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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转型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相互关联，互为表里，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推动。有些学者将文化转型的过程称为文化演进：“文化的演进是社会群体从行为模式到精神模式层面的变化，它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具体说来可以从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结构、社会心态等方面表现出来。从根本上看，文化演进既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又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由此可以推断，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在时间上难分先后。社会转型有明显的标志，比如经济体制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等，这些是我们可能看到的；而文化转型却是隐性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变化总是像润物无声的春雨一般，悄然发生，其迹象容易被忽略。通常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文化转型已经发生了。这样，我们通常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文化转型发生在社会转型之后，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可以同时发生，相互促进。
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转型时期，它就特别需要异质文化的介入。因为文化转型意味着旧有的文化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应该被抛弃，并产生适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而新文化的产生必须借助与异质文化元素的碰撞和融合，或者说必须与异质文化联姻，才能够孕育新文化的婴儿，实现文化的更新。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大量涌入不断冲击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思想形态，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和文学的时候，我们自身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我们也用我们古老的东方文化去改造外来文化和文学。这种改变，我们称之为“中国化”。也就是说，在外来文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外思想观念必然发生融合与碰撞，“中国化”本身就是一个双向运动。通过了解异质文化、学习异质文化，人们才能重新理解和塑造他者的文化。
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中，外国文学译介始终与中国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当然，任何国家的文学发展史，包括外国文学译介史，都不可避免地与那个国家的命运相连。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于我们译介什么样的外国文学作品具有重要影响。1949年以后，中国把对苏联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翻译置于首位，而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中，仅有为数不多的、被认为是进步作家的作品被翻译过来；20世纪50年代末，文学翻译的政治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加上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导致对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降温，只有一些友好国家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文学翻译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后期少量恢复了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出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随之而来的是思想的解放和文艺的复兴。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是不能够长期忍受文化饥渴的。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束缚，走在阳光明媚的田园里，人们感到激动，他们发自内心地想要吸纳来自外部世界的精神财富。在压抑过后强烈反弹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现代文化精神。从西方寻找现代文化精神，这意味着我们要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思想意识进行大胆的重新评估。新时期，“极左”思想得到纠正，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学术界开始寻求对世界进行重新认识，包括对西方价值观念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并不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背离，反而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认识的真理性只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过去，我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并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从政治形势出发，我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样，我们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现在，我们对西方文学进行价值重估就是要从走错的路上走回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第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变，个体生命价值开始受到重视，这改变了中国对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择与研究走向。文学接受的历史与社会的思想史密切相关。拥有“文以载道”文化传统的中国，其意识形态与文学的联系十分紧密。萨义德说：“我相信，所有文本都是人世的、产生于特定情境之中的……一历史时期与另一历史时期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欧美文学在中国的解读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关，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任何文学作品中都含有丰富的原生态元素，欧美文学也不例外，但中国在接受欧美文学的过程中对其原生态元素考虑得并不多，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欧美文学作品有意识地加以吸收利用，形成自己独特的解读方式。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被深度解读的作品都是那些最能满足中国现实需要的作品。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不过，需要思考的问题虽然庞杂，却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对人性的思考。结束“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我们反思那段历史后做出的正确选择。这种选择首先表现为政治领域中对思想解放的提倡、对真理问题的探讨；接下来，它以更深刻、更广泛的形式表现在文化领域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的个体生命价值意识开始觉醒。
“个体生命价值”这一提法放在其他场合也许有些笼统，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它却是具体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体经济是不被接受的，就连“个体户”这个与改革开放一起诞生的词，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被人们接受，它的贬义色彩才渐渐从人们的头脑中淡化。“个体”总是与我们所理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又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相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与我们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我们花了很大代价才认识到，要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要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机会，要尊重人，理解人。而文学创作、翻译和研究中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则融入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大潮之中，成为人们价值观念中的一种伟大变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句诗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就在于它说出了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一代人对真理的思考、对新生活的渴望，这是个人意识的宣言，同时，它也预示着一个尊重人、提倡人的自我发展的时代的到来。我们不再旗帜鲜明地要求个人绝对服从集体，而是在重视集体利益的同时，给个人发展留下空间。此时，人们认识到尊重个体价值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个人置于集体意识的对立面，与其相反，集体观念正应建立在对个体生命价值尊重的基础上。就连“个人主义”这个以前还令我们谈虎色变的术语，现在也能够被我们平心静气地批判式地接受了。
