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中心论

俄国哲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哲学而言，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主题和思维特点。津科夫斯基（В. В. Зенковский）在他的名著《俄国哲学史》一书中说：“俄国哲学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虽然它的相当多的代表人物具有深刻且重要的宗教性），不是宇宙中心论的（虽然自然哲学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俄国哲学家的注意），它最为关注的是关于人的题目，关于人的命运与道路、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的题目。”津科夫斯基把俄国哲学的特点概括为“人中心论”（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зм） ^[1] ，并指出了这一特点的三种表现：（1）唯道德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把道德目标摆在首要位置；（2）俄罗斯思想全都带有历史哲学倾向，关注历史的意义以及历史的终结问题；（3）俄国哲学家们寻求的正是整体性，正是现实的一切方面和人的精神的一切活动的综合统一。

世界哲学史上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有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我们认为，俄国哲学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有一个共同的焦点——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有生命的个人，个人的自由、价值与意义。津科夫斯基所说的俄国哲学“人中心论”的三个表现，都体现了俄国哲学家对个人自由与价值的关注。俄国哲学的唯道德主义、历史哲学倾向、整体性思维，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问题：个人的自由、价值与意义。

俄国思想家特别关注和强调个人自由与价值，与西方思想的差异表现为两点：第一，当西方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凸显个人理性对抗教会权威的时候，俄国思想家则保留着某些基督教 的人性论观念；第二，虽然西方近代关于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思想中包含着某些基督教思想观念，但东正教思想中人的自由要比西方基督教思想更大。

关于第一点，西方启蒙哲学把人理性化，笛卡尔的思维理性、康德的自律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突出理性的普遍标准和统治地位。但这样的理性具有抽象普遍性，与个人的自由和价值有可能发生矛盾冲突。每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哲学家们总是为理性辩护，劝说个人服从。当然，启蒙哲学也讲个人自由与权利、个人价值与尊严，康德的名言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脱离了基督教信仰之后，在自在自主中的个人自由、价值与尊严就变得不那么神圣和可靠了。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个人自由与价值来自人的上帝形象，来自上帝对人的生命自由的设定与应许。如果脱离了这个上帝维度，个人的自由与价值就变得不那么必不可少和神圣不可侵犯了，为了社会和谐、历史进步、国家利益，都可以牺牲个人自由、价值与尊严。这也正是启蒙主义历史进步观的思想，而俄国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对这一思想进行批判，正是因为他们有另外的思想背景和出发点，也就是东正教人性论思想。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西方启蒙主义所说的理性也不完全是无宗教的世俗理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内在地包含着基督教思想的基础。理性的至高地位、人的自然权利、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等，都有基督教思想背景。但东正教神学中人的自由大于西方神学中人的自由。别尔嘉耶夫在评论霍米亚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时说：“俄罗斯民族的深处具有比自由和文明的西方民族更大的精神自由。东正教深处具有比天主教更大的自由。”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信仰起点上，东方教父强调人的意志选择的必要性，西方神学则在原罪观前提下突出上帝恩典的决定性；二是在灵修神学中，东方教父苦修神学认为灵修的本质是个人博取上帝恩典，西方灵修神学则认为灵修是灵修者体验自己的罪过并效仿基督对上帝意志的服从。

总之，我们认为，俄国哲学的“人中心论”思想对世界哲学思想史的主要贡献，是对个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自由与价值的维护。所谓“维护”不是主动建立，而是面对某种威胁而展开的批判与反抗。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反抗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反抗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对个人自由的消解，反抗思辨理性对个人自由的决定，反抗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淹没，反抗道德律对个人自由的压抑。以如下五个哲学家的讨论为例。

霍米亚科夫对“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概念的阐述。他用这一概念来表达对自由问题的独特思考和体验。对通常的经验存在来说，自由与统一是对立的、不相容的。经验现实中的自由是个人的自我确认，只有在利益相投的时候才能形成暂时的、有条件的统一。要使每个人都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统一；要统一就必然限制自由。而霍米亚科夫“聚和性”原则中的自由不仅不破坏统一性，而且产生统一性。这样的“聚和性”的统一体是“自由的成果的表现”。这种自由是人“在真理中的自我实现”。

赫尔岑（А. Герцен）对历史意义的思考。赫尔岑认为，应当透过人的现实存在和个体生命的观点来评价历史的意义。从这一评价标准来看，历史并无目的，历史亦无进步；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当下，是人的现实生命。布尔加科夫也有对“进步论”的批判。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理性自由。如果说人是趋利避害的，那么自由却不在利益的统计表里面。自由与利益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地下室人敢于以头撞墙，敢于反抗二二得四，就是为了证明，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是个人的最高权利，哪怕是愚蠢的意志，只要是自己的意志。在地下室世界，个人的自由愿望是第一位的，人可以故意地、有意识地去向往哪怕是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是最愚蠢的东西。

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人格问题不是社会学问题。关于人的社会学说只知道表层的、客体化的人。真正的关于人格之人的学说，只有靠存在哲学才能建立，而不能靠社会哲学。从存在哲学观点看，社会是人格的一部分，是人格的社会方面，而非人格是社会的一部分。

舍斯托夫“超越善恶”的悲剧哲学。舍斯托夫在对尼采的解释中揭示了，在善的背后，往往包含着行善者的内心痛苦。他赞同尼采出于对每个人的权利、自由与快乐，出于更高的善、更高的良心而反抗旧的“善”和表面的“良心”。当一个人“最后的希望破灭的时候，从他身上就会突然卸下他对他人、人类、未来、文明和进步等等的一切沉重义务，替代这一切而出现的，是一个关于微不足道的自己个人的问题” ^[2] 。

