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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共六卷）是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这个项目确立的初衷，在于总结自1840年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百多年间欧美文学进入中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其移植后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今后我们更为自觉地翻译引进、深入研究欧美文学和建设中国的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话语提供理论的自觉。
外来文化中国化，是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对外国文化和文学的借鉴。因此，我们首先要申明，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的立脚点应该是中国文学而非外国文学。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后，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本课题研究的立脚点。“中国化”的核心内涵是外来文学在中国新文化语境下的变异、再造与重建。因此，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的过程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过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借鉴和接受过程，而是欧美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成为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重要因子并与我们的新文化建设相互融合的过程。
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是伴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文化转型发生并发展的。中国的现代价值观也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渗透和传播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作为西方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欧美文学从引进之日起就和中国人对现代化社会的渴望与现代价值观的需求相契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不仅只是欧美文学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文化资源，改造了中国文学的精神和艺术风貌，同时，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改变了外来文化乃至欧美文学在中国的风貌，使其具有了中国特征。因此，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中，欧美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例如，中国学者以其独特的中西世界划分的视角，将欧美视为一个整体，并进一步提出了“欧美文学”这一概念；还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欧美一些经典文本进行了中国式的内容解读、艺术分析。而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这些新的解读，都与中国现代社会的独特发展进程和每个阶段的话语需求息息相关。这就改变了欧美文学作品在其产生地的存在顺序、特定地位、对象关系以及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的价值指向，从而成为适应中国人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的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进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文化语境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所以说，本课题并不是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的比较研究，也不是单纯地研究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在接受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创造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迫使一部分志士仁人意识到，我们自己原有的思想资源解决不了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们引进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革命”“阶级”等观念。这些观念的引入，使得我们较为封闭的文化开始向现代文化转变。此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实践，我们都能不断借鉴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包括西方文学中所传递出来的文化思想观念，来为我们的富国强民服务。可以说，西方文化和欧美文学中的现代意识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总体上是适应中华民族发展，是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实践助力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所谓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也就是外来文学适应中国梦需要的进程，就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同步发展的进程。
总之，研究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就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研究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使命提供有益经验并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
这里先要申明，本课题虽然名称为“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欧美文学”，其实是有特定所指的。我们这里使用的“欧美文学”概念是“西方文学”的同义语。我们知道，在国内学术界，外国文学的组成长期以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欧美文学，主要指的是欧美大陆一些国家的文学，如欧洲的希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挪威等国以及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和民族自古至今所产生的文学。二是俄苏与东欧文学，包括俄罗斯-苏联文学以及东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的文学。三是亚非文学，也即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东方文学”。这种划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已见雏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得到广泛认可。当时很多高等学校开设外国文学课程都分为三部分，即俄苏文学、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当时一些教材的编写，也是这三个部分分别独立编撰。抛开“东方文学”不论，就是西方文学教材，都是分头编写“欧美文学”和“俄苏文学”。欧美文学部分不涉及俄苏文学，俄苏文学需要单独编写教材，单独讲授。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国学术界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即“欧美文学”不包括“俄苏文学”。更有甚者，在当时的情况下把“欧美文学”看成是“资本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文学，而把“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看成是“社会主义思想”所主导的文学。尽管这一区分没有明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中，但其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到了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划分逐渐被国内学者们所抛弃。“西方文学”的概念，合并了原有的“欧美文学”与“俄苏文学”。（在杨周翰等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就将俄苏文学并入了欧洲文学之中；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简编》时，也将第一部标明为“欧美部分”，俄苏文学被放进了这一卷中。）此后，“西方文学”的概念渐渐流行开来，以至于我们今天一说到“西方文学”，就知道其是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欧美各国自古至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总称。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所通用的“西方文学”概念，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首先，我们很难界定“西方”的范畴。在我们现有的教科书中，“西方”主要指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和美洲。因此，欧美文学即为西方文学。这个地理上的定义虽然轮廓较为清晰，但若一细究，似乎又太牵强。应该指出，欧洲和美洲，地域广阔，国家民族众多。其中老牌的欧美国家和那些新兴的欧美国家无论是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道路、生活习惯乃至道德风俗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即使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其社会的差异性、文化的异质性也是极为巨大的。把两者武断地并置，都看成是“西方”，无疑是说不清楚的。其实，从我们现有的外国文学史著作或教材来看，所谓欧美文学，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那些欧美比较发达国家的文学。其次，我们很难说清楚“西方文学”的性质。既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范畴划不清，那么，像某些现代西方学者主张的那样，按地缘政治划分是否可以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当前西方很多政治家和政治学者的眼中，西方是富国或曰发达国家的代名词。