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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欧美文学翻译和研究的情况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引进数量有限，而且，引进的也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所谓“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指的是适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俄苏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受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很大。虽然我们对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数量庞大，但事实上，我们所引进的俄苏文学作品并不能代表俄苏文学的全貌，具有很大的偏颇性。回顾我们对俄苏文学引进和研究的过程，我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左倾”思想和当时中苏敌对关系的影响，俄苏文学翻译尚属禁区，以后形势才慢慢发生变化。1977年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1978年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作家的译文文本陆续出版。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时期，我国对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进入全面展开阶段，俄国文学主要作家的文集开始大规模出版，如10卷的《普希金选集》、9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17卷的《托尔斯泰文集》和20卷的《高尔基文集》等。单看数字，俄国文学译介在中国的盛况就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将一些经典作家，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的作品再度出版，并对他们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翻译文学作品的选择标准由一元化逐渐走向多元化。当时的社会对欧美文学作品中多元化的价值观念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样，许多优秀的欧美文学作品被译介过来，包括很多令中国人感到非常陌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过来。这一时期，国人思想的解放促使欧美文学的译介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反过来，欧美文学译介领域的这种改变也进一步推动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我们在俄苏文学作品引进方面既重视对中国熟悉的经典作家作品进行翻译和研究，又着力介绍此前被我们所排斥的作家和作品。最为可圈可点的就是俄国文学译介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状况。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对俄国白银时代文学进行译介和研究的热潮。作家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等对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出版，有关白银时代文学的论文在多种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2005年，曾思艺的专著《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出版，该书对白银时代的诗歌进行了非常系统的介绍。
俄国白银时代文学译介热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欧美文学研究正沿着健康的方向向前发展，放飞了文学这只精灵之鸟，让它在人类思想的天空自由翱翔，这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成果。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说：“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话说得非常朴实，但却一语中的，道出了真理。正是新时期赋予了文学以发展的空间，使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引进俄罗斯文学作品，并对以前我们所忽视的白银时代的文学进行介绍和研究。
新时期，我们也更加注意挖掘欧美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内涵。20世纪初，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国作家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然而，当时蒲宁在中国的声誉却并不高，与其诺奖得主的身份不一致，比如沈雁冰就认为蒲宁仅仅是一个文学游戏者。1934年，郑林宽在《清华周刊》第42卷上发表了有关蒲宁的长篇评论，文中指出：蒲宁总的特色就表现在“他创造了一个‘遗世而独立’的超人生的新世界，他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俨然如创造者似的立在外界来说话。蒲宁不将现实变形而成为一种仿佛身外之物，在他的作品中永远可以找到他的。在这意义上，蒲宁不妨被称为‘主观作家’”
。在当时，这篇文章是为数不多的试图以客观态度来理解蒲宁作品的典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作品是否为社会服务作为判断其优劣的标准，而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从作家与其作品关系的角度对蒲宁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种声音虽然客观，但却是微弱的。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的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而蒲宁抒写个性的作品完全不合时宜。所以，尽管蒲宁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名声远远不如高尔基那样家喻户晓。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蒲宁基本淡出了中国人的视野。新时期到来后，蒲宁的译介和研究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不过，一开始，蒲宁的研究者们对其艺术成就做出了客观的评价。由于蒲宁对十月革命比较反感，这一政治倾向使他在苏联国内受到批评，我们的评论界也基本因循这种思路，涉及蒲宁的政治倾向时，仅仅模糊而粗糙地指出蒲宁具有阶级局限性。然而，这只是新时期最初十年出现的现象，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逐渐摆脱了社会学对文学研究的束缚，逐渐把包括蒲宁在内的外国作家作品的研究推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我们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无论是涉及艺术特色还是思想内容，都从狭隘走向包容，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