙语，真有不知如何别择的感觉，更何况还要将其编织进自家论述而不显得过分突兀。这里所谈论的引语，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如尼采研究专著中所引录的尼采的话），而是作为理论依据的经典言说。如此至关重要的引证，其运用既包含技巧，更牵涉心态——选什么不选什么，取决于论述者对“经典”的想象。关键时刻，你是来一段《论语》的话呢，还是掏出《毛主席语录》，抑或干脆转而求助于尼采或海德格尔，大有讲究，既根源于你的文化趣味与知识结构，也受制于你的传播媒介与拟想读者。

何为立说时可以倚重的“经典论述”，百年中国，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诗句）。举个例子，从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开始疑孔，到《新青年》同人的“打倒孔家店”，到30年代关于读经利弊之争，到抗战中的着力发掘传统文化价值，再到70年代的批林批孔，最后是世纪末的重提忠孝仁义，作为传统中国文化代表的孔子，其思想学说在20世纪的命运，真是变幻莫测。因此，写文章时是否需要“子曰”，在某种意义上，可作为中国历史进程左冲右突的方向标。

与国学的跌宕起伏相比，西学的地位可就稳固多了。赫胥黎早已过时，杜威、罗素也已隐退，马克思不再是非引录不可的了，但百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声音，依然是日渐强大的西学。即便是反帝口号响彻云霄、自力更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所极力引证的，也不是传统中国的往圣先贤，而是同属西学体系的马恩列斯。更值得注意的是，引孔子的话时，可以上下其手、随意发挥，甚至“幽”他一“默”，也不会受到呵责；但如果引证马克思的话，出版社有责任根据原著复核，审查你是否胡编乱造，有无错别字，以及是否割裂原文。

一个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原典”，一个是可供任意驱遣的“资料”，在处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引语时，作者俯仰之间，透出明显的权力意识。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中国经典的原文由大字变小字的追忆虽然有误，但很能显示时人对待先贤之由谦卑转为倨傲的心态。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出版物，马恩列斯毛的引语用大一号的黑体字排印，显得格外醒目，并对相形见绌的论者言语造成极大的压抑。这种靠字体大小显示尊卑贵贱的滑稽局面虽然已经过去，但不等于所有文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隐约的权力关系依然左右着论者的思路。某些文本是不能挑战的，某些引语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写作心态，并不局限于所谓的“意识形态陷阱”。“马克思谆谆教导”这样的句式，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可取而代之的“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或“福柯早有预言”，也都是一锤定音，不必详加论证。征引的对象有所转移，但喜欢以某位西哲作为旗帜或靠山的习惯，并无大的改变。

更令人惊讶的是，到了上世纪末，中国学界迅速崛起“海外汉学”的研究热潮，一大批欧美及日本的中国研究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并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声中，术业有专攻的汉学家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同行热情洋溢的表彰。但在译介以及研究的过程中，汉学家的功绩似乎被过分夸大，其论述也被胡乱引用。关注国外学界的进展、着意表彰同行的贡献，此乃学者的职业道德，值得欣赏。问题在于，目前的中国学界，普遍喜欢引证过去时的“学术大师”（指中国学者），以及现在时的“海外汉学”（指外国学者或用外文写作的海外华人），而唯独遗漏了近在眼前的国内同行。国内著作鱼龙混杂，而且转相借用，有时很难分辨谁是首创者，不若国外学者立说谨严，这固然是学者们严于律己（国内著述）而宽以待人（海外著述）的原因之一，但我以为，这不是最主要的。说这是“挟洋人以自重”固然偏颇；但笃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却是国人较为普遍的心态。单是尊重海外汉学而相对忽略国内同行这一点，便表明中国学界尚未真正自立。如果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打开国门，迎接八面来风，那么，新世纪中国学界所必须着意经营的，则是如何自立门户，自坚其说。出而参与世界事业的中国学者，很可能在“如何阐释中国”这个问题上，与海外中国学者意见相左，乃至发生正面冲突。希望借助于各种对话与合作，彼此沟通思路，争取各自走向成熟。

其实，到底是引证东圣，还是称颂西哲，并非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征引时是否能以平常心待之。若有依仗之心，或者夸耀之意，则不但不能很好地驾驭引语，还会为引语所奴役。王国维（1877—1927）的《红楼梦评论》固然是一代名篇，但以西学剪裁中学的痕迹十分明显，所谓日后幡然悔悟，“自怼以前所学未醇” ，指的应该就是这一点；这也是他一转而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以及古史研究，绝口不再谈论西学的缘故。近代以来的许多学术大师，年轻时也都曾摭拾西哲语录（包括自尊心极强的章太炎），但很快走出“言必称希腊”的时尚。刻意回避流行理论及术语，是那一代学者学术自立的标志。这里所说的，当然仅限于以传统中国为研究对象者，至于西学专家，自是另当别论。

引语的作用，除了正面立论时之引进权威，还有反面批驳时的树立论敌。作为修辞手法的借抑彼以扬己，以及作为述学文体的“柿子拣软的捏”，二者合成了今日中国学界颇为流行的反引。如果说“正引”的陷阱是过多承袭笺证遗风，以仰视的目光看待经典，因而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那么，“反引”的歧途，则是以杂文笔调为学术著述，爱憎过于鲜明，以致不惜断章取义。为了修辞效果而“痛打落水狗”，借批驳人所共知的谬论来重振雄风，虽胜之不武，尚无大碍。令人担忧的是，不想尊重论敌的思路，只求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这一论述策略，导致商榷文章难结正果。借“反引”来丑化论敌，很可能出现这么一种局面：引用的是他的词句，可拼接出来的，却并非他的原意。更可怕的是，双方都用同样手法作战，以杀伤论敌而不是探究真理为宗旨。“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尤其是其深文周纳的手法，令人深恶痛绝，可这种极易掌握的技巧，并非来无影去无踪。

随着当代中国的逐渐开放，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学者独立意识的强化，将使其运用引语时渐趋谨慎，“拉大旗做虎皮”的恶习很可能会受到某种抑制。我担心的是，过分自信的现代人，是否有耐心认真阅读并努力体味论敌的思路。如果只热衷于借“反引”来痛快淋漓地表述，而不反省其中蕴涵的暴力倾向 ，则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p1NJswyRNhQhEb8uprNeYf7fPeLe0EcVoQJotK2BcEY7FncsEhsK1lF7osawOm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