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欧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在了物质文明发展的前列，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提出了构成今天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主张。而对那些发展缓慢的欧美国家和民族而言，这些主张根本不能代表他们的文化性质和需求。这样的现实其实导致了欧美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如英、法、德、美等）开始以傲慢的态度来审视那些发展较慢的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这样，“西方”其实只等于是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称谓（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用“西方文学”来指代整个欧美文学的原因）。再者，从近百年来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进程来看，引进的主流还是欧美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学。例如欧洲主要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以及英、法、德、俄、西班牙等，美洲在很长的时期内主要是美国的文学作品。而大量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或涉及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即使在今天，这些发达欧美国家的文学仍然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其实，我们所说的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主要还是这些发达国家（包括俄罗斯-苏联）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
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本课题研究时，觉得还是用“欧美文学”的概念更符合百年来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实际。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欧美文学”是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一些西方国家文学的特指。换言之，是指欧美那些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一些国家的文学现象。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是和“西方文学‘中国化’进程”的概念相一致的。
我们在此还要申明的是：由于本课题是“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重点在于我们是以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的视角，来解说中国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设进程以及欧美文学在中国新的思想观念建设中的作用。所以，它的重点不在于谈论欧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规律（因为这方面已经有很多高水平的著作发表），也不是要进行欧美文学在中国的纯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考察（这方面也有大量的大部头的专著问世），我们要做的是以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的视角，来揭示百年来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的进程以及它对构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所起的作用乃至经验教训。由于我们近百年来的新文化建设是在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建的结果，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谈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时候，必然注重其中所包含的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也决定了这一进程具有文学交流融合意义上的普遍性。因此，我们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基本规律的研究。
在我们看来，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主要创新之处或者说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创新点在于对“中国化”问题的理解。一是对“中国化”概念本身的认识更加深入。我们认为，“中国化”这一概念中的“化”的本质是扬弃意义上的“融化”；而“中国”则是指近百年来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思想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中国”。“中国化”作为一个特指的概念，其基本内涵包括：（1）任何外来文化被引进到中国来，都必须与现代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它既服务于独特的中国国情的需要，又不断创造了新的中国文化形态。例如，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在服务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百多年来的社会发展实际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形态，创造出了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国情。作为具体领域的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化也是如此。一方面它适应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也为创造现当代中国文化的新形态贡献了新的文化因子，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2）“中国化”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指导下的发展进程。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欧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发生的。可以说，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是在其社会内部孕育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几次工业革命的推动。正是这些国家内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从而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和救亡图存的特定条件下展开的。由于百年前我们的生产力落后，我国还很难在传统社会结构内部和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现代文化。因此，这样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借助外来的先进文化来改造国民，创造出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从而改造我们的旧文化，就是唯一的途径了。加之外来文化纷繁驳杂，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历史的选择。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这一思想逐渐中国化的进程中，成为引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在今天走向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也是“中国化”的核心之意和必有之义。（3）“中国化”必须要在自己强大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外来文化进入中国，说到底是我们要在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改造、补充乃至创新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取代或者割裂我们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想用外来文化取代或者割裂中国文化的，都不是“中国化”的真正含义。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一脉相传，今天的文化仍然处在传统的链条中。近现代以来，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传统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保有具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学养并精通外来文化的卓越学者。他们怀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意识，坚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审美理想，代代耕耘，薪火相传，把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创造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国化”，又是在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基础上，让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本课题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对“中国化”概念的这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百多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
