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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小说的一般标准，《三里湾》是一部缺乏中心人物的小说。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统摄小说世界及其意义构造的中心人物，只存在与主要事件相关联的人物群像。赵树理称之为“重事轻人”
。
小说围绕着三里湾村的秋收、开渠、扩社三件大事展开叙述。秋收过程中，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扩大而使旧石磙需要技术革新，开渠需要经过属于马家的“刀把上”那块地而遭马家拒绝，特别是扩大合作社却遇到村长范登高、落后家庭马家和落后党员袁天成或明或暗的反对，这些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主导整个事件的发展。即便是推动整个三里湾村向合作化方向转变的支部书记王金生，和小说从多个侧面着力赞扬的技术革新人物王玉生，也是如此。这两个显然是叙述者抱着褒扬态度来刻画的主要人物，但并没有成为掌控事件发展方向的支配性力量。毋宁说，推动小说叙述发展的，是三里湾村各种人物关系和结构性力量的合力：王玉生固然是技术革新的主要人物，但没有父亲王宝全和外号“使不得”的老人王申帮忙打石钻，没有哥哥王金生与合作社的支持，特别是没有中学生范灵芝和马有翼帮助计算出准确的石磙数据，这种技术革新就不可能成功；王金生固然是推动三里湾村走合作化道路、组织开渠和扩社的主要人物，但是从小说叙述来看，他并不是《创业史》中梁生宝式的英雄人物。梁生宝式英雄人物的特点在于，他能够独力抗衡小说世界中的恶性力量，并因此主导小说叙事的方向。但是，王金生却似乎始终是低调甚至消极的，他并不叱咤风云、力挽狂澜，而是善于借助不同的力量关系来引导事件的发展方向；但他同时也会一次一次地强调“和落后力量做斗争”的必要性，这使他在家里、村中和社里，都成为令人尊敬的进步性力量的化身。
没有中心人物，就使小说缺乏经典意义上的主人公，同时，也使小说所叙述的事件并没有完全转化成由人物主导的情节。因为同样的原因，作为故事发生场地的三里湾，也就并不是经典现代小说意义上的环境。这一点与同一时期的同类小说，如《山乡巨变》中的清溪乡、《创业史》中的蛤蟆滩、《艳阳天》中的东山坞，以及《金光大道》中的芳草地相比，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来。现实主义小说的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是彼此塑造的整体，所谓环境常常是构成主人公本质性格的诸种社会性因素的典型语境，所谓情节则是这些要素冲突的过程，其所有特点都可以统一到主人公的性格中去。这也是在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上，一般现代小说对于环境、空间的处理方式，从而在象征的意义上显现环境、空间背后的社会阶级分别和意义秩序。但是，在《三里湾》这部小说中，“三里湾”却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没有一个中心人物可以作为“三里湾”这一空间的同构性存在，更准确地说，人物只是这个空间的构成要素。
不过，这也并非说明这部小说就没有主人公：以事件作为组织叙事的基本脉络，而事件的诉求和目标都是为了呈现作为意义单位的村庄三里湾。可以说，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事实上是三里湾这个空间/单位本身。
按照赵树理的构想，小说的叙事结构是由“一夜”“一天”“一月”来组织的。
这里相当有意味的是时间的凸显，而在有关时间的叙事中，事实上空间又成为了主要的被叙对象。小说第一部分写的是9月1日晚上，作者通过叙述不同人物的走动，将三里湾的主要空间场景、不同人物关系和正在酝酿的矛盾，全景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种仿佛戏曲舞台一般的空间布景展示。第二部分写的是9月2日这一天，作者通过描写三里湾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各个空间构成部分的人物活动，凸显分家、开渠、扩社引发的主要矛盾。就好像是搭好的舞台上，矛盾的爆发点一个一个显现出来。第三部分则写了一个月的时间里各种矛盾的解决：菊英分家、有翼革命，解决了马家“刀把上”那块地的问题，为开渠扫清障碍；范登高被迫放弃做小买卖，袁天成交出自己多占的自留地，解决了村干部不参加扩社的问题；同时也写范灵芝爱上王玉生、马有翼选择王玉梅、王满喜与袁小俊相好，表现出开渠、扩社这样的大事如何推动三里湾村原有日常人际关系的变动和婚姻家庭单位的分合重构。
从以上关于小说结构的安排方式来看，真正的叙事主体正是“三里湾”：第一部分写既有的三里湾格局，它以家、村、社为三个主要构成单位，个人是这些单位的活动主体，又带动这三者关系的变化；第二部分写三里湾的全景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如何导致原有格局发生变化；第三部分写新的家和新的社如何形成：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单干小家庭和旧式大家庭被瓦解，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个人、家（或户）、社之间形成了新的组合形式。可以说，“三里湾”并不是小说叙事的地点或环境，而是小说的真正主体。如果以舞台来比喻的话，并不是舞台上的人，而是舞台本身就是叙述的主体。
三里湾这个空间主体及其内在组织形态，是以一种“视觉性”形态来加以呈现的。旗杆院的房间布局与其作为“公”所的使用方式，王家的窑洞分布与其间人的活动的开放性，与马家“关门闭户”的封闭性，都显现出空间与意义构成的直接关系。而场上、磨上、地里等劳动场所，同时也是人与人发生社会交往的主要场域。特别重要的是，人物始终是这些组织单位的构成因素，但却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于其外的意义支点。每个人物只有被置于某种组织单位之内才有意义，他们缺乏现代小说人物的“内在深度”和“内在世界”，其内在是“空无”。