其实，“个人主义”中含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个人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的价值，相信每个人都有价值，要求重视个人的自由，提倡自我发展，它与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并不矛盾。比如托尔斯泰在《复活》（第3卷第21章）中写道：“信仰有许多，灵魂却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那么各人只要相信各人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了。人人保持住自己的原来的面目，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托尔斯泰的话中蕴含着很深的哲理，那就是如果集体想要存在，它必须首先保留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如果把每个个体的生命活力都压制住，那么，作为一个集体，它的活力也就丧失了。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其最终的结果将是集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后这段时期正是一个尊重个人价值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并没有采用“个人主义”这个字眼，避开了“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贬义色彩，但是，我们在行动上和思想上都清晰地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
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对我们引进和解读欧美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体会和感受作家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成了我们解读欧美文学作品时一个引人注目的视角，它对我们来说是崭新的，它的产生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文化转型的结果。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体生命价值这一侧面，我们震惊地发现欧美文学原来蕴藏着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宝藏，还有那么多过去被我们所误解的东西。对欧美文学中个体生命价值观念的理解从两个方面同时得到了展开：一方面是重新挖掘那些在中国没有受到重视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是在对熟悉的文学作品的解读中重新认识作品中表现的个性。我们意识到作为人的个性和个体的人生价值，并把这种价值意识带到了对欧美文学的解读与分析中。
第三，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了对欧美文学的译介与阐释。中国文学急于向欧美文学借鉴现代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手法，这种需求刺激了欧美文学作品的引入，并推动了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
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影响了对欧美文学的译介与阐释。文学创新需要榜样，也需要栽培灵感的温床，产生于异质文化土壤的外来文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可以说，这一时期对欧美文学的引进和解读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呼应之势。在改革开放后这个伟大时代的起跑线上，中国文学加入对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探索之中。新时期文学在其最初阶段主要是批判和控诉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主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主要表现“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的精神上的伤害，以及作家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索。此时文学开始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继“伤痕文学”之后，“反思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潮流。如果说“伤痕文学”发泄了长期以来郁积在人内心的激情、义愤和悲伤的话，那么“反思文学”则向前一步，由发泄走向反省。“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伤害，最终是要以文化的形式被表现、被思索和被消化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就是思索“文化大革命”、消化“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产物，这类文学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学潮流。弗罗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指出个人情感与群体情感的关系，认为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与数百万有同样情感的人联为一体，他就会获得某种安全感”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同时代人中激起了强烈的认同感。读者在这类文学作品中读到的是自己的过去，如同在一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以及那个过去的时代。此外，由于一些“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更多地把个人的遭遇归罪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这就让读者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扭曲的历史被当成了借口，为扭曲的人性承担责任，历史不幸成为替罪羊。虽然人们知道人性恶的激发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历史环境，但是人们却愿意承认它的可信，因为承认它，就意味着个人不需要为罪恶负责。历史的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环境中，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把所有罪恶都推到“四人帮”身上、推到历史身上是错误的。人如果不能从自身进行反思，就不会对“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由人书写的，人书写了扭曲的历史，扭曲的历史反过来又塑造出扭曲的人，所以根本原因还在于人。奈保尔指出：“并没有哪一种东西可以解答人世间的种种不幸和人类的种种疾苦。”
我们只有回归人性，回归我们的文化，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1985年前后，“文化寻根”意识兴起。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
“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主要人物是知青作家。这一代人想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路标，他们的前进步子迈得更大。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实际上努力打造的是与西方文化接轨的现代意识。他们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融合到他们的艺术创作中。传统是我们自己的，而现代的东西，我们要向西方学习。毫无疑问，对于中西合璧的要求客观上使我们加大了引进欧美文学的力度。而且“寻根文学”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阅读欧美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的读者的品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实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头，“先锋”小说出现。马原、莫言、残雪、格非、余华等作家的创作推动了先锋小说的崛起，把先锋小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先锋的意思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艺术，不受任何羁绊地进行自由创作。先锋文学的出现使写作变得极端个人化，而极端个人化的艺术能在欧美文学的现代派作品中找到范本。
