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格拉底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形象

苏格拉底的时代距今已近两千五百年了。苏格拉底给我们当今世界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他的思想有什么社会影响？他在后世研究者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形象？

苏格拉底留给我们的，除了前面讲过的影响深远的理性主义和道德学说之外，还有他当年被审判处死之谜。舍斯托夫对此有独特的现代式解释。他认为在苏格拉底被审判处死这一案件中，一切都不像历史学家所解释的那样，一切都一方面更简单得多，另一方面更神秘莫解。更简单——因为苏格拉底的确有两项罪名，就是他教导青年人生活腐化（酗酒和游手好闲等）和实际上不承认希腊人所崇敬的诸神，因而被追究。苏格拉底在辩护发言中丝毫没有就这两项罪名为自己进行辩解；审判官安尼图斯和美立都也认同这两项罪名，没有说出任何别的东西。从这些地方看，这个案件是非常简单的。但另一方面，这个案件又更加神秘莫解——因为这两项罪名都不足以构成死罪。舍斯托夫认为，这两项罪名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在其背后暗示着更大罪过——教导人内心不安和探求非此世的神秘力量。教导人内心不安，这是比酗酒和游手好闲更有害的“腐化”类型。苏格拉底自称是牛虻，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使人得安宁，而是不断地叮咬人，在人们心里种下无法消除的不安”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使命不是安慰邻人，给他们提供一切奥秘和生命之谜的现成答案，而是消除那些以自己的力量学会了看不见生命奥秘的人的安宁。不敬公认的诸神是与对另一个世界的奥秘的真诚渴求相符合的。这样，苏格拉底说的“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完全不是“自嘲”，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而是真实表达自己对生命奥秘的无法确知；德尔菲神的遗诏“认识你自己”也不意味着人应当认识自己。在德尔菲神坛上给人们准备好的不是旧谜的谜底，而是新谜。认识自己不是认识表面的、经验的自己，而是认识自己背后的生命奥秘和存在之谜。认识自己，靠自己的理性辨别方向，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在生活的艰难处境中人们还是要询问先知，就像有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在他们注定迷路的地方推动他们朝某个方向走一样。审理苏格拉底案件的法官显然猜到了这深层的罪过，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比那些竭力为苏格拉底辩护的现代人更加敏感。

内心不安是令古希腊人非常害怕的事，至今仍旧是人们最怕的东西。因此，舍斯托夫断言，假如我们现在必须重审苏格拉底案件，并且我们知道，宣告无罪的判决将使苏格拉底起死回生，并让他有可能像毒化他同时代人的生活那样毒化我们的生存，那么，我们仍会毫不犹豫地给他做出2500年前他所受到的判决。虽然黑格尔说从纯粹精神到绝对精神发生了历史进步，但我们可以确信，“精神”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丝毫没有发展和向前推进。 ^[1]

虽然苏格拉底注定被审判处死，无论在当年的雅典还是在现代社会，虽然“大众”和政治家害怕苏格拉底教导的不安，但苏格拉底的智慧仍然流传至今。因为思想和理念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恒久的自主价值，而不完全依赖于其一时的社会功效性。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风俗开始动摇，雅典共和国面临毁灭。按照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苏格拉底的使命应当是结束那种由极端个人主义和诡辩论者的相对主义所造成的道德判断的令人绝望的动摇不定。众所周知，这位伟大的智慧者尽其所能地做了一切。他放弃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家庭，不顾明天如何，而是教导，教导那些平民和贵族、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他没能拯救祖国。在此前的伯利克里时代，雅典没有苏格拉底或不依赖于苏格拉底的智慧而达到繁荣。在伯利克里之后，尽管苏格拉底的学说有了如柏拉图这样的天才继承者，雅典作为国家的作用和意义还是衰落了。这就意味着，苏格拉底的智慧没能拯救祖国，而如果把拯救祖国看作是此智慧的主要使命，那么，看来这一智慧就不配得到传统上的崇敬。而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智慧已经得到了深远流传和广泛崇敬。显然，舍斯托夫认为，应当放弃形而上学家最喜欢的在其社会意义中为智慧寻找合理根据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非常冒险的，在很多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通常是智慧有自己的途径，而社会有自己的道路。是那些演说家们把这两者拉扯到一起，这些演说家使大众和一些哲学家习惯于认为，只有那些自身包含了一切，既有社会利益，又有道德，甚至有形而上学智慧的任务，才值得关注。实际上哪里是这样呢？一种社会方案只要自身有益就足够了，何须道德和形而上学的批准！反过来说，既然道德律应当成为自主的，理念可以高于人类的经验需要，这就意味着，把道德理念与社会意见、甚至与国家的可能繁荣或毁灭联系起来，是不对的。即便雅典由于苏格拉底的智慧而毁灭了，也完全不意味着对这一智慧的反对。 ^[2]

