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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斯托夫把自己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著作命名为“悲剧哲学”。他通过追溯和分析两位思想家的生活与创作历程，揭示了他们的作品和“学说”背后的真实思想，提出和展现了“悲剧哲学”的领域和问题。但与通常理论研究著作的表述方法不同，舍斯托夫在书中并没有对“悲剧哲学”具有怎样的内涵和特点，做出清晰的系统论述，只是在前言中提出了“悲剧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作品所包含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那些被科学和道德所拒绝的人们还有没有希望？也就是说，悲剧哲学是不是可能的？” [1]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他指出了“悲剧哲学”的创作来源：“悲剧哲学是与日常的哲学根本对立的。在日常生活宣告‘终结’和转身的地方，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开端并继续寻找。” [2]
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书中的“悲剧哲学”主题思想加以分析，尝试从中说明“悲剧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思维类型具有何种形而上学前提，以及它怎样在“日常哲学”结束的地方揭示出生存的意义。
人们常常认为，哲学家是在用概念推理体系证明自己的世界观，实际上往往相反，哲学家是在力图以理性—知识形式表达自己早已获得的超理性的直觉-感悟。这就是哲学学说的世界观前提。舍斯托夫“悲剧哲学”的出发点不是世界的存在及其普遍规律，而是人的生命及其最高意义。这里存在着两种哲学观的对立。对此，可以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人被楼檐上掉下的砖头砸伤了，如何看待这样的悲剧事件呢？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从自然存在的观点看，这是完全符合世界物质运动规律的现象。虽然砖头的掉落是偶然的，我们也许不能确切地知道其具体原因，但我们相信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或许是因为固定砖头的水泥脱落了，或许是因为砖头本来就不牢固，被风吹掉了，等等。总之，对这一现象完全可以进行合理的解释。石头下落是必然的，知道了这一必然性，人的理性就应当得到满足，如斯宾诺莎所说：“自我满足可以起于理性，且唯有起于理性的自我满足，才是最高的满足。”
至于这个人的遭遇，只能说他很倒霉，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不幸事件。但这也仅仅能引起人们的一时惋惜，因为毕竟石头下落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是第一性的，而人的生命则是无始无终的存在链条上的一个微小环节，是要服从这个自然规律的。人的内在世界受外部世界规律的统治，人的快乐和痛苦只是派生现象，不具有必然的永恒的真理意义。这是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也是大多数现代人所接受的科学世界观。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观点：人的生命与死亡、痛苦与快乐，人的愿望、情感、信念、梦想才是更重要的，石头下落则是附属现象；人的生命及其内在意义才是第一性的，是看待一切存在和事件的出发点、背景和标准，而石头下落以及其他一切对人的命运的外部干预，都是些偶然的状况，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借以显现的外部环境。这些自然规律对人的强迫和制约，人在这些外部状况中产生的痛苦和悲剧，人的不满与抗争，正映衬了人的内在生命的丰富和走向完满。这就是舍斯托夫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就确立的观点：“在外部世界中作为因果联系和独立存在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对于人的命运、人的生长和发展来说，都是偶然事件。” [3]
当然，这种观点不是主张人应当脱离外部世界的状况。我们说，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其为人类服务，或避开其危害。人会被石头砸伤，这是客观现象，我们认识石头下落的规律，或寻求石头下落的原因，是为了把石头更加坚实地固定在楼檐上使它不会掉落，或我们自己远离楼檐附近的危险区域。换言之，对于石头的规律，人是必须服从的。这样的科学常识舍斯托夫不可能不懂。但他认为哲学思考恰恰不应当停留或局限于常识，而要进一步追问更深层的东西。他的问题在于：第一，造成人的生命悲剧的普遍必然性只是强迫人服从，以威胁惩罚的暴力手段来使人服从，而不是用严谨的逻辑证明来令人信服。简言之，事实真理强迫人，而不是令人信服。那么，理性主义哲学家为什么说真理“令人信服”，为什么要颂扬这样的真理，为什么要求人快乐地服从真理呢？第二，对世间规律和必然性的认识和服从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传说第一位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只顾思考所看见的天上之物却未看脚下的路，结果掉进了井里，遭到色雷斯妇人的嘲笑。但舍斯托夫问，难道认清世间规律的人就不会遭到惩罚吗？当然，人可以躲避下落的石头，可以绕开脚下的井，但舍斯托夫所思考的是终极问题：谁也无法逃脱必有一死的命运。“忽视健全理智和科学不可能不受惩罚——这是人们的‘日常经验’告诉他们的。但也有另外的经验——它说明了另外的东西。它说明，相信健全理智和科学也同样不可能‘不受惩罚’，无论是相信的人还是忽视的人，都同样面临‘惩罚’。那个嘲笑泰勒斯的色雷斯妇人，死亡的深渊放过她了吗？” [4]
