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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问题，首先需要从不言自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这既是对研究者置身的历史语境的自觉反思，也是对借以展开探讨的理论资源做一种批判性的历史梳理。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民族形式问题提出后，有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民族性”等的讨论，就成了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塑造英雄人物”这一核心政治主题。洪子诚这样概括道：“50年代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小说（指大陆部分）的整体趋向，是更加强化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同时，小说的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也总是被放置在首要位置上加以考虑。”
但是，文学研究界关于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的研究，总是在阶级、人民、政党等政治层面展开，而忽视其与民族性问题的密切关联。迄今尚没有一本研究著作，对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与民族性建构之间的关系，做出整体性探讨。即便论及相关问题，研究者也大都立足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视野内部，而较少与其他关注同样问题的学科或领域（例如民族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等）建立互动关联。
更常见的情形是，在讨论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的关系时，许多研究采取的是某种本质主义的文化立场与态度，倾向于将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视为次一等的“形式”问题，即附加于内容之上的某种“自然”品性。因此，大多涉及叙事技巧、写作风格和语言形式等，而很少对其背后的民族国家想象做出分析。但值得分析的是，在“民族形式”这一范畴引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真正固定的其实正是“形式”而非“内容”。民族形式这一说法最早由斯大林提出，强调苏维埃文艺建设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抗战背景下，中国左翼知识界很快将其转换为“抗战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提出后，则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说法。在这里，政治“内容”可以转换，而“民族的形式”却被视为确定的。与抗战初期在利用旧形式问题时所提出的“旧瓶装新酒”之说不同，民族形式并不被看作已经固定的东西（“瓶”），而是一种新的中国构想，其内涵与社会主义、抗日、新民主主义密切互构，同时又超越诸种政治内涵而具一定的稳定性。显然，这里的“民族形式”不仅早就超出了“文学（的）形式”的一般内涵，而且也不是“（政治的）内容”的附属品，毋宁说，正是民族形式本身在决定着文学如何具有“中国气派”以及政治内容如何具有中国的合法性。
可以说，正是对民族形式所包含的中国想象的漠视，使得当代文学（文艺）界有关民族性问题的讨论，程度不同地受制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民族身份的获得及其文化建构，往往被看成20世纪中国文学努力追求的目标，或相反，视为一种因延续传统而自然获得的品性。在这样的分析视野中，民族性内涵或中国文化认同的历史建构问题显然无法得到有效讨论。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得到探讨的历史契机，源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纳入全球化格局的历史进程。全球化不仅导致中国与不同民族国家及地缘文化交往的密切，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内部构成。民族主义问题越来越醒目地成为重要甚或首要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因此在观察与思考诸多文化现象时，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眼界，超越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成为几乎是必需的批判性视野。可以说，全球化处境在强化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认同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自身的建构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它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一般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其文化共同体的构造方式和历史过程，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
自198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是英语学界（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学界”）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热潮。这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21世纪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方式。英语学界的相关理论著作，著名的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初版于1983年）、欧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初版于1983年）、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历史、理论与意识形态》（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1983年）、《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年，中译本名《民族与民族主义》）等，都出现在相近的时间。
英语学界的这种民族主义理论热潮，许多时候被中国学界作为新一轮“国际前沿理论”接受，很少对这一理论兴起的原因及其问题意识的针对性做出批判性分析。这里仅列出几点：
从18—19世纪开始，现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在欧洲出现进而逐渐扩散至全球，民族—国家（Nation-State）
也随之成为一种普遍性政治形式。但首先，1980年代出现的这次理论热潮，有意识地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保持了距离，通过强调一种“建构主义”思路而凸显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现代性。这也使得民族主义问题可以得到批判性的理论探讨，而从诸多意识形态/理论（诸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附属身份中摆脱出来。其次，这次理论热潮首先出现在英国，研究界经常引用的民族主义理论经典的著作者，如盖尔纳、史密斯、霍布斯鲍姆等，都是英国学者，而且他们也很明确地提到，相关的民族主义理论反思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历史。英裔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以东南亚地区的历史经验为原型所作的民族主义理论探讨，帕尔塔·查特吉在《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中所讨论的印度，则与二战后英法殖民主义帝国体系解体的地区密切相关。这里列出的还仅是在中文世界影响较广泛的著作。霍布斯鲍姆在《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导论”部分
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版序言