俄罗斯哲学有不同阶段和不同流派，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也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我认为，在这方面，19-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最具有代表性。这些问题也充分体现了俄国哲学的人中心论特点。这就是人、真理和自由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超越民族性的哲学问题，俄罗斯哲学家对它们的探讨无疑具有一般哲学意义。

俄罗斯哲学家对人的关注和研究，其问题意识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本土的问题，而是来自近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也是现代性的问题。古代和中世纪，当人与上帝的世界未明确划分的时候，人的问题不可能激烈地提出。正是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开始，人的问题才在哲学意识中变得十分尖锐。人本身是什么？人是不是外部经验中的他自己，还是比自己更大的精神世界？这个自我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仿佛是全部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和最终根基，从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萨特，都试图用人的理性思维来无限追问、把握和论证这个问题。而俄罗斯哲学家则走另一条道路（与西方神秘主义者的观念类似），他们感到这个原初的自我是思想所永远捕捉不到的，因为第一，这个自我是不可能被对象化的；第二，这个自我不是知识的、认识论的出发点，而是生存本身；第三，甚至可以说这个自我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因为纯粹的人本身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存在的孔洞”，是“性空”，是无形的、无边界的，仿佛数学的“点”，只有在神人性这条“线”上才是现实存在，这条神人性之“线”正是俄罗斯哲学家所说的“人的生命之路”。也如数学上的“线”只有在面中才是现实存在一样，这条神人性之“线”只有在神的世界或精神世界这个“面”上才具有现实存在。

俄罗斯哲学家所思考的“真理”，不是对象的“本质”，不是世界的本真状态。俄罗斯哲学家关注的不是经验的现实世界，而是理想的世界、应有的世界。他们往往不是着眼于经验现实，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从存在的终极意义的高度、从未来的“应有状态”看待世界。俄罗斯哲学贯穿着对世界的“应有状态”的追求：存在具有自己的完善状态，它相对于经验存在来说被认为是第一性的，不是在时间上先在，而是在某种意义维度上优先。对完整的、完善的存在的直觉，成为俄罗斯哲学思维的第一基础。这一现实与应有的关系问题用一个哲学概念来说就是，真理不是服从于外部标准，而是服从于内在标准。这就是舍斯托夫所提出的真理与人的关系，真与好的关系问题：什么是“真”？什么是“好”？是“真”应当向“好”看齐，还是相反，“好”应当向“真”看齐？谁有权决定“真”和“好”之间的关系？ ^[3] 舍斯托夫说，“把真理绝对化，就意味着把人相对化” 。

个人自由问题在西方哲学家那里常常处于理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背景下，而在俄国哲学家那里，这个问题则经常处于与法律、道德、情感和良知的纠葛中。在社会生活的人际关系中，法律和道德律一方面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俄罗斯哲学家告诉人们，人应当是自由的、有无限可能性的存在物，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因此应当不断地去争取、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的最大自由在于向法律和道德律底线的无限接近。但底线在哪里，能否越过，这个判断是在人的非理性的情感和良知中进行的，往往使人陷入矛盾和纠结。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和纠结，是俄国哲学家讨论的问题。当一个人的自然愿望和情感试图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时候，也就是争取最大的个人自由的时候，他在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那里似乎找不到支持，只能得到普遍必然性或道德律的严格禁令。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那里，在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那里，在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那里，这种“任性”甚至能找到某种共鸣和安慰。当然这不是说俄国哲学家支持个人犯罪和违背道德，而是说，他们对普遍理性和道德律提出质疑，是试图为个人生命开辟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同样具有哲学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难道俄国哲学家们不懂得，现实的人必须服从法律、道德、理性和必然规律吗？显然不是。既然懂得，他们为什么又有上述那么多的批判和反抗？我们认为这与他们所追求的哲学的宗旨有关。几千年的哲学史表明，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给所有人以真正的安慰，使人得到永远的精神安宁。俄国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与其说是追求精神安慰的结果，不如说是精神努力的过程。通过精神努力为个人生命的无限可能性开辟道路。俄国哲学家的思想宗旨本来就不是为现实世界的人提供某种忠告，因为首先，俄罗斯哲学不是活在现实世界，而是活在理想世界，不是在此找到现实生活道路的指南，而是当下正在进行的精神努力；其次，在俄罗斯哲学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现实的“人”，他们所说的人是处于与上帝关系中的人或“神人”，就是理念的人或生成中的人，它所提供的是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的直接描述，是生命的真理，或者确切地说，是“真”，而不是“理”，不是超越真实之上的理性指导。他们要表达一种对人的终极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不受制于静态的理性反思，而着眼于动态的当下努力，不在“常理”面前止步，而是依靠精神的努力为可能性开辟道路。

别尔嘉耶夫说：“真正的哲学家都固有对超越世界界限的、对彼岸世界的兴趣，他不以此岸世界为满足。” ^[4]

舍斯托夫说：“哲学是伟大的、最后的斗争。” ^[5]

这种关于人的生存处境的存在哲学，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看，具有本体主义特征。

[1]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2-х томах .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Финикс», 1999. Том1, C.18.

[2]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96-397.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第十七章。所引译文为笔者从俄文原著翻译，与中文版略有不同。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6页。

[3] Шестов Л.: Что такое истина? (Об этике и онтологии) //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T. 2.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3, C.370.

[4] Бердяев Н.А.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дух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C.232.

[5] Шестов Л. Памяти великого философа(Эдмунд Гуссерль)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9.№1, C.147. Z1Xt3y0JajHvCPiFuiUhT1XHXV+KUyDeEwP2oqxQIcEBW3hD8+o4Kc/sq9h8/30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