人的外部生活可能陷入悲剧的深渊，但这不是对人的命运的最后判决，不是人的内在精神的终极状态，悲剧是外部事实和意识的直接材料，“悲剧哲学”则意味着在深渊中向最高力量的诉求。这样的诉求是可能和有效的吗？在理性主义看来是不可能的和无效的，但按照圣经思维则是可能的和有效的。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力图超越理性主义给人带来的绝望，而用“圣经思维”方式求助于最高存在物：圣经先知大卫“在自己人性卑微的深处求告救主，他的全部思维、他所取得的真理，不仅取决于现有的、既成的、可见的东西；而且取决于最高存在物，这时，那些现有的、既成的、可见的东西尽管是无疑的现实，但毕竟是从属于这个最高存在物的。因此，《诗篇》歌者所寻求的东西不仅限于意识的直接材料：事实、现实、经验对他来说不是区别真理和谬误的最后标准”
。这样的圣经思维没有设定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界限，即便在客观条件决定了不可能性的深处，也能看到来自另外世界的希望。
这样，“悲剧哲学”不是此世的认识论，不是日常的哲学，而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它既不同于普通人日常的悲剧感受，又不同于对悲剧体验的心理学描述，也不同于理性主义哲学与悲剧的和解；而是揭示出悲剧背后所包含的人的生命与超越本原的内在联系。按照别尔嘉耶夫的概括，可以根据对待悲剧的态度来划分两类哲学流派，日常的哲学和超越的形而上学。“一切来自悲剧和考虑到悲剧的哲学，都必然是超越的和形而上学的，而一切忽视悲剧和不理解悲剧的哲学必然是实证主义的，虽然它可能自称为唯心主义……一切类型和形态的实证主义都是日常的哲学，它总是企图为人的认识和人的生命建立牢固的基础，但悲剧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推翻了实证主义，面对这一悲剧它的一切设想都崩溃了……唯心主义建立了理性观念和规范体系，这些观念和规范的任务是巩固生活秩序，实现日常的高尚……超验的形而上学——悲剧哲学——否定人的意图和体验的任何界限，否定彻底安慰和彻底稳定的任何体系。” [5]
对舍斯托夫来说，悲剧的存在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关联着人的生命的形而上学意义。可以说，悲剧以自己存在的事实，突破了自然存在的自足领域，揭开了永恒之幕的一角，射入了彼岸世界之光。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这种悲剧处境是人的“临界境遇”（Grenzsituation）
。
人的心理、精神有不同状态，有日常的平和、轻松，也有发生危机时的紧张、激动。所谓“临界境遇”就是人的生存达到边界时的处境，包括死亡、受苦、罪孽等。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人的生存在这些边界处境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它们仿佛是人撞上又没有撞开的墙。但是，它们却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连，因为正是这种临界境遇具体表现了人的超越本质。这也正是“悲剧哲学”的关注领域不是日常生活及其规范，而是人的“临界境遇”的一个根本原因。
对于人必有一死这个古老的普遍真理，这一最大悲剧事实，没有人会快乐地接受和服从。拒绝接受这一事实的心理就是“悲剧哲学”的思维出发点。这种拒绝说明了人有更高的诉求。那么，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合法的？还有没有一个可以上诉的最高法庭？哲学家对此有三种不同回答。一种回答是这样的更高诉求是不合理的幻想，人陷入死亡深渊里是无法得救的，“你的命运完全依赖于偶然事件给你提供的条件。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这些条件。譬如说，你可以通过劳动为自己制作面包，或抢夺他人的面包，以便把自己的尘世生命延长若干时间。但只能是延长——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死亡。”
因此，在死亡的悲剧面前，人的思维应当止步。
第二种态度是回避死亡悲剧的问题。伊壁鸠鲁说：“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死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
或者如斯宾诺莎所说：“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这两者就是人面对死亡悲剧的全部回答吗？仿佛如此，但严格地说，这只是服从理性的人的回答。具有健全理智的人都知道，任何人都无法超出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界限之外。但问题在于，这个思维界限正是理性所设定的。对非理性的人来说不存在这样的思维界限，而且在人的现实生命活动中，思想、观念和愿望也常常突破理性思维的界限。因为“生命的基本特征是勇敢、敢想敢为（τόλμα）”
[6]
。
因此，这里还应当有第三种回答，也即宗教哲学的回答：即使面对死亡悲剧，人也不是完全绝望的，还有一个最高存在者可以诉求。这并不是说，宗教的人就能够超验现实的可能性界限，达到不死，而是说他们可以通过诉求所信仰的上帝，得到更大的精神安慰——灵魂永生、天堂幸福和最后的肉体复活。
另一个“临界境遇”是受苦，受苦也具有深刻的存在哲学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深知此理。他说：“痛苦——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唯一原因。”
当人处于怡然自得的所谓幸福状态中的时候，他对此可能无知无觉，只有痛苦才能让人对自己的状态有所意识，对自己的生命有所思考。在此，意识具有创造存在的意义。奥地利文学家茨威格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时说：“他们全都热爱痛苦，因为他们在其中那样热烈地感受到了自己所热爱的生活……他们以‘我痛故我在’替代了‘我思故我在’，这是他们最有力的生存证明。”
这样，受苦不仅是意识的原因，而且具有揭示人的内在生存的意义。或者说，对存在哲学家来说，受苦的感受与生存本身是同一的，对受苦的思考具有生成存在本身的创造意义。
