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生命哲学到宗教哲学

列夫·舍斯托夫，原名列夫·以撒科维奇·施瓦茨曼（Лев ИсааковичШварцман），1866年（旧历）1月31日生于基辅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其父以撒·摩西耶维奇·施瓦茨曼（Исаак Моисеевич Шварцман）是一个出色的工场主和大商人。舍斯托夫早年就读于基辅第三中学，后到莫斯科上学，1884年中学毕业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后转入法律系。曾在柏林大学学习一学期。在莫斯科大学期间，由于和一位著名学监发生争执而离开莫大，转入基辅大学法律系，1889年毕业。他关于俄国工人状况的学位论文由于具有革命性质而被当局查封。

大学毕业后，舍斯托夫志愿参军，然后在莫斯科短暂工作，做律师助手。但很快（1891年）就不得不回到基辅料理父亲的家庭企业，直到1896年。这期间他除了从事商务活动外，继续研究经济和金融问题，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和哲学著作。

年轻的舍斯托夫曾企图成为歌唱家、作家、诗人，但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他最终转向了哲学。“那段时间（大约1892—1894年）我读康德、莎士比亚和《圣经》。但我现在感到自己是康德的反对者。而莎士比亚使我如此转变，乃至失眠。” ^[1] 舍斯托夫晚年在纪念胡塞尔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哲学历程：“别人可能感到奇怪，我的第一个哲学老师竟是莎士比亚。我从他那里听到了那句神秘的、不可知的、威严的、令人不安的话：时代脱离了自己的轨道。面对脱轨的时代，面对在和时代一起被抛离轨道的人（莎士比亚）面前展现出来的那些存在的恐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从莎士比亚奔向康德，因为康德以其《实践理性批判》的无与伦比的技巧及其著名的公设，试图弥补（也确实弥补了几百年）由他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所揭示出来的存在的裂缝。但康德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的目光转向另一个方向——《圣经》。”

料理家业毕竟不符合舍斯托夫的天性和志趣，他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文学和哲学上。1895年年底，他终因疲劳过度而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于1896年春到国外治病，此举也为了能够更多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文学和哲学。在国外为找到适合的医生和气候而辗转于维也纳、柏林、巴黎等地，1897年在罗马小住时结识了医学院的大学生安娜·叶莉扎罗夫娜·别列佐夫斯卡娅（Анна Елизаровна Березовская）并与她结婚。由于安娜是东正教徒，舍斯托夫不得不对笃信犹太教的父母长期隐瞒自己的婚姻。这也是他长期旅居国外的原因之一。就在这期间，1895—1898年，舍斯托夫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他在这本书里为了理想主义和高尚道德而反对泰恩的实证主义和勃兰兑斯的怀疑主义。他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在我的《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一书中我还站在道德的观点上，不久后我抛弃了这一观点……您还记得哈姆雷特的格言：时代脱离了自己的轨道。我当时试图把时代放回自己的轨道。只是稍后我才明白，应当让时代留在它的轨道之外，让时代四处纷飞吧。” ^[2] 这一思想在舍斯托夫1924年写给别尔嘉耶夫的信中有另一种表达：“任何东西都没有像统一性理念那样给世界带来最激烈的敌对。” ^[3]

这第一部著作就已经勾画了贯穿他后来全部哲学创作的问题的基本轮廓：科学认识作为人间指南的有限和不足；对普遍性（压制多样性）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的不信任；把具体的人生及其悲剧放在首位，等等。如一位美国研究者肯特·希尔（Kent Hill）所说：“舍斯托夫对实证主义的攻击……和他为回答生命的基本问题而作的不懈探索——成熟时期的舍斯托夫的这些基本问题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 ^[4]