由此，小说叙事所突出的时间，实则是一种空间共同体的惯例，而非个人性的心理时间。“一夜”“一天”“一月”，在小说叙事上占据的是同等的篇幅。这包含着特定的对于“速度”的理解，即三个时间单位表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乡村社会的推进过程，是以一种由慢而快的方式展开的；同时也包含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时间的交汇。三里湾这个空间主体的稳定性，表现为其日常生活节奏和劳动形式的稳定性。这是一种传统（赵树理名之为“旧”）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方式。其中，时间一方面表现出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循环往复特点，另一方面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不分彼此地统一于由农耕活动而组织起来的人、地、时间、季节、节令等的关系互动之中。这种时间体认与人的身体记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所谓“传统”的真实内容。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传统其实是“地方性村落共同体日常生活的基础，意味着一种与当代西方社会所盛行的完全不同的时间体验”
。这表现为一套特定的时间秩序，包括从早晨到夜晚的一天活动的内容，也包括与农耕活动节奏一致的“秋收”“冬闲”等季节安排，还包括仪式性或宗教性的节日时令的设定。它更深刻地影响到个人的，是其“身体”“记忆”与“惯习”，即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层面。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恐怕唯有赵树理深入到这样的层次，来理解传统、民间的具体涵义。
不过，这里所谓传统并非老中国的乡村，小说开篇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三里湾村，是经过了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和作为新国家构成部分的模范村，是已然经历了革命运动的现代乡村。因此，“从旗杆院说起”是意味深长的。旗杆院曾是地主刘家的宅院，“旗杆”是中过举人的刘家祖先的遗物，但当年的“旗杆院”如今已经成为“公用的房子”，是处理三里湾村所有公务的场所。这一空间的功能的转换，显示的是中国乡村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统治阶级被打倒，农民们“当家作主”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空间的延续和人群身份的变更，在这里也隐约显示出赵树理对革命的具体理解：与其说革命是全面打碎乡村社会秩序，毋宁说乃是某种“修复和重建”，即消灭土豪劣绅而代之以由农民自我管理的“合情合理的世界”。
关键差别在于，传统到底是地主阶级的古典/封建传统，还是农民主体的民间传统。显然，对社会主体的分辨使得这里的传统事实上已经是某种建构性的存在：那是劳动者与土地、生存空间所形成的稳定的意义世界。
更有意味的是，小说并未仅仅停留在三里湾村既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上，而是从极为现代的角度，即“中国革命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这种新的历史视野，理解两种时间秩序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小说勾勒出了三里湾基于稳定的空间构成和时间惯例的内在运行方式，另一方面，又从这种传统的内在视野出发，呈现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极其现代的历史新事务如何出现并改变了乡村的基本格局。这是现代时间进入传统内部的改写：“一夜”在传统乡村社会是闲暇时间，不过小说中写到的则是扫盲班的识字课，以及因为秋收和检查等劳动事务，三里湾人仍旧在紧张地工作。“一天”在传统乡村社会是劳动时间，小说详细叙述不同时间段人们进行的不同工作，不仅交代了因人际交往而导致的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也横截面式地展示了三里湾人一天的大致劳动状态。“一月”这一时间单位则更有意味。这“一月”里发生的，不仅有扩社这一“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事务，同时也是秋收即传统农耕活动最繁忙的季节。并且，小说不仅使用了公元纪年，也特别突出了传统纪年，即从阴历的七月十五到传统节日中秋节，同时还与极为现代的时间即国庆节连在一起。在此，阴历纪年和公历纪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重叠，显然包含了赵树理对于时间之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某种有意无意的理解。这就是，现代始终是与传统交汇在一起的，并不是彼此分离甚或互相对抗的两种形态。这也包含了赵树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理解方式：他显然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仅仅是一种从外部进入乡村社会的异物，而特别地突出了社会主义改造与三里湾的传统生活秩序之间的融合并转化的关系形态。
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三里湾》这部小说的基本叙事态度：它一方面深入描绘了三里湾这个村庄的基本空间形态和内在时间秩序，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现代事物的发生，理解为与既有的乡村生活互相融合的结果。在这样的叙事视野中，“重事轻人”“旧的多新的少”
，事实上并不完全是小说叙事的缺点，而是对于小说叙事的目标、主题乃至小说作为一种现代叙事艺术的基本形态，有着不同于一般现代文学体制的独特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