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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汉语研究引入西方普通语言学以来，学界对于汉字的本质在不同阶段曾有过不同的认识，这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尤其是汉字的教学理念。
西方主流理论历来将文字看作语言的从属、“符号的符号”。这其实蕴含着以拼音文字为核心、为“先进”的文字观。较著名的论断见于让-雅克·卢梭的《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他认为，人类最初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直接描绘对象；汉字属于人类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用约定俗成的字来表示词语及命题”；而描述语音的拼音文字属于更高的第三阶段，由商业民族创造。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说：“这三种文字形式恰好对应于三种社会状态，对应于使人群聚合为民族的三种可能方式。描绘对象的方式适合于原始民族（savage peoples）；用符号来表示词语及命题的方式适合于野蛮民族（barbarian peoples）；字母的方式适合于文明民族（civilized peoples）。”（让-雅克·卢梭，2003）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虽然一度成为主流，但在西方并非没有不同的见解。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书。该书从哲学角度彻底批判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的重音轻字传统，把它称为“语音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并进而认为这是西方全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及结构的基础，而作者的目的是要以独特的“文字学”理论来颠覆这一传统结构。书中，作者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批驳卢梭的《论语言的起源》（德里达，1999）。德里达的“文字学”实际上成了他的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哲学界的影响要远胜于在语言学界。考虑到这个因素，以及该书确实比较晚近（写于1967年），我们还是回到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那里，来重新审视汉字的地位。
索绪尔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索绪尔，1980）。他又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索绪尔，1980）试想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积贫积弱之际，文化辐射力之微可以想见，而其人又远在西欧，能做出这样的论断，实属不易。惜哉！前人对此说多有误解，动辄给汉字也冠以“符号的符号”之名，将其等同于印欧的拼音文字，而对于汉字本身的一些特点，则只知贬斥，不能正视。从鲁迅先生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到仓促推行又草草收回的二简方案、拼音化主张，直到近人对汉字部件预示能力、汉字超方言性的全盘否定（文武，1987），无不暴露着学界本体论立场的匮乏，始终难以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也有一些矫枉过正者，常将汉字的“神奇”拔得过高，过于简化汉字“音、形、义”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字形态能以形达意，与思维直接联系，直接反映思维的内部语言代码，而无须通过语音的间隔带。”（申小龙，1993）有人提出因为汉字的优越性，“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袁晓园、徐德江，1989），这也值得商榷。我们认为，汉字的地位究竟如何，还是应从汉字与印欧拼音文字的本质有无不同、如何不同着手，先作一番理性的思考。
论及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在给两者定名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拼音文字称为“表音文字”，或更具体地分为“音素文字”或“音节文字”似乎没有问题，但汉字如何定性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说是表意文字（索绪尔，1980；黄伯荣、廖序东，1983），有人说是表词文字（布龙菲尔德，1980），有人称为“语素文字”（赵元任，1980；吕叔湘，1987），也有人说是“意音文字”（周有光，1957；裘锡圭，1988）。且由于各家文字观及所用术语的不同，这些定义存在着很多“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的情况，使汉字定性更加复杂。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方式，即从起源出发，将世界文字分为“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不同意见。潘文国说：从发生学上看，世界上的文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源文字，一类是他源文字。自源文字是自创型的，是某个族群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独立自主地形成的文字。他源文字又称为借用文字，是借用他民族的文字体系加以调整改造，从而为我所用。汉字是典型的“自源文字”（潘文国，2002）。他又说：表意文字与自源文字、表音文字与他源文字，实际是重合的。凡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凡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潘文国，2002）事实上，这样的分法不仅有利于搁置争议，也更能从本质上说明两种文字体系的不同。在他主编的《汉英语言对比概论》（潘文国，2010）中，用表2-1说明了汉字在世界文字体系中的特殊位置：
表2-1 世界文字分类
汉字是自源的，从其来源上说，是一个“图画→文字画→原始文字”的过程（裘锡圭，1988）。属于相同情况的文字现在知道的，且代表过高度文化的只有西亚的“钉头字”、北非的“圣书字”和东亚的“汉字”（周有光，1998）。这些文字都是来源于有考古资料佐证的原始岩画或刻画记号，具有一定的直观表意性，近来甚至有人提出汉字的“六书”同样能说明其他类型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周有光，1998）。相形之下，拼音文字的来源被形容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遇到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其祖先据考来源于古代闪米特商人对于钉头字的“借用”（周有光，1997）。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借用者对于钉头字表意繁难的刻意回避，这种“借用”纯粹是语音上的，随后的印度字母、希腊字母乃至当今世界通行最广的拉丁字母，无一例外是最初即来自借音的“他源系统”。虽然在内部系统上可以非常完善，却无法回避两个事实：（一）文字从本质上来说是绝不表意的；（二）文字的产生远在所记录的语言成熟之后。这样，文字对语言的依附关系应当是十分明了的。而汉字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通行的自源文字，其特殊性就十分显见了。针对字母文字的上述两个特点，我们可以推断汉字当具有这样的性质：（一）文字直接来源于文字画，其理据性在最初的阶段必然是相当直接的，现在也绝对无法磨灭；（二）文字的产生虽然晚于语言，但在文字画时期，语言发展却未必已经基本定型且比较成熟，在图画被有意识地采用来记录语言，并逐渐达到成熟文字必须具备的有序性、稳定性和一一对应性的过程中，汉语和汉字的影响应当是互动的。总之，汉字不是汉语的附属品，而正如索绪尔所说的，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