中提及的英语世界相关著作，作者也大多是英国学者。这就需要去追问198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理论热潮与英国到底有何关系，为什么是英国学者对这一理论问题有格外浓厚的兴趣？1980年代正是大不列颠作为“日不落帝国”最后崩解的时期，也是其国家内部强化民族—国家认同而民族认同产生激烈分化的时期。可以说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和英国内部的民族分化是导致学术界反思民族主义的历史契机。意识到这样的现实针对性，会使人们更明确地思考民族主义理论与历史语境的密切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第三点是，这次民族主义热潮与社会主义的衰落有着内在关联，并构成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挑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厄内斯特·盖尔纳、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安东尼·吉登斯等都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的兴起，与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相关。而促使民族主义理论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更现实动因，则是1980—1990年代之交苏东解体、冷战终结之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热潮。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是今天最大的意识形态”
。从这样的历史视野来看，民族主义理论在1980年代英语世界的出现，显然也与冷战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作为曾极具整合力的共同体理论的衰落有直接关系。
英语世界1980年代有关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著述，大都在21世纪初期被译成中文出版。中译本的出版集中在21世纪初期的几年
，相近的出版时间大致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理论问题的时间段。在相关的译介和讨论中，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与欧洲历史的密切关系开始受到关注，因此，如何呈现非欧洲、非西方国家的民族形成历史的独特性，如何从“欧洲中心主义”的限制中摆脱出来，也成了研究者的明确问题意识。一些非西方学者，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初版于1980年）、印度学者帕萨·查特吉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初版于1986年），斯皮瓦克的重要论文《属下能说话吗》（1985年）以及印裔美国学者杜赞奇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初版于1995年）等，将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落实于日本、印度、中国等国家历史的考察时，会格外强调非西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上的独特性。这些非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也成为中国理论界考察民族主义问题时的重要参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思想界在21世纪出现的一些影响广泛的前沿成果。如果说民族—国家是一种以西欧为历史原型的政治形式，那么，在思考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问题时，首先就需要辨明中国在何种意义上是或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或相反，是或不是一个帝国。怎样阐释中国认同的独特历史内涵和文化经验，就成了极其重要的问题。可以说21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诸多前沿思考，一个重要议题即是作为问题的“中国”。相关的说法各不相同，有的称为“中国模式”（潘维），有的称为“中国道路”（甘阳、张旭东），有的称为“中国问题”（汪晖），有的称为“中国研究”（王铭铭），有的则称为“中国经验”（温铁军）……但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要回答“中国是什么”。具体的研究成果，则包括汪晖
、甘阳
、潘维
、韩毓海
、王铭铭
、温铁军
、赵汀阳
等近年来的主要著述。
这些讨论与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经济崛起这一历史情境有着密切关联。它们源于某种共通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诉求，即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视野，从中国的“主体性”立场出发，探寻有关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代性经验的表达。这既是与国际性民族主义理论热潮对话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应视为同一个国际性平台上的理论创新实践。这些中国研究的诸多成果，与其说在论证民族主义知识与民族国家理论，不如说是在反省与批判西方式民族主义知识的前提下，尝试探索一种新的阐释中国历史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形态。
其中，强调中国文明不同历史时段（包括古典、现代、当代）的连续性与中国政治文化体内部的多元一体性，成为这种新阐释的主要面向。
这些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其一是对中国主体性的表述常常着力于寻求长时段历史视野中中国作为政治与文化主体单位之“稳定品性”的表述，而不大关注在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世界关系体系中理解“中国性”建构的变迁过程。“中国”常常不是被理解为一种不断建构的非稳定对象，其想象方式常常受制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全球关系结构，因而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内涵是历史地发生变化的。这也是所谓“模式”“道路”等范畴常遭人诟病的地方。其二是这些研究都很少涉及冷战格局中“革命中国”民族（主义）表述的复杂性及其历史性变迁。尤其是1940—197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建构的独特性，更少被具体地论及。而理解这一历史时段中国想象与文化认同的建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对于理解当前全球化处境下的中国认同显然有重要意义。
在21世纪语境下重提革命中国的民族形式问题，基于两个层面的考量。其一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关于1940—1970年代历史与文学的中国研究，一贯强调的是以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内容的革命范式，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也始终与“阶级”“反帝”“社会主义”“人民”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很少深入讨论1940—1970年代革命中国的国族认同和民族文化建构问题，就中国研究界来说，重要的原因之一某种理论上的盲视。从左翼批判思想的脉络上，民族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合理地清算了”的问题，因而研究者倾向于从普遍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层面解释1940—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而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新启蒙思路，受制于（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化思路，这导致人们无法对1940—1970年代冷战格局中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文化认同和历史实践的复杂性做出批判性分析。也因此，无法更好地解释当代中国前30年（1950—1970年代）与后30年（1980年代迄今）间的历史延续与变异关系，更遑论返身思考自身的国族认同和文化身份如何被历史地建构出来。
