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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汉字习得”这个命题其实应细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它是关于汉字的认知研究。心理学界在这个领域开展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管益杰、方富熹（2000）在回顾我国汉字识别研究的新进展时，指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可分为四大块。（1）字形属性对汉字识别的影响。如喻柏林等（1990），喻柏林、曹河圻（1992），喻柏林（1998），高定国等（1995），高定国、PhungDinhMan（1996），张武田、冯玲（1992）等。研究发现笔画、部件、结构方式乃至整字特征对于汉字的识别都有影响，且这种影响可能是重叠的。（2）语音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谭力海、彭聃龄（1991），金志成、李广平（1995）等学者重点研究了汉字的语音在字义激活中的作用，但未取得一致结论。（3）语义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毕彦超等（1998）、朱晓平（1991）等的研究证实汉字在单字激活后，其语义特征会迅速扩散到上下文语境中的观点。（4）汉字识别与大脑。高定国、郭可教（1993），郭可教、杨奇志（1995）等人的研究证实了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左右半脑协同）。
除汉字识别外，诸如张武田、杨德庄（1987），郭力平（2002）的研究关注汉字在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中被遗忘的特点，研究发现汉字字形因素及不同加工水平能对汉字的记忆产生影响，这些结论对汉字的习得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外国人汉字习得”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汉字被学习者“习得”的研究。相对于外国学习者，母语学习者（以学龄儿童为主体）的习得研究显然具有更有利的研究条件。然而，事实上在系统的汉字教学中进行的针对母语儿童汉字习得状况的研究数量却并不充裕，仅见李娟等（2000）对正字法意识的研究，舒华、宋华（1993）对小学儿童形旁意识的研究以及毕鸿燕、翁旭初（2007）对小学儿童汉字阅读特点的研究等几篇。其结论当然也可供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参考。
上述第一个层次的研究对象不是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人，其受试多为以汉语为母语的成年人；第二个层次的研究虽然针对学习者，但第一语言学习者的情况未必等同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且该类研究受制于数量不足。然而，心理学家艾伟在其专著《汉字问题》（1949）中的有关研究却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即针对母语非汉语（且无汉字背景）学习者的，在其学习汉语汉字过程中进行的汉字习得研究。全书主要包含作者1932-1933年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担任中文教师期间，以200名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为受试所进行的三项汉字习得研究，还包括各种类型的论证及引证，旨在全面解决国民汉字教学问题，以扫除文盲，加强基础教育。其研究的主要结论为从形、音、义三方面而论，汉字便于学习的因素以及不利于学习的因素。
字形方面，便于学习的因素有：（1）字形合拢者；（2）字形由横直线组织而成；（3）字之笔画，两方对称。不便于学习的因素有：（1）字的笔画数在13或以上，为左右偏旁组成的；若其任何偏旁的笔画数超过其他偏旁在10以上，则该类字的观察就会非常困难；（2）字的笔画数在10以上，而分为三、四部，由斜线、曲线组成的；（3）字的一部分类似于其他字的一部分，则在书写时容易出错。
字音方面，便于学习的因素有：（1）因常用而能盲记者，（2）借偏旁以得声者，（3）借部分相同而得声者。不便于学习的因素有：（1）偏旁之误读，（2）因字形而误读字音，（3）平日读音不准确者。
字义方面，便于学习的因素是：能就应用方面下定义的。不便于学习的因素是：（1）形声字中借助偏旁不容易猜测字义的，（2）字形简单而意义罕见的，（3）易造成联想错误的，（4）不常见字或见其形不易联想其义之字，（5）字形易讹为他字者。
此外，字的常用性越高，则学习难度越低。
据此，作者除提出教学建议外，还作了简化汉字的提议。
引用该书结论时须注意的前提是，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其整体面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汉字本身也经历了简化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该书视作“前期研究”，即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肇始之前的有关研究的代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内，完全从教学目的出发的外国人汉字习得研究直到大概20年前才重新引起重视，当然，其侧重点与上述著作并不完全一致，下文将分领域概述这些研究及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