二是我们尽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文化领域的中国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我们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指导思想上的中国化，是总纲，总的规定，那么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化，则属于具体领域的范畴。就是说，我们既强调指导思想的中国化，也要强调具体领域的中国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文学“中国化”这一概念无疑是成立的。这正如我们经常说到“规律”这个概念。我们知道，“规律”包含着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一个社会的发展要首先遵循普遍规律，普遍规律是根本性的规定，它规定一切具体事物发展的基本走向与方式。但不同事物的发展同时也有其特殊规律。我们既不能忽视普遍规律而只重视特殊规律，同样，也不能只重视特殊规律而忽视一般（普遍）规律。只有二者的辩证统一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进程。在“中国化”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坚持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辩证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化不能不受普遍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必须要认识外国文学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是坚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价值，而忽视文学艺术等具体领域中国化的实际，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总之，“中国化”是一个体系，其中既包含着指导思想的中国化，又包含着具体学科领域的中国化，不同层面的中国化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
基于对“中国化”问题的上述理解，我们发现，百年来我们在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引进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中国化”理解。“中国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以来引进外来文化的专有概念或特指名词。
第二个创新点在于，我们是在对中国百年来革命与建设发展的特定理解的基础上，来考察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特点的。我们认为，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七十多年是仁人志士提出“中国社会应该走什么路才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时代之问形成的历史时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人民开始科学地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回答“如何走”的问题上，开始阶段（即“五四”运动前后）也是争论不休的，各种不同的党派和立场相左的文化派别都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使人们看到了“三座大山”沉重压迫的现实，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之路成为当时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就是当时的人们看到，若人民不能解放、民族不能独立，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民主”“民权民生”都不过是空洞的口号，都是走不通的道路。换言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首先要走“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之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样，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尤其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28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地主阶级、军阀等反动势力，战胜了日本法西斯强盗，赶跑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以说，这一步，我们走得非常精彩，也极为成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是第一步走和第二步走的交替阶段，即我们过去常说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如果说前一个时期（1919—1949）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那么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间，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继续完成推翻旧世界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革命任务，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二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叠加，就形成了这三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并重的局面。为此，我们既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延续时期，也可以将其看成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前导阶段。
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第二步走，是要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即当我们“站起来”后，还要“富起来”。如前所述，这一步应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已经开始了，但明确提出将其作为主要任务则是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是中国社会伟大转折的标志，也是我们进入第二步走的标志。如前所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我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初步完成了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向现代工业化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转变，并建立起我国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但这三十年毕竟是个过渡阶段。一方面，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需要，为了清除旧思想、旧文化的需要，革命还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建设也是重要的任务。按一般逻辑，随着政权的不断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们应该逐渐减少革命的比重而加大建设的比重。但由于当时一些实际情况，只有到了1978年，建设任务才开始凸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从此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走向了现代化征程的“富起来”阶段。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也正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社会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国家行列。到了2009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极大增强。可以说，这一步，我们也走得极为精彩。正是这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使得中国人民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开始“富起来”了。
2009年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第三步走的开始。换言之，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起点，中国现代化建设“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开启了。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也可以说，“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民主、强国、富民的理想，只有在今天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
正是在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重新阐释了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具体流程和经验教训，并对很多问题做出了新的解说。因此，本课题不单单局限在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领域，其中还包含着对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重大政治文化问题的反思，如为什么在“五四”运动前后会出现大规模的欧美文学翻译引进热潮、如何处理好文学反映生活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关系等。我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现象中所隐含着的很多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本质性的东西。而本课题正是从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再认识的角度，对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说。