其二是中国社会现实层面。1990年之后，置身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现实处境，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在大众社会的逐渐汹涌和间歇性爆发。这表现在1990年代中期以《中国可以说不》
为代表的畅销书热潮，表现在1998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后的反美游行，也表现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产阶级社会的反日情绪中。
当然，19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有着诸多可供分析的政治经济因素，但很大程度上可将之视为全球化的一种副产品。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以极度理想化的方式把全球化想象为“与世界接轨”“地球村”“人类文明的大融合”“自立于民族之林”；而1990年代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国家体系和政治格局中不平等的权力和文化关系的胁迫等，造成了一种刺激/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心态。有意味的是，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发露过程中，1950—1970年代革命中国被清晰地显影为一种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型。如果说19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将1950—1970年代的中国塑造为一个闭关锁国的传统帝国形象的话，那么1990年代的全球化冲击，则逐渐将那一时代重新构造为一个有着强悍军事实力和民族国家尊严的时代。似乎可以说，正是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处境，显影出了1950—1970年代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特性。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重新思考民族（主义）话语在革命中国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从民族主义立场和角度去完全肯定1940—1970年代革命中国，真正需要做的，是去重新考察民族主义知识与意识形态在那个革命年代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经历对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反思之后，有研究者为1940—1970年代中国的文化特性发明了一种新的说法，即“反现代的现代性”
或“反现代性的现代先锋派”
。但“反现代”的具体内涵，却没有得到更深入的讨论。事实上，当代中国及当代文学的反现代性，除却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抵制，很大程度上也包含在其民族化诉求中。更准确地说，抵制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动力，固然导源于作为资本主义内在批判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源自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在完成另类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对中国、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强烈诉求。
可以说，将民族（主义）的维度纳入对革命中国及其文学实践的考察中，既源自现实文化政治问题的考察，也是对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去蔽。这使我们有可能去寻找一种更准确的“语言”来表述并分析1940—1970年代当代中国与文学实践的复杂历史内涵。
虽然《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已成为学界讨论民族主义理论问题的经典性著作，但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全书开篇，安德森提出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他的讨论从1978—1979年发生于亚洲中南半岛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其建立之日起就具有浓郁的民族—国家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却从未从理论上将民族主义视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由此安德森提出这样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并且，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略过民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
在另一本民族主义理论经典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中，作者厄内斯特·盖尔纳则直截了当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对象错误理论”。他嘲讽地写道，“正如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坚持的那样，大天使加百列犯了一个错误，把该给阿里的消息，传给了默罕默德”；马克思主义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
如果说西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给予民族主义问题太多关注的话，那么，在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始终突出其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同样也并没有留出足够的理论空间来剖析这种中国性本身的内涵。但明显的历史事实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着力创造“中国道路”的毛泽东思想，无疑正是因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获得主体性的。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问题纳入社会主义革命议程的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而成功的实践。如汪晖所分析的，列宁理论的独特性在于“从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的角度，看待俄国革命的意义，并从这里出发寻找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相关联系”
。但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在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实践之间，人们往往更关注前者的建构性，而将后者视为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对于中国化、民族性的理解，常常缺乏理论性的深入思考，而停留于特色、形式、风格等理解层面。
有意味的是，同样是安德森的书中提到，在世界范围内，1980—1990年代以来新一轮民族主义实践及研究理论的兴起，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衰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霍布斯鲍姆也提到，民族主义理论在1980年代的兴盛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衰落特别是冷战的终结有着密切的关系。