“悲剧哲学”是与受苦相联系的。“已经到了不否定痛苦的时代了，不把痛苦作为这样一种虚假的现实来否认，就好像用一句‘它不应该存在’的咒语就可以避免，而应该接受痛苦，承认它，也许彻底理解它。” [7] 舍斯托夫在对作为机体反应的痛苦与快乐进行生物学解释的背后，深刻地洞见了受苦的生存论意义。“与‘自然’解释的习惯给我们提供的、作为自明之物的外部表现相反，不总是、远不总是如此——痛苦证明人面临危险，而快乐保证人安全。相反，对生命存在——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构成彻底毁灭性危险的东西，正是快乐。因此，一切深刻的哲学体系都非常厌恶和不信任快乐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禁欲主义的意义就在于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是睡眠，换言之，是心灵的死亡，是向非存在的复归。痛苦、受苦则是觉醒的开始。愉快的、安宁的、稳定的生活杀死人身上全部人性的东西，使人回到植物式的苟活状态，回到那种虚无状态，某种神秘力量曾将他从这种虚无中神秘地拉出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轻松流逝，以轻松的、快乐的死来结束，那么，他就真的是朝生暮死的存在物了。” [8]
在面临死亡恐惧的和受苦的处境下，人能够进行怎样的活动呢？无论哭诉还是求告，都可以归结为反抗的思维。立陶宛宗教哲学家马齐纳（А.Мацейна）指出，人在这种状态下的思维，也就是他的存在本身。“在临界境遇下，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只是在日常状态下，这两种行为才是分离的，因为当我们落入世界以后，我们就开始了不真实的存在，不为自己，因此没有思维……当痛苦消除了他在世界中的存在，把他抛到了野外的垃圾堆，他就开始说话和思考，因为他想以这种方法找回他的存在中所失去的东西。思维是存在的呼唤，它从存在中产生，也指向存在。因此思维在本质上不是逻辑性的，而是本体论的；不是理论的，而是生存的。”
“悲剧哲学”关注“临界境遇”，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在“悲剧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中，有其特定的真实—真理—现实与虚假—谎言—说教的对立观念和价值标准：从终极观点看，平凡的此世的日常生活不是最后的真实，而是虚伪和梦境，被思辨理性绝对化了的日常规范和道德安慰则是谎言和说教；而在悲剧体验中对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反抗才是生命的真实，在反抗中走向最高存在物的努力，才是对真理的探求。
俄国批评家米海洛夫斯基（Н.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刑和苦役经验损坏了他的人道主义世界观。舍斯托夫说，从个人经验来解释他的世界观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经验真的妨碍人们看见‘真理’吗？不是相反吗？也许日常人的日常生活给出的是日常的哲学！谁来担保说，人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哲学呢？也许，为了获得真理，应当首先摆脱一切日常性？因此苦役不但不能推翻‘信念’，而且能够证明信念；真正的哲学是苦役哲学” [9] 。在舍斯托夫看来，真理、真正的哲学不是在日常经验中获得的，而是在非常状态下达到的。
舍斯托夫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中存在着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理性与良心”，另一个领域是“心理”。在传统学说中，这两个领域不是并列平等的，而是保持着等级关系。其中“理性与良心”具有最高立法权，它们决定着什么是应有的和什么是不应有的，而“心理”只占从属地位，其任务是告知人“心里”所发生的事情。这两个领域的直接对抗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公开承认。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和托尔斯泰，一直保持着理性与道德的统治。正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这两个领域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从此，“‘理性与良心’的千年王国结束了，开始了新的时代——‘心理学’的时代” [10] 。在这个新时代，一直潜藏在理性与良心背后的灵魂需要，这片幽暗的天地，开始显露出来，并且与理性和良心发生冲突，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
舍斯托夫为什么把理性的教导看作是虚假之物，而把其背后的心理领域看作是生命的真实呢？因为当一个人在死亡威胁、极度痛苦的压迫下，会突然恐惧地看到全部美妙的先验判断都是虚假的，在这样的境遇下，“苏格拉底、柏拉图、善、人道、理想——从前那些保护无辜的人心不受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恶魔攻击的所有天使和圣徒，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面对最可怕的敌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只靠忠诚和慈爱的心不可能摆脱的可怕的孤独。在此就开始了悲剧哲学。希望永远破灭了，而生活还在，许多生活还在前面” [11] 。在这个悲剧领域里也许找不到任何一种美，也许除了丑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但“无疑的只有一点：这里有现实，新的、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至今没有被展现出来的现实” [12] 。对于存在和思维都深陷于自然世界的人来说，最后的现实—真实往往是非常可怕的。哲学家为什么要把它说出来呢？像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那样的道德学说不是更好吗？
我们应当注意到，舍斯托夫把这个潜在的“心理”领域看作真实，把“理性与良心”的教导看作虚假，并不是普遍的和绝对的，而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首先，这不是对所有人，而是对少数人：被科学和道德所拒绝的人，没有世间希望的人，因生命恐惧而疯狂的人，“尚未拒绝一种正在死去的希望——希望在世界上找到某种在统计学和必然性之外的东西”的人。其次，这样的真伪观念不是在平常状态下，而是在“临界境遇”中显现出来的。即便是少数人，也不是自愿进入这样的精神境地。