20世纪80年代也是诗歌的繁荣时期，此时，影响最为深远的诗歌流派就是朦胧诗。朦胧诗表现人的内在精神，思考人的本质，张扬人对自我价值和尊严的追求。朦胧诗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揭露和批判社会，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关注人的生活。诗歌不再充当政治的号角，不以媚俗的形象取悦社会，而是回归到人类心灵的圣坛。到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先锋作家逐渐调整了写作中出现的过于极端的倾向，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在吸收欧美文学现代派表现方式的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现代派形式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的热潮减退了，诗人们强调个人化写作，在追求个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对自我的过分痴迷使许多作品流于浅薄，缺乏厚重感。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文学对欧美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已经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欧美现代文学的新鲜技法都能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影子。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小说和诗歌逐渐走出了众口同音的低谷时期，虽然在探索途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发展前途是光明的。可以说，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意识的形成，从朦胧诗到诗歌作品对个人化写作的青睐，都是个体生命价值不断觉醒的标志。这种觉醒受到欧美文学作品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对欧美文学作品的解读。同时，中国文学需要表现真实人性、表现心灵，这种需要促使我们解放思想，并在欧美文学的解读与研究中淡化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与欧美现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现代作家从欧美文学中借鉴表现手法和思想意识，使得欧美现代文学作品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浸透于中国文学中，表现为中国文学中异质文化因素的再现。这种再现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异质文化在中国本土的呈现，是一个“化”的过程。中国文学在与欧美文学的互动中，为欧美文学的阐释和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于“现代”这个字眼特别敏感。文学一向被认为是表现生活的艺术，因此，现代派文学受到新时期中国人的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似乎期望通过了解“现代派”文学来了解现代社会。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者来讲，研究现代派文学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技巧，可以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虽然“现代派”这一概念意义十分模糊，但在新时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时，尽管一些思想前卫的作家被冠以“现代派作家”的头衔，他们其实还算不上西方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派，他们所做的只是为现代派的到来而战斗，为播种现代派文学的种子做好准备。
在“极左”思潮被纠正以后，中国的文学创作获得了自由，中国作家即使不从欧美文学那里借来“现代派”的招牌为自己开路也可以畅所欲言。但从大众的接受心理来讲，有了这块招牌，就等于为自己的作品做了宣传，这就如同产品的名牌效应一样。当时，中国学界对欧美“现代派”非常重视，但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其内涵，或者说并不想真正理解其内涵，而只是想借“现代派”的字眼来构筑我们自己心中的块垒，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这也从反面说明，中国非常渴望“现代”这个字眼。从“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的整体文化心理状态来看，人们很渴望“现代”的东西。“现代”意味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对于“现代”的理解只是一些零碎的印象，但这些印象也足以使人们对“现代”以及与“现代”相关的字眼产生好奇心。欧美现代派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创新为我国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打开一扇窗，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围绕“现代派”所展开的争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国对现代文化的需要已经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欧美文学的引进会蓄势待发，一泻千里。但是，我们对现代文学精神的寻求并没有因为找到了现代派而画上句号。对西方“现代派”这一字眼的讨论只是在探索现代文学精神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研究对象，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于现代文学精神是无法抗拒的。他们渴望现代精神，希望借助现代精神来武装自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更快地前进。对现代文学精神的追求是新时期外国文学大量涌入中国而形成“井喷”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追求现代文学精神推动了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黑格尔认为，精神是由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的发展、客观化而形成的。精神“是一切个人的行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消除的根据地和出发点，——而且是一切个人的目的和目标，因为它是一切自我意识所思维的自在物。——这个实体又是一切个人和每一个人通过他们的行动而创造出来作为他们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那种普遍业绩或作品，因为它是自为存在，它是自我，它是行动”
。精神之于人是重要的，它是人行动的动力；反过来，通过这种行动，精神的实体又得以丰富。精神的力量体现为人的自信、自强与活力，是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意志相融合的产物。一个人必须要有精神的力量才能生存，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例外。面对“文化大革命”后沙漠般荒凉的文学园地，我们需要在思想上、艺术上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因此我们不得不大量引进外国文学作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以帮助吸收，使其成为我们新的精神力量的储备。
新时期，我们为追求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做出了巨大努力。我们大量引进并研读外国文学作品，从中了解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至于哪些欧美文学作品中明确体现了现代精神，不能一言以蔽之，但在欧美现代派作品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明显的印迹。1982年和1983年，中国曾就现代派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这种讨论使我们在探索现代文学精神的道路上找到了突破口。想要客观地了解现代文学精神，我们就必须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估。提到“价值评估”，总会让人联想到尼采对西方文化价值的批判，尼采对基督教文化的否定使他的价值重估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位伟大的“价值重估”的实践者，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一种价值重估。新时期，我们对西方的一切也处于再认识阶段，也需要对其进行价值重估，但是，这种价值重估是相对于“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对西方全盘否定的极端做法而言的，这种重估和再认识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西方文化重新思考，以帮助我们真正领悟，而不仅仅是像尼采那样对西方现存的社会及文化进行质疑和批判。然而，不管怎样，价值重估必然会引领我们走进一个更加客观的观照视域，这意味着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了向前发展的契机，也为寻找文学的现代精神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