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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从单个的作品，而是从作品与作品的关系，以及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的写作主题来看，赵树理的整体文学创作具有颇为醒目的关联性。就小说创作而言，尽管人们常常把他1949年前后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但其作品所涉及的主题及叙事形态却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内在一致性。整体地来看赵树理文学，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序列：其一是《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等涉及家庭婚恋主题的小说，其二是《李有才板话》《地板》《邪不压正》《“锻炼锻炼”》《卖烟叶》等“问题小说”，其三是《孟祥英翻身》《庞如林》《福贵》《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人物传记，另一序列则是《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以及未完成的《灵泉洞》等表现较长历史叙述的长篇小说。这四个序列大致构成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四种类型和基本要素（“家长里短”、社会问题、人物传、历史）。
由于意识不到赵树理在创作整体上的这种结构性关联，评论者常常从自身历史语境给定的文学与政治标准出发，对赵树理作品做出褒此贬彼的选择性判断。
在这四个序列中，研究界评价最高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被视为赵树理文学标志性的作品形态，是为“赶任务”而制作出的“问题小说”，对“乡村家长里短、日常生活”的表现，则丰富和缓冲了前者的宣传性和功利性。显然，这种评价背后包含着“问题小说”是观念性的因而是简单化的（如果不用“概念化”这一说法的话），而日常生活小说则是经验性的因而是丰富而深刻的（如果不用“真实性”这一说法的话）这样的评论框架。这其中不仅有观念与经验的对立，也涉及如何看待在对赵树理的评价中常用“功利主义”来加以描述的文学功能问题。但是，就小说的文本构成与赵树理的创作意图而言，政治问题与乡村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很难分开的，毋宁说，它们共同构成了赵树理所理解的乡村世界的整体性存在。厚此而薄彼，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或并不认为赵树理存在着特定的乡村社会世界观及与之关联的文学观。
对于赵树理的人物传记类小说，一般评价不高。1960年代初期，也就是赵树理创作后期，对于赵树理写作的一批人物传记小说，孙犁这样写道：这些小说“读者一眼看出，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并批评他“对形式好像越来越执着，其表现特点为：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其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
但是，如此熟悉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孙犁，却似乎忘记了，就在赵树理创作“青春泼辣”的1940年代，他也写过类似的人物传记如《孟祥英翻身》《庞如林》等。如果说1940年代赵树理是为劳模、英雄作传的话，那么1960年代的这批小说具有同样的通过具体、真实而朴素的人物传，来宣扬他所理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品质的诉求，以致江青当时需要特别地批判这种“真实人物观”。
这种与其说是话本式不如说是笔记体式的人物表现法，其实也是赵树理小说一以贯之的写作特点。这种写法往往集中表现人物的某一特点，并通过小故事、传闻以及详尽的对乡村生活知识的描述，来突出这一特点。这种人物可能是“扁平的”，因为没有呈现出丰满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街谈巷议中理解的传奇特性。在这一点上，与赵树理小说惯常用人物外号（如“二诸葛”“三仙姑”等）来表现其性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对于这样的人物书写方式，如果仅仅因其不吻合于现代小说主体的呈现方式就否定其意义，显然会错失反思自身的契机，因为正是这样的人物形象的存在，迫使人们自问：什么是现代文学的“人物”？
赵树理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四种形态中争议最大的了。在《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大获好评之后，人们对于赵树理显然倾注了极大心血并纳入了真切个人经验和历史感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却表现出了一致的不满和批评。周扬在高度评价赵树理这三篇小说的同时，这样评价《李家庄的变迁》：“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作品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还不及《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它们各自范围之内所完成的；它们似乎更完整，更精练。”
荃麟、葛琴则批评它在结构上的缺陷：“第十章以后，因为故事复杂了，就不易处理，写的更显松懈，描写太少，直叙太多，就不如前面生动，所以在完整性上，它不如《李有才板话》。”
这种低评价看来不止是中国评论界有，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界也同样存在。竹内好的文章提到，人们对《李家庄的变迁》的批评是“它在结构上有很大的破绽，头重脚轻”，接近于“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浑沌不清”的旧式古典文学。而竹内好本人一反这种看法，从其“超克”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角度，大力称赞《李家庄的变迁》叙事结构上的完整与独创，“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的严谨甚至到了增加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
与《李家庄的变迁》相似，10年之后赵树理写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三里湾》，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孙犁关于“故事行进缓慢”“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的评价，被许多人重复。除了没有表现应有的历史深度，常提及的问题还有：小说叙述结构上的不完整和不集中
，大团圆结局回避了现实矛盾，结构安排的缺陷导致“情节发展的有些过于迟缓，很多事情同时发生，读了很久，事情还没有多少发展”
。不过，有意思的是，同样针对这篇小说的结构，傅雷却称赞它节奏快且结构紧凑，“线条层次都很清楚，前后照应很周到，上下文的衔接像行云流水一般的顺畅”