人们只是不得已来到这里。这也就是悲剧领域。来到这里的人，其思考、感觉和愿望都开始与众不同。那些所有人都喜欢和亲近的东西，对他来说成为不需要的和非自己的。当然，他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先前生活有联系。在他身上还保留着某些他儿时就被灌输的信念，他还怀有从前的恐惧和希望。也许他不止一次地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可怕地位并力图回到自己安静的从前。但从前已回不去了，船已被烧毁，退路已被截断，应当朝前走向未知之地和永远可怕的未来。人在走着，几乎已经不询问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年轻时不可企及的梦想对他来说成为虚假的、骗人的、反自然的。他带着痛恨和残酷从自己身上抛弃了一切自己曾经信仰和爱过的东西。他试图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新希望，但所有人都以恐惧和疑惑的目光看着他。在他那张被忧虑的思考所折磨的脸上，在他那双燃烧着陌生的光芒的眼里，人们想看到疯狂的特征，以便获得弃绝他的理由。 [13]
这仿佛是“地下室人”或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动形象。他是一个疯狂的人，还是一位孤独的真理探索者？也许真理的探索者往往是孤独而疯狂的人，但正是他们能达到常人所达不到的心灵境地，因此对他们灵魂的追溯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1]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28.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前言。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2]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462.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第29章。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
[3]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9.
[4]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T.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3, C.20. 参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8页。
[5] Бердяев Н.А. Трагедия и обыденность //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 T. 1. Томс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481.
[6]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T.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3, C.168. 参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72页。
[7]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461.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第29章。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6页。
[8]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T.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3, C.163-164. 参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68页。
[9]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72.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第11章。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
[10]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52.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第7章。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11]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69.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第11章。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12]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70.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第11章。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
[13] Шестов Л.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T.1.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долей», 1996, C.327.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前言。参见《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6—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