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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语言，而汉字数千年来充当着汉语的载体，传承着中国的文明与历史。学术界自古就把对汉字的研究作为传统“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周有光先生首次提出“现代汉字学”的名称，并于次年发表了《现代汉字学发凡》一文，明确提出其研究对象是现代汉字的字量、字序、字形、字音、字义和汉字教学法六个方面，一门新的学科由是诞生。
时光的洪流匆匆带走了30年光阴，经过新世纪的最初10年，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汉字研究者们的面前。据统计，截至2014年，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籍人士超过了4000万，有109个国家、3000多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建设了超过12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据国家汉办官网信息）。在汉语走向世界之际，汉字的对外教学却成为制约汉语国际化的瓶颈问题。对西方学习者来说，这种文字形式的难度是独一无二的，不管身处母语环境还是目的语环境，要想成为成功的汉语学习者，汉字的掌握都是必须要过的一个难关。然而，对于教师来说，现代汉字学的丰富成果却不足以提供改善汉字教学所需的全部学术养料，因为前者实际涉及的内容，受制于最初的学科规划，并没有覆盖对外汉字教学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研究。比如，高家莺、范可育在《建立现代汉字学刍议》（1985）里，提出现代汉字学应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1）研究现代汉字的性质、特点和范围，以此确定现代汉字和古代汉字的划界。
（2）研究现代汉字在形、音、义和量、序诸方面的特点，以此描写现代汉字的概貌，了解现代汉字的特性。
（3）研究现代汉字在学习、阅读、书写、传输诸方面的情况，以此考察现代汉字的功能，为提高汉字在各方面的应用效率寻求途径。
（4）研究现代汉字的简化、标准化、拼音化等问题，为汉字的发展前途即汉字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材料。
（5）研究现代汉字的教学，为汉字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依据，以更科学的教学方法来提高汉字教学水平，以便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6）研究现代汉字的信息处理，加速我国计算机的普及，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其中的（3）（5）两点看似与对外汉字教学的需求十分接近，但事实上对汉语母语者的汉字教与学，和对外汉字的教与学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21世纪初的汉字教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是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而回首20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我们又发现，即使是对内的汉字教、学的研究（即高文所列的3、5两条）也并不充分。苏培成（2001）在回顾20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时，罗列了字频统计、字量研究、汉字简化整理、字形分析、构字法、字音研究、字序研究、规范化、海峡两岸书同文、汉字的评价和前途多达11个方面的内容，但却未曾为对内或对外的汉字的教或学的研究单列一章甚至一节。或许，在基础教育高度普及的当代中国，单纯对内的汉字教、学的研究，的确难以获得很强的驱动力。
但另一方面，外国人学习汉字的难度是确实存在的，这几乎已成为对外汉语界的老生常谈。比如，吕必松先生曾说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效率难以提高，根本原因是汉字与汉语的矛盾造成了听、说训练与读、写训练的矛盾，使两者互相制约。”（吕必松，1993）赵金铭也曾指出：“对西方人来说，汉语才是真正的外语。其中最困难的是汉字。汉字教学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与汉语作为母语教学的最大区别之一。汉字是西方人继续学习汉语的瓶颈。汉字教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不同于汉语作为母语教学或其他拼音文字语言教学的最大区别之一。”（赵金铭，2004）在教学的第一线，国内外的对外汉语教师和广大的非汉字圈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则一直都在和这个“瓶颈”作着斗争。但从现状来看，目前我们还是不得不通过降低低等级HSK考试难度等权宜之计来吸引西方的汉语学习者。如果汉字的教学能有所改进，是否汉语的国际推广就能进行得更加顺利？这是汉语教师、学习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面对应用领域的迫切需求，现代汉字学的既有成果却无法给出直接的回应，那么学界自然的趋势便是在应用语言学（或者说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框架下自行发展相关的研究。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详见第三章、第十章）。我们选择在此刻进行这项研究，主要是因为前期理论研究已经较为丰富，课题所需要的其他各项主客观条件也基本具备，可以尝试系统、完整地描述外国人学习汉字的全貌。而从“习得”入手进行这项研究，不仅是因为名为“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专著已有多本，更因为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近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