第三个创新点在于，本课题抛开了以往同类著作那种偏重于欧美文学的翻译、引进和研究的学术史写作方式，强调欧美文学引进与近现代中国的先进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关系、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在本课题研究中，我们不仅关注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更关注从欧美文学进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资源主要组成部分的角度，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来审视外来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进一步说，我们撰写的这套著作，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总结近百年来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从而探讨欧美文化与文学与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近年来，国内的外国文学界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著作。仅近十年，就相继出版了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申丹、王邦维总主编的6卷本《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陈建华主编的12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6年出版）等非常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或以年代顺序为经，以不同国别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为纬，或从体裁类型乃至语言分类为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做了细致的梳理。应该说，这些大部头著作基本上都属于“学术史”的范畴。我们在汲取这些优秀著作成功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力图进行价值取向和研究侧重上的创新。为此，我们制定了偏重于“思想史”和“交流史”的写作原则，即我们要在百年来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为依据，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流变，考察总结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艰难进程、时代贡献、经验教训乃至今后发展趋势，从而为今后中国文学话语的建设做出我们的努力。为此，本书采用了新的结构方式，即回答问题的方式来写作。我们一共梳理了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五十多个较为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深度的理论解说。我们不仅想要告诉读者，这百年来发生了什么，出现了哪些重大的事件和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些事件背后的成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其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这就突破了很多同类著作就文学谈文学，就现象谈现象的不足。
既然定位于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是把欧美文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完整、不断发展变化、各种要素合力作用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来把握，努力揭示近代以来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我们认为，既然我们谈的是欧美文学中国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把欧美文学中国化看作是欧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而应把它看成是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阶段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作为指导思想的确立、文艺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形成，各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文学社团（组织）以及报纸杂志的创办、教材编写、高校教学等多个领域和多个方面相关联的重要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方位、动态研究欧美文学中国化问题的尝试。之所以这样书写，是因为我们认为，欧美文学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动态中生成的。这个“动”，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另外一方面，既然欧美文学中国化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那其中必然会有一个起核心或主导作用的力量。我们认为，这个核心的力量要素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欧美文学引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和新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之前，就有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社会，追求真理，追求富国强兵之道，通过文化与文学的引进，发出了“中国应该走什么样道路”的历史之问。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又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依据不断发展中的国情，逐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把外来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造就了中华民族新的文化辉煌。
本项目成果，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新看法和新见解。例如，如何理解“世界文学时代”与“世界文学”关系的问题；如何看待欧美文学进入中国后的“误读”问题；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后特定时期出现的“黄（灰）皮书”现象；如何估价历次政治运动对欧美文学“中国化”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以及在今天如何构建欧美文学的“中国话语”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阐述中，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形势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做出了新的解说。例如，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认为，面对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制度、新文化的艰巨任务，必须进行全社会的改造旧思想、旧观念和旧文化工作。所以，提出“改造”的问题，是没有错的，也是必需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社会的一个阶层，因其掌握知识和文化的特殊性，接受改造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肯定这些运动的历史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出现的错误：一是当时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的人）都需要改造，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了“只有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并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发展到后来甚至把知识分子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二是把特定时期的“政治改造”“立场改造”发展到了绝对化的程度，成为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唯一任务，从而忽略了对知识分子观念更新、方法创新等学术领域的改造。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看问题才更为科学和妥当。再如，“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泛滥，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这场运动给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更加深入认识社会复杂性以及深思文学真正价值所在的机缘（尽管其代价是巨大的，损害是严重的）。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井喷式爆发的欧美文学被引入文坛的现象以及对外国文学理解的加深，又不能不说是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创新，在外来文化和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的背景下，结合欧美文学在“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尝试对一些重大问题和看法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新阐释。
“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全部成果共包括六卷。其各卷所包括的大体内容如下。
第一卷 为“理论卷”。这一卷主要是对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所涉及的理论性与全局性的重要问题，进行集中的理论意义上的解说。比如“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欧美文学‘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化’的概念有哪些内涵和特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思想）与欧美文学‘中国化’（具体领域）的联系与区别？”“欧美文学能够被‘中国化’的要素是什么？”“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主要经验与遗憾有哪些？”这一卷可以说是全书的总纲部分。
从第二卷开始，我们基本上按照历史演进的大致进程，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欧美文学“中国化”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解说。
第二卷 的时间范围大约从1840年起到1919年前后，这是欧美文化与文学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这一卷的核心词是“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换言之，在这一卷中，主要围绕着“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这个历史之问的形成，揭示欧美文学进入中国过程中最初的曲折经历和发展历程，并总结了当时欧美文学翻译和介绍的成败得失。
第三卷 所涉及的时间段是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卷的核心词是“站起来”，即围绕着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选择，揭示欧美文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本卷着重指出这段时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自由解放而艰苦奋斗的时期，也是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走向自觉的阶段。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形成以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里程碑价值。总的来说，这是欧美文学中国化从自发的追求到自觉探索的形成时期。
