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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也蕴含着极富价值的思想资源。比如，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里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具有现代生态意识的浓厚韵味；现代派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焦虑意识和忧患意识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现代社会人因远离自然而陷入的一种精神状态。既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意识是丰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到外国文学中苦苦寻找现代文化精神呢？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文化中的思想意识不能直接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想要开采加工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是行不通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从社会环境来看，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大多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陌生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也被当成了“封资修”性质的东西而遭到批判，对于中国文化的精华，人们很少有机会了解，这一代人即使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略有所知，也多是在批判与否定中了解一些皮毛而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暂时的厌倦感和疲劳感；后来，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复兴，但复兴是需要时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更加意识到“极左”思潮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精神的渴求更甚于对物质的渴求。在这种情况下，最先从外国涌来的新事物的刺激，加上人们心中对现代社会的强烈憧憬，使这一时期的人们无暇顾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段时期的暂时暗淡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问题，更主要是受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二，在这个时期，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也随之而改变。这时候，能够直接给我们提供一种参照框架的就是外来文化，特别是欧美的文化资源，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解答关于现代化的种种疑问。新时代不仅给文学的引进和发展提供了新机会，也对之提出了新要求。引进欧美文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追赶现代化进程。我们想从外国文学作品中了解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答案，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普通民众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情主要源于对其所反映的发达国家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欧美国家经济发达，他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的欧美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最迫切想要解开的谜团。从“文化大革命”阴影中走出的中国，热切地希望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对中国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到国外去亲自感受这种生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自己将要踏上的现代化道路，了解那条路上的风景。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一旦处于经济变革时期，处于需要注入新思想的时期，就会产生接受外国文化的热潮。
第三，文学是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看，小说和戏剧更能直述世间百态，更便于传播于市井里弄，获得普通民众的青睐，而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是诗和散文，不是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与小说相比，诗歌，特别是抒情诗所表现的内容与时代背景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和戏剧也时有建树，但还不能满足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元代的戏剧、明清小说颇有成就，但其所描写的生活范围过于狭窄，且距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过于遥远；“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和政治情势也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去甚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新时期到来，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怎么写，我们写作的背景都是现今中国的生活现实，而不可能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我们当下生活的现代化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把它们翻译过来，就成了我们观察现代社会的一个窗口。“五四”时期，我们从外国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为了摧毁封建思想。新时期，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外国，不仅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也学习他们的思想文化，把那些可以为我所用的拿来，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外来文化弥补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缺失就成了最佳的文化策略。
在近百年来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译者或普遍受到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只看重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品位；或受到政治影响，只翻译被批准翻译的作品——这造成了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压抑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压抑达到了极点。但是，人对于精神的需要，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不能被彻底清除。被压抑的精神追求不会真的死去，它们是地下的火种，在强压下积蓄着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历史原因，我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择的范围变得狭窄；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很多已经被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经典也被当成“毒草”，扔进了火堆。然而，人们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喜爱之情却无法被扑灭。外在的风暴可以暂时扑灭地表的火，但那潜藏于心灵深处的地下之火会与生命同在，与人类同在。当时，为了批判外国文学作品，国内专门出版了一些供内部交流使用的外国文学作品，不料这些作品竟被人们偷偷传抄，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传播开来。小说《牛虻》和许多苏联小说，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都是在私下里传阅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冒着蹲牛棚、挨批斗的风险，在夜里，在如豆的灯下，一字一句地抄写外国名著，并争相传阅。现在，当我们坐在摆满外国文学著作的明亮的图书馆，想象一下当时人们的阅读热情，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心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甘于被囚禁。那些伟大作家之所以受到人们如此的喜爱和敬仰，就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人类的心底之声，为人类点亮了一盏精神之灯。在新时期到来之时，人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阅读外国名著，他们对外国名著的渴求如冲破闸门的洪水、喷发而出的火山一般势不可挡：在这种急切的需求面前，外国文学翻译如顺风行舟，一日千里。一面是读者望眼欲穿的渴求，一面是译者的翻译热情，两股力量向着同一个方向汇合，终于形成了新时期我国外国文学引进、研究的排山倒海之势。
回顾新时期中国欧美文学译介研究的历史，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欧美文学大量涌入中国，形成了一种“井喷”现象。这种现象是政治、文化、思想、精神及心理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人们对现代文学精神的追求成为一种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追求现代文学精神的过程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心理及社会文化，而这种心理和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现代文学精神的追求，促进了“井喷”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为外国文学的大量引进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在数量上完成了欧美文学译介研究这一“补课”任务，但在质的方面似乎有些不尽人意，所以我们的“补课”有必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课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