显然，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替代品，真正值得探究的，是发源于欧洲历史语境中的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扩散至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时，两者的关系所发生的转变。在19世纪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视野中，民族主义无疑是狭隘的。但是，伴随着苏联的革命实践从世界革命向着“一国社会主义”转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第三世界反殖、脱殖的独立建国浪潮中，那些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实践事实上是一体两面的建构物，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彼此塑造。“延安道路”与“莫斯科道路”的内在紧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冲突，美苏两个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及其意识形态对立，这其中，民族主义常常成为社会主义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存在。当1970—1980年代之交，伴随着全球格局和冷战结构的剧烈变迁，在社会主义阵营发生自我分裂的同时，民族主义凸显到意识形态与族群认同的前台，也就成为几乎必然的事情。
这里显现的，正是二战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寄身的冷战结构中建构自身合法性的一个内在话语装置。可以说，这一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互相支撑的话语装置，也使得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文学而言始终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左翼文坛在构想当代文学时，“民族”的一面曾经得到凸显，但1940年代后期冷战阵线的渐次清晰，开始导致阶级话语的强势化，同时也使民族（主义）维度逐渐被自然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话语的消失或不起作用。可以说，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及其当代文学的建构，始终是在普遍性的社会主义与独特性的民族主义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将民族主义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并认为在这一现代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报纸和小说曾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一观点与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比起政治性的机构更存在于‘文学’那里”
的观点一样，都凸显了文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两者的共同之处，如赵京华所说，在于“从起源上考察现代文学的制度化性格，及其与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关系”
，从而把文学研究与民族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在2004年的一篇笔谈文章中，赵京华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如果从文学史的‘外部’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把4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段的文学放到整个‘现代文学’（包含近、现、当代）中来，从现代文学（国民文学）与民族政治制度建设的关系来考察文学史，会不会发现一些从‘内部’无法看到或者被遮蔽了的文学特性呢？”从这样的分析角度出发，他认为现代文学中那些个性自由主义文学表面看起来与政治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它们仍然没有脱离“文学对铸造‘国民精神’，期待民族国家建制的总体诉求”
。刘禾则早在1992年，就在关于萧红小说的再解读中，明确提出了“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概念：“‘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20世纪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利的话语实践，并渗透了20世纪中国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刘禾因此认为，对现代文学的反思，不能停留在对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的分析，而应该“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建设及其运作”。
这些研究都揭示了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密切关系，但具体落实到中国问题的讨论仍有许多可商榷的地方。其一，这些研究往往将现代民族国家视为一种结构性的整一存在，而没有历史化地讨论文学实践与民族国家建构相互勾连的具体过程。比如柄谷行人所谓“颠倒的话语装置”，特别强调有关“风景”“内面的人”等都是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发明，但事实上，无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还是文学实践都不是稳定的，毋宁说民族国家的认识论装置本身正是在文学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二，现代国家的存在样态是具有历史差异性的，将现代个体（柄谷行人所谓“内在的人”）视为现代文学的前提，对应的只能是西欧式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而无法解释中国这样有着漫长国家史并在20世纪展开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三，凸显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并不等同于用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来统摄文学实践，而是要呈现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文学如何彼此建构的动态历史过程。从这样的意义上，刘禾讨论萧红小说在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的冲突，并不构成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文学关系的反例，倒是应该说，正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冲突。其四，讨论文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不能简化为文学与国家（或刘禾的“官方”）的关系。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文学实践的话语空间，同样也可以说，缺少文学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现代国家和民族主义认同是无法显现自身的。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并不将民族形式的讨论简单地放在民族国家文学这样的范畴里展开，而希望同时呈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共同体认同机制的具体历史内涵，和文学塑造这种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想象方式。从这样的角度，关注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需要考察的就不仅仅是“形式”（特别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也是“民族”这一共同体如何被想象。可以说，民族形式的塑造和书写关涉的是如何再现和建构革命中国这一根本问题。当代文学这一革命中国自我表述的文学形态，由此可以成为探讨民族形式问题的主要媒介。为此，需要进入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去重新审视“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新文学构想形态得以提出时，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一一体两面的话语装置如何建构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