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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巨大变更，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20世纪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是中国学界的痼疾，可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谈论人文研究的修辞学
，不妨先从述学文体说起，因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述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态。不管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自家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的巨大缝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为了集中笔墨，这里只涉及作为现代中国述学文体之表征的“引语”。
阅读20世纪前后中国的学术著作，最为直接的感受，很可能是引语的内容变了，姿态变了，功能也变了。古今中外，凡有著述，在自我表述之外，大都还需要引入他人言语——或引录先贤判断，或摘抄相关史料。这似乎只是一种简单的写作技巧，任何一个提笔为文者，不经意间，就能安排妥帖。可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论者对于他人言语如何引录、怎样衔接、能否驾驭，其实关系重大。就以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例，蔡元培（1868—1940）归纳其特点为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四点，而且明确指出该书能有如此成绩，得益于“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如此高屋建瓴的论述，最好配上冯友兰（1895—1990）生动的记忆：胡书一改传统的著述体例，经典的原文不是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是变成低一格书写（冯称书中引用古人的话变成小字，这点记忆有误）；反而是作者胡适（1891—1962）的话成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为何如此细节特别让青年学生冯友兰激动不已，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一新的著述体例，无意中凸显了大时代的变迁：“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
何以能如此见微知渐，就因为百年中国的著述文体，受制于“西学东渐”以及“旧学新知”两大潮流的牵引，一举一动，均意味深长。上下文之间，并非只是论述中必要的停顿与过渡，而很可能蕴涵着权力、欲望与美感。
这里不准备像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那样抽象地谈论他人言语如何展示，以及间接言语、直接言语及其变体
，而是落实为对百年中国述学文体变迁的思考。古人早就意识到“语出于己，作之固难；语借于古，用亦不易”
，不过着眼点主要在于强调引用者必须学识渊博，以免出乖露丑。而对于身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中国学者来说，知识纷至沓来，文本斑驳陆离，如何在自家著述中恰如其分地安置他人言语，这一工作，远比知识系统相对封闭的明清时代要困难得多。
“引经据典”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段，对著书立说、讲古论今者来说，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其身影无所不至，故人们容易习焉不察。而这里所讨论的引语，既涉及修辞手段，更包含学术规范与文化理想。三者之间互相纠葛，只是因论述对象的差异、学科建制的区别，以及每个作者气质、才情不同，使得各有其自洽的协调方案。
作为古汉语最重要的修辞方式之一，“引经”受到了现代学者的充分重视
。问题在于，古人对于如何使用引语的讲究未免过于烦琐，用心细微处，后人难得体贴，也不想认真探究。元人陈绎曾《文说》分“用事”之法为正用、反用、借用、暗用、对用、扳用、比用、倒用、泛用等九类，明人高琦撰《文章一贯》时更上一层楼，一口气开列了十四种“引用”：正用、历用、列用、衍用、援用、评用、反用、活用、设用、借用、假用、藏用、暗用，以及逐段引证等
。面对如此庞杂的“引用”家族，论者往往缺乏严格的界说，既有引语，也包括用事与用典。故被现代修辞学家陈望道（1890—1977）所接纳的，只有明引（援用）与暗引（暗用）两种
。本章不限于辞格的分辨，而是将著作的体例、论者的心态、传播的媒介、表述的效果等纳入视野，对“修辞”做文化史的考察。
具体说来，便是参酌古今修辞学者的论述，以注明出处的“明引”与不注出处的“暗引”、正面表彰的“正引”与反面批驳的“反引”、完整引用的“全引”与转述大概的“略引”三组六类，分别对应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着重讨论其牵涉到的学术规范、文化理想以及文章趣味。至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提及的“戏引”
，虽也别具一格，但其割裂成文，以资谈笑，诙谐奇巧有余，却难语于著述之业，故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