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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分析至关重要。把握形势有两个关键：一是找准观察点，否则将眼花缭乱、纷繁无序，不得要领；二是察形以观势，通过已经发生的形，参透蕴藏其间的势，在形与势的联系中把握形势的本质。当前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研究和把握的，是以下五个观察点。
第一，全球化。
全球化由五百年前新航路开辟所启动，随后由两次工业革命所推动，又被两次世界大战阻断，再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商品跨国、市场跨国、资本跨国、产业跨国所催化，最后由数字网络技术加速，从而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经济互通、文化互融、观念碰撞的世界潮流。这一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间上演了一出出民族兴衰的故事，演绎了一幕幕公司崛起的神话。就国际出版业来看，跨国并购的浪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值得玩味的是，作为出版大国、强国的美国，在其排名前5位的大众出版商中，竟有3家为外国资本持有。贝塔斯曼通过并购兰登书屋，一举从欧洲跨入北美，成为世界最大的大众图书出版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出版业50强中，已有三分之二的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各种形式的机构。美国《出版商周刊》公布的2010年全球出版业50强榜单中，培生教育、爱思唯尔等一大批出版巨头纷纷在中国进行了战略布局。2011年，培生集团以1.55亿美元收购了中国的环球天下教育集团，使培生在中国的业务范围由8个城市拓展到60个城市。
在全球化五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是其基本动力，资本以商品、企业、金融等形式打通了不同民族，跨越了不同国度，联结了不同文化。可以说，古代社会以战争统一国家，现代社会以资本融合世界，这是由我们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决定的。正是在这个趋势中，中华民族看到了自己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出版业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现实地看，整个世界的文化状况仍然是“西强我弱”，对中国文化的需求虽有明显增长但并不算多，因此出版“走出去”必须积极而审慎，国际化的路子必须更多地研究“借船出海”，采用资本联合、项目合作的方式。要在合作中“结缘”，在合作中“借力”，在合作中积累经验，培养人才，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形成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但是，世界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在古代社会，文化主要跟着战争走；到了近代，文化主要跟着商品走；而到现代，文化主要跟着资本、产业走。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随着中国资本和产业的跨国扩张，中国文化“走出去”必将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对中国思想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化经验进行借鉴，必将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需求。这是我们出版“走出去”的底气所在，是我们对未来国际出版交流趋势的总体判断。
第二，城市化。
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市民知识化。这个本质所揭示的是蕴含在这一潮流中的物质与精神的广泛需求。没有人能够预测七八亿农民跨越这一门槛后，其需求的广度与深度，因为在世界已有的案例中，可以找到的只有数百万、数千万，最多两亿人口城市化的样本。发达国家城市化历程一般在一二百年，所以经济学家们预测中国的城市化至少还得三十年。三十年城市化的时间和七八亿农民所要求的城市化空间，这个广阔的时空，是处在同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西方根本不同的观察点，也是中国出版业看清自己走向的一个须臾不可偏离的宏观背景。在这个背景中，教育的需求、阅读的需求、文化的需求将被培育起来；在这个进程中，现代书业、内容产业、文化产业将被催化起来；在这个阶段里，思想的创新、观念的变革、创意的冲动将被激发出来。一句话，创作、创意、创新的活力在城市化中将会越来越生机勃勃，图书出版、内容生产、文化产业，可谓得其时、获其位，必将登上自己繁荣的舞台。
第三，产业化。
