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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会特别关注“当代”与“文学”这两个层面，而对“中国”内涵的考察却不甚了了。这主要因为人们将“中国”这一国族范畴视为不言自明的限定，有关区域、语言、时期的区分和潜在的民族国家认同，已被既有的学术知识体制和学科分类做了明确的区分，因此不再需要讨论。但这种自明式的处理，事实上是以接受现代知识体制据以分类的诸多理论预设为前提的。不关心当代文学的“中国性”如何确立，不将当代文学之“中国”问题化，实际上也就把当代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文学这一基本品性自然化了，因此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内部视野来观察问题，既无法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撇清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历史和理论视野来探讨制约当代文学生成与转变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探讨当代文学之“中国性”如何确立，既是考察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知识体制如何具体地运作，也是思考文学生产总体性机制的起点。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书聚焦1940—197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力图通过对民族形式问题的理论探讨，重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
“民族形式”这一范畴提出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与民族主义热情，使得如何建构一种更具统合性，且不同于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民国时期的民族国家想象，成为知识界自觉的理论问题。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
首次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提法之后，文艺界随即提出民族形式问题，并扩散为一场在延安、重庆、昆明、桂林、香港等多地知识界参与的大论争。1939—1942年间
发生的这场论争，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重要一环，和20世纪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中国左翼知识界建构一种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的新保守主义文化相竞争的民族话语的开端。正是在民族形式论争的过程中，一种兼顾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国家主体性的中国现代性方案开始初具轮廓，同时，一种不同于五四新文艺之现代文学的当代文学
构想也渐次成型。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当代文学构想的基本理论依据，并成为此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实践的基本规范。尽管民族形式问题并未作为《讲话》明确讨论的内容，但“工农兵文艺”（人民文艺）这一范畴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建立在新的政治主体和文化想象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想。可以说，民族形式问题并未因《讲话》对阶级政治主体的强调而消失，毋宁说《讲话》正是对普遍意义上的民族形式问题的深化和具体化。
因此，本书对民族形式这一范畴的理解，并不限于1930—1940年代之交的相关争论，而将其视为整个1940—197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实践的关键环节。施拉姆在谈到“中国化”这一概念时写道：“如果说这一术语本身寿命并不很长，而且它所表达的内容在1938年之前就已出现了的话，那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它就不仅仅是存在下来了，实际上，它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
作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在文艺领域相对应的概念，民族形式范畴的历史情形与此相似。关键在于，无论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如何强调其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面，这一历史实践都是以国家作为政治与文化主体单位而展开的。新中国无论如何“新”，都总是中国。人民借以掌握政权并展开社会主义实践的赋权单位，与其说是一种超国家或消灭了国家的世界革命，不如说是从来就没有偏离过“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体诉求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说，民族形式问题所强调的“中国性”这一面向，始终构成着当代文学实践的核心内容。这意味着文学实践总是与中国性构建密切相关并互相塑造，因此相关研究需要同时深入两者的实践过程，并分析其如何互相制约、生成与转换的历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