1898—1914年间，舍斯托夫主要居住在瑞士，此时适逢俄国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即所谓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也被称作“俄国宗教哲学复兴运动”。舍斯托夫经常回国，参加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宗教哲学学会活动，结识了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烈日科夫斯基（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等人。这期间他出版了三部重要哲学著作：《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1900）、《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1903）、《无根据颂》（1905）。在《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中，舍斯托夫已同道德理想主义彻底决裂。他把尼采的超越善恶与托尔斯泰的道德至上对立起来。这本书的结尾充分体现了他全部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我们现在从尼采的经验中得知，善——兄弟之爱——不是上帝。那些仁爱的人——在他们那里没有比同情更高的东西了——是不幸的。尼采开辟了道路。应当寻找比同情、善更高的东西。应当寻找上帝。” ^[5]

在《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一书中，舍斯托夫强调生命第一性，把生命与先验理念世界对立起来，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总是以理性所构造的观念世界来取代人的生存世界，认为这种取代终究是要被推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个人悲剧命运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哲学”思考。

当观念论经受不住现实的压迫，当一个人由于命运的安排而直面真正的生命，他突然恐惧地看到全部美妙的先验判断都是虚假的时候，——只有在这时候，他才第一次被这样一种无法遏制的怀疑所控制，这怀疑在一瞬间摧毁了那些旧的貌似坚固的空中楼阁。苏格拉底、柏拉图、善、人道、理念——从前那些保护纯朴的人心不受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恶魔攻击的所有天使和圣徒，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面对最可怕的敌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只靠忠诚和慈爱的心不可能摆脱的可怕的孤独。悲剧哲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6]

《无根据颂》的出版成为当时俄罗斯文化界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书中对理性和哲学的否定。当时的诗人明斯基（Н. М. Минский）在把这本刚刚出版的著作带给一位远方的友人时评论道：“在我国哲学中舍斯托夫占有独特地位：他是一位否定哲学的哲学家。现如今画家否定素描和透视，作曲家否定曲调和和声，诗人否定格律和韵调，为什么不可以有哲学家否定理性呢？实际上，近百年来所有著名的哲学家都只在做一件事，就是否定理性的首要地位——叔本华为了意志，爱德华·哈特曼（Edward von Hartmann）为了无意识，尼采为了本能，柏格森为了直觉，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为了宗教经验。但这些哲学家在为了某种另外的原则而同理性主义斗争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先前的形而上学的位置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舍斯托夫却什么也没有建立！他勇敢而富有天才地攻击可怜的哲学家们。” ^[7] 这也许就是“无根据”的意义。

舍斯托夫之所以否定思辨哲学的体系，是因为他确信生活本身、心灵本身，不可归结为体系和哲学学说。这是《无根据颂》的基本思想：我们周围的现实是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比我们关于它的表象丰富百倍；我们企图理解生活，就是在削足适履——削生活之足以适我们所制造的认识图表之履——这种企图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它只能限制我们的个人经验和思想视野。只有未被“科学世界观”的神话所催眠的、愿意按照生活的原样（包括生活的全部美好和悲剧）来接受生活的个人思维，才能帮助孤独的人的个性不在生存的重负中丧失自身。“对日常生活实践来说，完善性照旧是不变的信条。的确，没有屋顶的房屋是毫不中用的……然而，像生活本身那样的思维，未完善的、无序的、不指向理性预先提出的目标的、有矛盾的思维，——难道这样的思维不比体系、即便是伟大的体系更接近我们的心灵吗？” ^[8]

一般认为，舍斯托夫的思想和创作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至此（1914年以前），他的上述作品都属于生命哲学和寻神论时期；1914年以后的作品属于宗教存在哲学时期。

1914年一战爆发后，舍斯托夫回到俄国生活，先在莫斯科，后来在基辅人民大学开设希腊哲学课。1920年再次离开俄国流亡国外，此后一直定居巴黎。在索邦大学斯拉夫研究院和巴黎大学任教，开设俄国宗教哲学等课程，也曾在法国电台举办哲学讲座，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与胡塞尔、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海德格尔、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等西方著名哲学家和作家相识并有通信往来。1938年11月20日，舍斯托夫在巴黎去世。