全球化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背景，城市化是中国出版的社会特征，产业化则是出版业自身的走向。纵观中国书业，各种条件、各种力量正在酝酿着大变局。如果我们用眼睛看，可以看到外国出版机构的进入对出版格局的影响，看到民营资本的活跃对书业利润的挤压，看到各大集团的市场份额在竞争中的消长，看到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等等。而当我们用脑子来思考，则可以看到这一切背后的本质，是产业的规模化和市场的集中度。这一本质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就是打破行政壁垒，消解计划模式，让生产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起来，让出版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整合起来，让图书市场在充分的竞争中统一起来。美国十大出版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稳定在70%上下，英国八大出版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稳定在60%左右，几家大型出版企业占据主要出版市场，这是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而在我国，31家出版集团拥有全国37.70%的出版机构，但码洋占有率仅为43.97%，动销品种占有率仅为36.70%，产业集中度明显偏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已经走完数轮国内整合的路程，中国出版业的国内整合则刚刚破题，即将步入兼并、重组、联合等多种形式的产业化路程。市场整合的历史告诉我们，行政壁垒的破除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推动，但市场最终还要靠资本的长剑来切割。目前，政策的导向已经十分鲜明，资本的长剑也已经在一些集团中出炉。
但是，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文化，而不是产业，出版企业的使命是内容创新，而不是经济增长。我们要把产业做大，但我们的战略眼光是把文化做强；我们要把企业做强，但我们的根本追求是把出版做优。在企业化、股份化、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就是要努力成为出版商，更要努力成为出版家。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出版产业集团的内核不是经济数字，而是一批好书，是一批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书。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就是坚定不移地打造大型出版“航母”，同时更坚定不移地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努力构筑出版高地，奋力搭建文化高峰。
文化企业的社会效益不能在产业化中弱化甚至消亡，而应该在产业化中强化进而放大。纵观世界范围的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作用从来就没有因为产业化而消亡过。在产业化过程中，改变的不是意识形态、文化导向的作用，而是这一作用的表达方式。美国人的价值观，正是通过美国大片，通过网络动漫，通过商业畅销书等多种形式艺术化地、大众化地表达出来，从而影响更加深广。客观地、历史地考察文化产业化的历程，我们发现，文化没有在产业化中消亡，而是在产业化中丰富了表达方式，贴近了欣赏需求，在艺术化和市场化中提高了精神感染力和思想凝聚力；我们发现，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文化是魂，产业是体，产业因文化而有魅力，文化也因产业而更具影响力。
第四，集团化。
对于中国出版集团来说，集团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难题。我们的行政捏合先于业务重组，资本联合慢于组织构造，分兵作战强于整体竞争，整体战略弱于局部战术，总之，各种资源尚处于集团化整合初始阶段的分散状态。非集团化无以应对产业化，产业化的竞争必然导致集团化。集团化的本质是什么，是整合，是资金、资源、人才、市场、业务、战略、文化等多领域、多环节、多层次、多角度的整合。整合的路径，一是内部重组，实现各种要素的合理配置；二是外部联合，实现目标资源的优势互补。在扑面而来的联合重组并购的浪潮中，一个集团只有在资产的置换中才能更加专业化，只有在资本的重组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
据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1年，美国出版业共发生1000多次并购，其中，仅20世纪90年代到2001年间就发生了600多次并购。问题是：重组为什么，兼并图什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人书系”中，《我与兰登书屋》和《特立独行的企鹅》告诉我们，兰登书屋的崛起，是从收购“现代文库”开始的。在企鹅和兰登，影响其市场价值的核心要素，不是一时的市场表现和资产规模，而是拥有版权的数量和质量，这是西方市场并购重组中最重要的考量要素。在目前的产业转型期，内容资源成为传统出版商和新型出版商的竞争焦点。亚马逊和苹果强势介入出版产业，它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内容资源。亚马逊不仅积极拓展电子书市场，绕开出版社直接签约作者，还加大了投入去收购图书版权，出版纸质图书。2011年，亚马逊收购马歇尔·卡文迪什450多种少儿图书版权；在版权拍卖会上不惜以85万美元的高价拍下佩妮·马歇尔的回忆录，比第二名的出价高出整整10万美元。截止到2012年，亚马逊已经形成6个独立的出版品牌，签约了大批知名作者。国际经验显示，内容资源始终是产业竞争的核心，兼并的指向是专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是规模化、品牌化，这一切最终会落笔在市场的版图上。