进而，舍斯托夫得出与黑格尔不同的观点：不是所有“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但也不是所有不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即便苏格拉底注定永远是世间的胜利者，那也不表明他的真理具有注定成为现实的“性质”。我们从哪里得知，真理保证在世间获得胜利？历史教给了我们许多，但当一个历史学家认为，未来揭示现在的“意义”，或者，当他援引某种思想“有自己的未来”或指出另一种思想“没有未来”这一证据来证明某种思想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自己的科学体系中建立秩序与和谐，或者是把作为简单叙事的历史变成科学，但丝毫不是接近真理。真理不是从思想赖以形成的材料中做成的。真理是活的，它有自己的诉求和趣味，甚至它最害怕我们所说的“体现”，就像一切生命都害怕死亡一样。因此，只有那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寻求真理的人，只有那庄严宣誓不把自己的所见变成人人必须遵守的判断和永远不把真理变成可触摸之物的人，才能看见真理。谁想要用自己粗鲁的人类之手俘获真理，抓住真理，一句话，想要“体现”真理，以便然后可以到处和永远给所有人展现真理，那么，他注定要么将经受永远的绝望，要么将生活在幻想中：全部“体现”出来的真理只不过是“体现”出来的谬误。 ^[3]

不仅真理是无法体现的，历史人物的真实也是无法体现的。舍斯托夫揭示了苏格拉底的双重形象——柏拉图对话中记述的“普遍的”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身上体现的真实个性的苏格拉底。舍斯托夫认为，第欧根尼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比柏拉图的卓越对话更能为我们揭示了苏格拉底的本质。第欧根尼被同时代人看作是发疯的苏格拉底，他也说世上最可怕的是平衡和完整性。自认为是苏格拉底弟子的安提西尼见证说，苏格拉底宁愿发疯，也不愿体验快乐。尽管这并不代表全部，但在舍斯托夫看来，无论如何，想要认清苏格拉底的人，至少也要像仔细观看柏拉图的美的古典形象一样，仔细看看第欧根尼的令人厌恶的面孔。或许，发疯的苏格拉底才是那个将更多讲述自己的苏格拉底。因为思维健全的人——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都不讲述自己，而只是讲述能够为大家所需要的和有益的东西。思维健全者之所以是思维健全者，仅仅是因为他说出的是适合于所有人的论断。并且，甚至他自己所看到的也只是大家需要和永远需要的东西。可以说，思维健全的人是“普遍人”。

但这位根本就不是“普遍人”的苏格拉底，却要求人们认为他主要是普遍人，并且不要在他身上寻找任何其他东西，这是非常值得哲学家思考的最奇怪的历史悖论。苏格拉底的这个遗训被柏拉图所解释和实现了，柏拉图在自己的对话中展现了一个“普遍的”苏格拉底。只有犬儒主义者，像第欧根尼等人，才试图把苏格拉底的巨大奥秘泄露给世界。但犬儒主义者在历史上消失了，没有留下足迹。历史之所以是出色的也正是由于，它总是以超乎寻常的人为艺术消除世上发生的全部非同寻常之物的足迹。也是因此，历史学家，也就是那些最关心人类过去的人，特别坚信世上的一切从来都是“自然地”“有充足理由地”发生的。历史科学的基本任务，按照人们历来的理解，正在于把过去作为彼此之间有因果联系的事件的连续链条来加以重建。对历史学家来说，苏格拉底也只能是“普遍人”。他身上所独有的苏格拉底的东西是“没有未来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仿佛也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只珍视那些进入历史长河和供养历史长河的东西，其他东西则与他无关。他甚至相信，其他东西会不留痕迹地消失。因为这“其他东西”，这使苏格拉底成为苏格拉底的东西，不是那永恒不灭的物质和能量。作为真实个人的苏格拉底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受任何保护的。他来了，又走了；存在过，又没有了。这无论在地球经济学中还是在宇宙经济学中，都不足以作为计算的量，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是作为活动家的苏格拉底，是那个死后在社会存在的洪流中留下足迹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思想”是我们现在还需要的。我们还需要他的某些能够成为其他人榜样的行为和活动，比如说他在临死时的勇敢和镇定。但苏格拉底自身——难道谁还需要吗？正因为没人需要他，才不留足迹地消失了。 ^[4]

我们看到，舍斯托夫在对苏格拉底的论述与批评中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哲学问题。善的理念是人类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但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这一理念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永远处于与人的理性、情感、自由、审美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中，不仅和谐统一，更多的是矛盾冲突。面对这一精神现实，哲学家的思想工作既肩负着揭示与维护人类价值理念的社会责任，更承担着探究生命真实—真理的永恒使命。

[1]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T.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3, C.33. 参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51页。

[2]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2.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8-39. 参见舍斯托夫：《无根据颂》，张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44—45页。

[3]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T. 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3, C.184. 参见舍斯托夫：《钥匙的统治》，张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4]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T.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3, C.36.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4页。 1Ruq7vQscAYM3w7FudTEnQar8br5hAku/IoRdlAvjve8F87m3fFJKO3TOnajC7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