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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确定为“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也就是从“学”而不是“教”入手研究对外汉字教学问题，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现代汉字学对于汉字本体的研究较为充分，能够较为完整科学地描述现代汉字的自身属性，而对于汉字的“教”与“学”的过程与特点却束手无策。对外汉语界由于迫切的实际需要，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对外汉字“教”与“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以前一领域为基础，但方法论和关注点却截然不同。这和语言本体研究/应用研究的二元对立非常类似。
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多年前便已出现研究重心由“教”向“学”的转向，其原因大致在于：
（1）这更符合“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
（2）与关注“教”的研究主要依靠教学设计者的主观构想不同，关注“学”的研究更容易通过偏误分析、中介语语料库等手段获得客观的数据来支持所述观点。
（3）从教学法角度进行的研究需要对照实验等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实施更为困难的手段，而且往往会面临学术道德方面的风险（比如，如何解释区别对待实验组和对照组，倘若二者都处于正常的教学进程中）。
（4）研究学习过程应该是提出教学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正因如此，盛炎（1990）曾提出，第一代应用语言学和第二代应用语言学的区别就在于研究重心由“教”向“学”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在对外汉字教学的领域同样显著。据我们的统计，关注汉字教学的研究多见于2000年之前，而关注汉字学习的研究则多见于2000年之后。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十章，我们将分别回顾这两个领域的文献。但这种重心转移或者研究“转向”本身，却显示着研究水平的深化，因为：
（1）解决“汉字难教”的前提应是了解“汉字难学”的程度和原因。但至少在2000年之前，很少有这方面的探索。
（2）关于汉字教学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汉字自身属性的分析和对教学设计的构想，并没有在现代汉字学的既有成果上取得真正的进展，也难以做出有力的论证。而要系统验证全新的汉字教学体系，其面临的学术道德风险恐怕会比尝试某种新的教学法更大。
（3）关注汉字学习的研究却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汉字学关于汉字音、形、义以及字量、字频、字序等的研究，并结合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等工具，以横向或者纵向的研究方式，在或大或小的研究范围中，对汉字的学习做出客观的描写，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4）我们认为任何新的汉字教学体系的试用，都必须具备完善的汉字学习理论基础，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回避风险，并对其有效性进行合理的解释。
出于上述原因，我们希望在总结既有的关于汉字学习研究的基础上，从尽可能多的观察角度，利用尽可能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来一窥外国人汉字学习过程的全貌。本研究不涉及对于汉字教学体系的实验验证，但却希望所得出的结论能为将来的汉字教学研究、汉字教学体系的设计（包括教材编写）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从而真正改善对外汉字教学这一目前十分棘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