舍斯托夫后期主要著作有《钥匙的统治》（柏林，1923年出版，作于1915年）、《在约伯的天平上》（巴黎，1929）、《雅典和耶路撒冷》（1938）、以及他去世后出版的《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1939）、《思辨与启示》（巴黎，1964）、《Sola fide——只凭信仰（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哲学，路德与教会）》（巴黎，1966，写于1911—1914年）。舍斯托夫这一时期更多地诉诸基督教—《圣经》思想资源来阐述自己的基本思想。

然而，把舍斯托夫的全部哲学创作划分为两个时期是相对的。实际上舍斯托夫的一生没有发生根本的思想“断裂”，没有如某些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那样的前期和后期的明显差别，而是贯穿着同一个基本主题。弗兰克写道：“舍斯托夫在许多书里叙述了自己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一直未变。” ^[9] 布尔加科夫在自己的评述文章中也作了类似的论断：“舍斯托夫的许多著作涉及许多论题，但在这五花八门的论题中不难找到一定的统一性，甚至是千篇一律。舍斯托夫属于那类思想专一的人，他没有思想的演进。他的思想宗旨在早期作品中就已确定。” ^[10]

舍斯托夫之所以始终专注于一个主题，正是由于这个问题对人的生存的重要性。用他自己的话说，需要反复呼喊以便把人们从思辨理性的统治下唤醒。他在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对说他“千篇一律”的指责作了如下回答：

人们生我的气，因为似乎我总在说老一套。人们也曾为此生苏格拉底的气 。仿佛别人就不说老一套似的。显然，人们生气是由于某种别的缘故。假如我说了老一套，但这种老一套是大家所习惯的，易于接受的，因此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和令大家愉快的，那么人们就不会生我的气了，也不会觉得我说的是“老一套”，即总是同样地不像人们想听到的东西。因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已经几千年了，大家都总是在反反复复地说，矛盾律是最不可动摇的原则，科学是自由研究，即便上帝自己也不能使曾经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成为不曾发生的，人的使命是战胜自私，万物统一是最高理想，等等。这样也毫无关系：谁也没有生气，大家都很满意，大家都认为很新。但如果你说矛盾律根本就不是规律，自明性是欺骗，科学惧怕自由，——那么，大家不仅不让你重复两三遍，而且从第一遍开始大家就会生气。大家所以生气，大概就像一个睡着的人被推醒时他就会生气一样。他想睡觉，却有人老缠着他叫：醒醒。

那么，舍斯托夫所一直关注和反复重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理性主义哲学所论证和追求的真理——绝对理念、逻辑法则、普遍性、必然性，能够给人的生存提供可靠根基和最终满足吗？具体来说，这一问题通过“悲剧哲学”“圣经哲学”等观念和主题表达出来。

[1] Баранова-Шестова Н. Жизнь Льва Шестова. По переписке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Paris: La Presse Libre, 1983. Т.1, C.26.

[2] Баранова-Шестова Н. Жизнь Льва Шестова. По переписке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Paris: La Presse Libre, 1983. Т.1, C.27.

[3] Баранова-Шестова Н. Жизнь Льва Шестова. По переписке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Paris: La Presse Libre, 1983. Т.1, C.288.

[4] Kent R. Hill. The Early Life and Thought of Lev Shestov. Master of Arts Thesis . Washington, 1976, p.7.

[5]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с.316. 参见舍斯托夫：《无根据颂》，张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6]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69.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第11章。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7] Баранова-Шестова Н. Жизнь Льва Шестова. По переписке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Paris: La Presse Libre, 1983. Т.1, C.69-70.

[8]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2.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6. 参见舍斯托夫：《无根据颂》，张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页。

[9] Франк С.Л.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конца 19-го и начала 20-го века. Анталогия. Washington-New-York: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Inter-Language Literary Associates.” 1965, C.157.

[10] Булгаков С.Н. Некоторые черты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Л.И. Шестова,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 Т. I.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3, C.522. i3eHnFa+L9u0P+LbtDvmEHE1iymfm612UE4lRYIcBbtZxe3MPvtfutLbeYXihV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