。这已经近于竹内好“增加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极高评价了。但《三里湾》在艺术形式上的“不足”却作为一种文学史定论被接受下来。在1970—1980年代之交的几本当代文学史中，《三里湾》的文学史地位主要是“第一部全面地书写农村合作化历史的小说”，它的历史贡献也基本限于其政治主题，诸如两条路线斗争、不同的人物阶级性格描写等方面。这样的说法，显然也可以放到诸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同类主题的小说上去，并且，它们与《三里湾》相比，在艺术形式上显得更为完整。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关于赵树理的文学史评价，则跳过《三里湾》而转向《“锻炼锻炼”》，因为前者歌颂合作化运动而后者则是批判合作化运动的。陈思和的研究文章
特别着力于在赵树理晚期文学创作中发掘民间文化的“隐形结构”，对《三里湾》的民间特色则几乎只字不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部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与民间的隐形结构之间存在着如此显而易见的关联。
从这些关于《三里湾》的评价史来看，无论在1950—1960年代政治主题与艺术形式的评价模式，还是在1980年代之后政治与文学的两分模式中，人们关于小说主题的评价，常常掩盖了对作品的细致分析与解读。而有着内在冲突的评价标准，同样也提醒人们，在关于何谓“现代文学”这一基本前提上，人们有着比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更为根本的分歧。如果意识到赵树理整个创作的内在结构性，即相同的主题与文类形态的反复性书写，便应当意识到赵树理创作并不可以用“赶任务”“问题小说”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作家自身知识、经验、精神、文学结构的内在稳定性。
事实上，不止是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的戏曲创作也有着相似的结构稳定性。赵树理称自己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他的一生都与上党梆子这一地方戏曲关系紧密。从反封建迷信到表现合作化运动历史（赵树理称为写农业生产），他的戏曲创作常常与其文学创作互为表里，相同的主题会同时在小说和戏曲中得到反映。考察赵树理文学，如果忽视了对其戏曲观和戏曲创作的考察，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这种文学形态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他为人称道的重要小说如《小二黑结婚》《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都与戏曲、戏剧文化关系密切，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其为“戏剧化小说”。赵树理的戏曲与小说、小说与小说、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创作主题之间的这种反复性，及其呈现的整体结构性，提示给人们的并非仅仅只是赵树理在作家论意义上的独特性，同时也显现出了更大的文化与社会结构性存在。
从这样的结构论视野来看，在赵树理的整个创作中，具有统摄性的也最为作者看重的作品，可以说是1954年创作、195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就统摄性这个层面而言，《三里湾》可以说是赵树理创作的集大成之作，它包含了赵树理创作几乎所有的基本要素。
《三里湾》主要叙述一个叫三里湾的北方小村庄里1952年发生的三件“大事”：秋收、扩社、开渠；与这些大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乡村日常生活的“小事”：三对年轻人的恋爱关系、三个家庭的分与合。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这样的大事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无疑可以纳入“问题小说”这一序列。赵树理自己称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为配合中国革命新的历史任务，即“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小说主要内容被概括为写农业生产
。而从《三里湾》侧重表现的王玉生、范灵芝、王玉梅、马有翼、王满喜、袁小俊等6位年轻人的喜结良缘，和王家、马家、范家三个家庭的争吵、分家和重新组合，则无疑是在延续《小二黑结婚》《登记》等的家庭婚恋的叙事主题。正是这些层面，使得这部写大事的小说，充满了乡村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和喜怒哀乐。同时，在这部以写事为主的小说中，也不乏中心人物和表现这一时期乡村矛盾的主要人物类型。但是，这些人物既不是经典现代小说中的个人化主体，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典型，毋宁说更接近从孟祥英到陈秉正的笔记体人物序列。小说所赞赏的中心人物诸如王金生、王玉生、王满喜、范灵芝、王玉梅等，其形象总是在事件关系、人物行动、与他人的交往、乡村闲话甚至插科打诨之间确立，而不存在一个透视世界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支点。
与这些要素相关，“时间”在《三里湾》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小说叙述的起承转合和大的叙事结构单位，都由明确标示的时间来确认。赵树理如此描述其结构设想：“小说写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夜……第二部分是一天……第三部分是一月……”
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这样的主题，显然必须与如何理解现代的“历史”紧密相关，但是在这部小说中，“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种大历史想象，与乡村世界的具体时间的关系，却并不是由前者统摄后者乃至合二为一，毋宁说，被详细标示的，是乡村生活世界的日常时间。这使得小说叙述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一个与大历史共振但却仍旧保有自身节奏的特定的想象空间。如果说，小说的本质乃在于赋予“生活整体”以“形式”，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小说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世界的史诗”，“史诗赋予内部完美的生活总体以形式；小说通过赋予形式，试图揭露和构筑被隐藏的生活总体”，
那么，《三里湾》无疑可以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史诗性作品。这也使得它可以被当之无愧地列入书写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经典序列。事实上，与赵树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比起来，《三里湾》显得更为成熟，作家在小说每一个细部的仔细斟酌和考量，确乎达到了竹内好所谓“增加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
《三里湾》的这种集大成性并非偶然，它在赵树理的整个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赵树理调集所有经验、知识、理论和文化储备而有意识地制作的一部文学巅峰之作，是他对自己的乡村经验、文学观念有着双重自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