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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坛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存在。这种暧昧性，往往表现为各个时期对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不稳定性和评论尺度的内在分歧。这也使得赵树理的文学史形象常常是不确定的：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赵树理不过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另一些评论者则可能认为，正是这种“土”本身却是极为现代的产物；一些人认为赵树理不过是1940—1960年代政治文学运作的产物，另一些人却可能认为正因为对抗这一政治运作才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一种观点认为赵树理只不过是偶然的历史契机造就的宣传家，和执着于过时的保守观念的旧式农民作家，而另一种观点可能认为在“宣传性”与“固执”之间，赵树理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创造……
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赵树理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所有价值判断所无法涵盖的剩余物，并不总是表明赵树理文学是某种“不成熟”的产物，而是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人们做出这些判断的理论框架本身可能存在问题与限度。所谓削足适履，也就是赵树理文学有着超出这些理论评价框架的丰富内涵。赵树理之不断被命名而又反复地不能得到命名，显示的或许正是这种可能性。赵树理文学史形象的暧昧性，不仅表明中国现代文学评价尺度的内在不统一，更显示出其自身的丰富性与无法被单一现代性想象所涵盖的复杂性。正视赵树理文学评价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返观并重新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
很大程度上应该说，赵树理文学及其现代性内涵的这种暧昧性，源自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引入的一种新的文学资源及其当代改造。虽然赵树理在1920—1930年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但为人们所熟知的赵树理文学，则与民族形式论争、毛泽东《讲话》发表几乎同时出现。评论家们多突出的是赵树理文学与《讲话》的密切关系，比如他不仅被周扬誉为“最成功地实践了《讲话》的作家”
，更在1947年由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推举出“赵树理方向”
。不过，人们往往忽略了赵树理文学及其命名与民族形式论争的更密切关系。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事实上在《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说明，赵树理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主流规范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相反，在不同时期都存在着关于赵树理文学缺陷的揭示与批评。
可以说，赵树理文学其实是与当代文学的发源时刻同步诞生的，这种文学形态的生成与左翼文坛民族形式论争面对的问题和语境直接相关，而不仅只有《讲话》这一政治维度的影响。
1930—1940年代之交左翼文坛发生民族形式论争的时候，正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赵树理文学“胎动”的时刻。其后，在文学的民族性与阶级性、大众性与现代性等问题的构想上，赵树理文学既与《讲话》影响下的当代文学有十分契合的地方，也存在着并不相同的别样构想。最重要的是，赵树理对乡村社会活生生的口传文学传统（即他所谓“民间形式”）极其重视，并结合社会主义文学的政治构想做了创造性的重构。他既不是五四式的现代作家，也不是典范性的当代作家，或许关键原因正在于他的文学实践与当代文学建构的这种同步性。可以说，他是一个超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同步生长的作家。某些于其诞生时期形成的关键要素始终存在，并构成了赵树理文学之所以独特而暧昧的根源所在。
本章将以赵树理于1955年创作、最能体现其“自觉”意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为分析对象，探讨赵树理当代文学观的形成及其在创作实践中塑造的“民族形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