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也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会议决定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中转移出来，开始正视经济建设和现实问题。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变化日益明显，人们思想的转变也在悄然发生。

中国的欧美文学热潮不仅仅由中国的历史环境所决定，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有必要对全球化语境与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关系进行研究。这种关系虽然复杂，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化使欧美文学研究走向动态化。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即时翻译欧美文学作品，并且跟踪欧美文学研究的动向。第二，全球化将欧美文学研究引入文化大视野，带动了比较文学的发展。第三，全球化的文化语境培养了我们用辩证思维来研究问题的能力。在欧美文学研究中，全球化的视角将我们从僵化的决定论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引导我们用辩证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第四，全球化对于欧美文学经典的冲击是巨大的：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观念都被置于比较文化的语境之下；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欧美文学经典遭逢了网络文学和读图时代。

本书要解决的是新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主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欧美文学译介的“井喷”现象？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欧美现代派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反精神污染运动”对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欧美文学研究具有哪些特点？20世纪90年代欧美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俄苏文学研究具有哪些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欧美文学史编撰观念是如何演变的？基督教文化的深入研究对欧美文学中国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社会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对欧美文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促进作用？比较文学学科对外国文学中国化具有什么作用与价值？如何看待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对中国话语建设的作用？新时期以来学术团体日益发展壮大，在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之初，欧美文学翻译出现了“井喷”现象。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转型时期，它就特别需要异质文化的介入。因为文化转型意味着旧有的文化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应该被抛弃，并产生适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而新文化的产生必须借助于与异质文化元素的碰撞和融合。其次，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变，个体生命价值开始受到重视，这改变了中国对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择与研究走向。最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了对欧美文学的译介与阐释。

面对欧美文学的大量涌入这一现象，我们陷入了思考。难道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不能帮助我们应对社会转型的需要吗？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是宝贵的财富，但是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学资源面临着现实困境。第一，从社会环境来看，新时期之初的中国人，特别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大多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陌生的。第二，在这个时期，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文化领域也在拨乱反正，能够直接给我们提供一种参照框架的就是外来文化，特别是欧美的文化资源。

随着欧美文学的大量涌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走向深入发展。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欧美现代派研究热潮？现代派，或称现代主义，是20世纪流行于欧美文坛的一种文艺思潮。走近欧美现代派文学对于中国来说是很不容易的，长期以来我们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担忧使我们在接受它时步履维艰：在前进中后退，又在后退中前进。新时期开始，我国的欧美文学作品翻译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欧美文学的经典作品进行全面译介尤其是大量译介了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欧美现代派文学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中国。欧美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包括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青睐。

中国出现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热潮的现实原因是什么呢？新时期的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文化上的转型。欧美现代派文学展现出对现代社会变化深邃独特的观察能力、对现代社会问题敏锐的思考能力、对人类精神状态深刻的分析能力，这些特点使欧美现代派文学成为我们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精神食粮。

学界前辈在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领域做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新时期，中国在接受欧美现代派文学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性的努力，这些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使我们对欧美现代派文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国学者在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欧美现代派文学进行了客观介绍。第二，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第三，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转向深入。在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成就，也有很多尚待突破的问题，比如关于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的概念问题，我们现阶段基本假定这个概念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随着现代派文学研究的深入，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正在经受挑战。欧美文学作品大量引进，随之而来的是对文学作品研究方法上革新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形式，我们又大量地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形成了西方文学理论热潮。这一热潮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

在新时期，人们开始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批评。另一方面，学界大胆引进了西方文学理论，以期在文学研究中拓宽自己的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现代派文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仅内容是陌生的，形式也是陌生的。当时中国很快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似乎为我们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泼了冷水，使许多研究者对现代派望而却步。这说明我们的文化界对现代派思潮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片面地认为现代派脱离我们的社会现实去空谈人性、人道主义、异化这类问题，实际上，这是对现代派思潮的曲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客观地认识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几个议题：人道主义问题、异化以及文艺商业化问题。

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人道主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在西方进步作家的作品中，最打动中国读者的恐怕就是作家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悲悯之心。而“人道主义”思想往往受到西方作家的政治立场的局限的影响。同时，我们在讨论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时，也受到我国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这就使得“人道主义”的问题变得十分敏感。