第四卷 主要反映1949年至1979年前后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基本情况。这一卷的核心词是“革命”和“建设”，即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两大历史任务的叠加阶段。这段时期既是外国文学进入中国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受“左”的思潮干涉影响，欧美文学“中国化”遭遇严重挫折的时期。其中涉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外国文学翻译引进、研究和推广的成就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界“沉寂”的状况。这个时期也可以看成欧美文学中国化全面探索并遭受重大挫折的时期。
第五卷 是1979年到2015年这一阶段。此卷的核心词是“富起来”和“强起来”。这个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我国建设发展的主要任务。此时也是外国文学中国化大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说，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到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段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进入健康发展和全面深化的阶段。这一卷主要是对这一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总结。
第六卷 是编年索引。这一卷主要把与欧美文学中国化相关的主要事件和成果以年表的形式列出，目的是为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一个大致的历史发展线索，以弥补本套书史学线索的不足，同时也为这个课题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资料索引。
总的来说，这六卷本书稿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各卷又相对独立。我们期望，通过这种结构方式，对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大致进程有个清晰的把握，同时对每个阶段所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史论结合的深度解说。
“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是2011年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的。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的领导下，在吉林省社科规划办的指导下，尤其是在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的全力帮助下，我们课题组进行了紧张而周密的研究工作。在项目立项后，课题组于2012年3月18日在北京进行了开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元迈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外国文学研究所韩耀成研究员，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王一川教授、申丹教授、张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等出席了开题报告会。来自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连大学及我校的项目组成员参加了开题报告会。会上，项目主持人刘建军教授就该项目的研究背景、学理构成、编写设想、编写原则、具体分工和工作日程等情况做了全面介绍。专家组肯定了项目组已有的研究基础和总体设计，并对以问题为导向、紧扣标志性事件、抓住主要话语、寻求重大问题给予回答和阐释的研究思路，给予了充分认可。专家们还围绕欧美文学进入中国历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2012年4月、2013年6月以及2014年4月，课题组相继举行了3次项目研讨会。会上，课题组成员针对当时研究中遇到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第一，要抓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形态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如何创造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学”这一立脚点不放松，要明确研究对象是中国化的外国文学而不是原初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第二，要紧紧抓住课题的核心思想和基本脉络不放松。课题写作的基本脉络就是要依据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来撰写，要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要突出欧美文学中国化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建设之间的联系。第三，要把总结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和建立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话语”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目的是适应今天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要为建设欧美文学的“中国话语”服务。第四，课题组还明确要紧紧抓住以问题为导向的写作体例不放松；要围绕时代的主题、紧扣标志性事件、抓住主要话语，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大问题给予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对一些重大的文化事件和外国文学进入中国出现的问题，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实事求是地加以科学地辨析。
正是在这些基本写作原则的指导下，2015年和2016年，课题组进入了艰难而又富有成效的写作阶段。其中对“中国化”概念内涵的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欧美文学（即具体领域）中国化关系的辨析，对翻译、研究、评论等问题在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价值以及对建设欧美文学的“中国话语”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随时的研讨。同样，对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一些特定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欧美文学中国化出现的问题等，都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讨论。可以说，这个课题研究写作的过程，也是我们课题组成员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认识水平的过程，更是不断深化对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
可以说，书稿的写作过程非常艰难，但也充满了研究的乐趣。现在所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六部书稿，几乎都经过了几度成稿又几度被推翻重写的反复过程，其中有些卷写了五六稿之多。尽管如此，有些部分我们还是不太满意，需要在今后更加深化自己的认识。
本课题研究过程的参与人员众多。其中除了各卷的主要执笔人员如刘建军（东北师范大学）、袁先来（东北师范大学）、王钢（吉林师范大学）、高红梅（长春师范大学）、周桂君（东北师范大学）、王萍（吉林大学）、刘研（东北师范大学）、刘悦（东北师范大学）、刘一羽（东北师范大学）、邵一平（东北师范大学）、刘春芳（山东工商学院）、郭晓霞（浙江师范大学）、张连桥（江苏师范大学）等人之外，参与研究指导和讨论的人就更多了。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元迈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和前所长黄宝生研究员以及韩耀成研究员，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申丹教授、张冰教授，浙江大学吴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吉林大学刘中树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曾艳兵教授，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苏晖教授，大连大学杨丽娟教授等，在不同的场合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荣誉教授朱寰先生、文学院的王确教授、高玉秋教授、刘研教授、王春雨教授、张树武教授、徐强副教授、韩晓芹副教授、裴丹莹副教授、王绍辉副教授以及我的博士研究生米睿、魏琳娜等，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自己的智慧。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的王占仁处长、白冰副处长、关丰富副处长以及宋强同志等，对我们课题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各种帮助。吉林省社科规划办的毕秀梅主任等也时刻关注着项目的进展，并给予了很多工作上的具体指导。可以说，这部书稿是集体智慧聚合的产物。而众多学者的支持和期望，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在这里，我代表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全部书稿完成后，我们还邀请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国内其他几所高校的几位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通读书稿。对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永远心怀感激之情。
2016年10月，在该项目结项以后，我们又对全部六卷书稿进行了新一轮完善，并结合新的形势要求对其中的一些提法和观点进行了斟酌与修改。
写好一部以思想性见长的学术研究著作，尤其是像这样一部跨度百余年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尤其是不同的欧美国家文学之间在引进过程中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和改造的复杂关系的著作，研究者不仅需要具有本学科深厚的学养、专业知识的储备，还要具有开阔的社会历史发展眼光、正确的指导思想以及科学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方面我们都有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在书稿出版之际，忐忑不安可能是每个课题组成员最真实心态的反映。我们期望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
刘建军
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