在中国，正是因为集团化的推进，出版业在原有的产品、市场、人才、品牌竞争的同时，兴起了新的三大竞争，即资本、制度和数字化的竞争。欧美出版的历程告诉我们，在集团化的过程中，是资本的长剑在切割资产与市场，是数字化的重炮在轰开未来出版的大门，是制度的盾牌在确保企业的长治久安。
中国出版业的当代改革，正孕育着一个百年未遇的重大机遇，近600家出版机构和数十家出版集团将会在未来十年内，因行政力量、资本实力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实现大分化、大重组、大整合。目前，国内各主要出版集团，经过近十年的企业化和集团化改造，占据着区域市场，积聚了扩张能量，总体上呈现出大而不强、强中有弱、各具特长的状态。未来十年是见高下的十年，是重新划分市场的十年，也是大小分化、强弱分野，趋向于重组，最终落笔在联合的十年。这种联合，从微观层面看，是企业在利益驱动下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宏观层面看，是经济规律驱动的产业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的提升；而从历史的高度看，则是中国从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的伟大历史潮流。
第五，数字化。
数字化潮流正在迅速地，并且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席卷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从发达国家跨越到发展中国家，由科技领域拓展到工业制造领域，以至整个商业社会。它不仅支撑着跨国公司的管理经营，也影响着人们的购物、娱乐、学习、生活甚至思维方式；它不仅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阅读内容的方式。新兴媒体冲击了报刊，震撼了广播电视业，也对传统出版形成了巨大压力。2000年，畅销书《骑弹飞行》在网上独立出版，当天就被下载40万次，作者斯蒂芬·金随即与著名的西蒙&舒斯特公司“分手”。这是黎明时的一个信号，是没有宣言书的一次挑战。这一标志性的事件，说明数字出版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说明电子屏幕不再构成广泛阅读的障碍，说明传统出版已经面临数字出版的严峻挑战。
在国外，爱思唯尔和威科集团等出版大鳄纷纷投入巨资，收购在某一技术领域具有专长的小公司，抢占数字出版先机，从而在相关数字化产品领域掌握绝对话语权。截至2011年，美国有76%的出版商生产电子书，42%的出版商销售的图书中电子书占到76%以上，超过两成的出版商收入来源中电子书占比超过10%，正在或计划将实体书与电子书同步生产的出版商占87%，更有10%的出版商生产电子书以取代实体书。数字出版已经成为产业资金和产业资源的集聚方向。201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规模已达1051亿元，近几年总体上保持着50%以上的增速，发展速度十分惊人，规模逼近传统出版。毋庸置疑，数字化流程管理已越来越成为传统出版的重要支撑，数字化内容日渐成为未来发展的战略储备，数字化出版也越来越成为出版业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但是，数字化改变的不是阅读本身，而是阅读方式；冲击的不是出版内容，而是出版形式；提升的不仅是图书生产发行的业态，更重要的是图书内容的传播方式。出版数字化的本质不是数字技术的引入，而是数字内容的整合。基础是流程数字化，核心是内容数字化，关键是商业传播方式的数字化。对传统出版业而言，这是严峻的挑战，更是内容创新的机遇，是艰难的转型，更是产业发展的空间。出版数字化的实现途径是内容与科技手段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服务商在寻找内容资源，内容提供商也在寻找技术平台。现实的、经济的、有效的方法是内容提供商与技术服务商在资本层面、业务层面、市场层面进行融合。数字化的方向一定是市场化，出版人才与技术人才、营销人才的融合是出版数字化取得突破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在出版业各种纷繁复杂的“形”的背后，贯穿着全球化、城市化、产业化、集团化、数字化这五股“势”，这是分析形势的观察点，也是形势中的本质。正是这五种趋势决定着中国出版业的总体走向。司马迁说得好，“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中国出版集团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争时”尤为重要，“争时”就是“争势”，就是抢抓机遇、敢夺机遇、善谋机遇。企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把握了重大历史机遇，就可能赢得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正确选择必须是察形观势，顺势而为，乘势而进，争势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