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个很敏感的概念，那么“异化”这个概念则更容易引起人们对于“精神污染”的担忧。有学者指出：在探索文学作品的“异化”主题时，人们仅仅诠释作家是如何描绘“异化”现象的，探索“异化”是如何在作品中得以表现的，研究“异化”主题是如何被作家所理解的，并印证这种理解与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对此现象的研究结论是相符合的。

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欧美文学研究的特点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一时期我们的研究成果浩大，内容繁多。若以经典作家为例，便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以莎士比亚研究为例。莎士比亚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研究。首先，我们要研究莎士比亚悲剧的研究力度与研究倾向。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十分重视，研究起步早，成果丰硕。第二，莎士比亚研究呈多元化趋势，而对其批评史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当我们逐渐摆脱了文学社会学的单一化研究视角之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研究就走向了多元化。新时期，从基督教的角度对莎士比亚的阐释研究逐渐兴盛起来。其实，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很深厚的基督教情结。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剧本中的文化因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莎士比亚学术史研究比较滞后。那么，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具体应该在哪里取得突破呢？首先，我们应该在莎士比亚的微观研究方面下大的工夫。微观研究可以是针对一部作品，也可以是针对一部作品中的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因素。我们应该做的是有如解剖麻雀一般的细致工作。在这方面我们的莎士比亚研究是有所欠缺的。其次，莎学研究的另一个突破点在于使莎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的视野结合，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莎学研究领域。

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文学研究有成就，也有问题，如：在选择什么样的文本来研究方面很茫然，出现了跟风跑现象；个别的学者每每分析外国文学作品，必先求之于理论，却不能很好地消化西方文艺理论；欧美文学研究常常以知识介绍代替研究；研究往往缺少中国的风格与气派。造成我们欧美文学研究中的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文化之根的迷失与迷失后的彷徨感，世界观中批判精神与质疑精神的缺失，中国文论的劣势和西方文论的优势使国人产生的不安感。

我们的理论界积极寻找思路来解决问题。“中国话语建设”的提出为我们理论出路指出了目标。“中国话语建设”的提出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现有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文化闯出一条新路来。事实上，自从提出“中国话语建设”这种想法以来，文学研究者已经从各个方面进行努力，以促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再上新台阶，使我们向着构建“中国话语建设”的方向前进。

本书还就欧美文学中国化问题的一些重要侧面进行研究。

自从清末民初引入俄苏文学以来，对其翻译与研究一直是重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是欧美文学热潮的到来；而“文化大革命”以后中苏关系交恶导致俄苏文学研究陷入低谷，再加上苏联的解体，使得俄苏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我们注重挖掘俄苏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并研究这一时期形成的俄苏“白银时代”研究热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欧美文学史编撰观念的演变也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编撰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取决于文学史编撰观念的转变。推动文学史观念产生变化的原因很多，这里，我们重点谈两个原因：一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冲击了欧美文学史的编撰观念；二是全球化的进程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些因素促使我们的文学史观念发生转变。

新时期以来，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基督教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在当代中国重新兴起。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历程大致以200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2000年之前为起步阶段，主要体现为散乱零星的单篇文章；2000年以后为成熟阶段，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进入21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关系成为欧美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社会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对欧美文学研究产生了促进作用。文学社会学在西方文学研究中是一门显学，流派众多，其中各流派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之间的影响、交流和碰撞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就国内而言，我们所说的社会学批评，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十年（1949—1978）间社会学批评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进行的。这一历史时期因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在当时的政策与苏联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学社会学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若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为建立科学的文学社会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批评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状况。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主要集中在文学的社会性问题上，要求文学挣脱庸俗政治论的束缚，摆脱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获得独立品格。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清算庸俗社会学，还将对文学的特质的重视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此外，中国比较文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与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紧密相连。追溯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嬗变，外国文学中国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国特色的形成；外国文学中国化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取得实绩最为丰厚、最为系统的一个领域；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在思维方式、研究视野、研究方法、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等诸多方面为外国文学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新时期与欧美文学中国化相伴的是相关学术团体的涌现。从1979年开始陆续成立各类文学研究会，有“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全国英国文学学会”等，这些团体对推动欧美文学中国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学术团体的宗旨体现出新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鲜明的“中国意识”，即适应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社会现实的需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学术团体的成立体现出新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借鉴意识”；这些学术团体的工作体现出新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问题意识”，即欧美文学译介选择、研究角度嬗变始终与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相关。这些学术团体的组织逐渐成熟，形成了梯队式的结构，而且，这些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活动紧扣时代脉搏，适应国家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