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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精神污染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反对一切向钱看，反对文艺作品的商业化倾向。邓小平指出：“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文艺商品化的倾向已经初露端倪。应该如何认识文艺商品化的倾向呢？其实，文艺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商品化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产品，像其他产品一样，也必须通过流通等环节才能体现其价值。当文学作品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可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使它不再被束之高阁。艺术作品商品化之后，更能够刺激人们去理解、欣赏和享受艺术作品，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的思想含量和艺术含量的作品；反过来，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也能给作家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从而为他们营造更好的创作条件，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但同时也要看到，文学家的工作是无法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他们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不过，艺术作品如果能够成功地进入市场，经受住市场的检验，这却不是坏事，因为通过这种检验，艺术家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与这个时代的关系，认识到一个作家的使命。所以说，商品化是好是坏，并不在于商品化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商品化，以及如何利用商品化来提升我们的精神产品的质量。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的出版业也转向了企业化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作为出版单位，出版社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考虑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的好坏取决于出版社所生产的精神产品是否受欢迎。这些精神产品能否最终赢得市场，是出版社能否获得经济利润的关键。也就是说，艺术产品的商品化使艺术产品同时具有了商业价值和审美价值，如何处理好商业价值和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一切向钱看”，指的就是单纯追求艺术产品商业价值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西学热潮，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了解西方文化艺术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家急功近利，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大量引进外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却忽视了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还有一些出版单位盲目追求利润，在翻译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很多被粗制滥造、翻译或者重译并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和外国名著系列作品充斥着图书市场，这影响了人们对外国文学精品的了解。新时期，中国特别注意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作品。应该说，绝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作品的翻译质量是很高的，但也有部分出版社过分追求经济效益，一旦得知哪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立即组织人力，将其单部作品分为几个部分进行翻译，最后再粗糙地整合。这样做，翻译的周期被极大地缩短了，但是翻译的质量也随之大打折扣。对于这种现象，冯骥才先生批评说，这是糟蹋了精品。的确，世界一流的文学经典作品凝聚着作家的智慧和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度思考，作品中所涉及的文化内涵、艺术风格、作家思想倾向等都是我们在翻译作品时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而译者风格的一致性、译者对作品和作者的熟悉程度等因素都直接关系到译作的质量，而这些因素不可能在速成的译作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多人合作翻译的情况下，译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各不相同，翻译风格各不相同，这势必影响译作的整体质量。从长远来看，这种糟蹋精品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读者一旦接触到译作糟糕的质量，他们也许就不再对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感兴趣，所以对经济效益的过分追求最终只能是摧毁人们对于经典的喜爱。更有甚者，一些二、三流的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出版，这些东西确实会带来“精神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反对文艺作品商业化是正确的，这一指导思想及时地纠正了不分良莠引进外国文学作品的现象，对推动欧美文学的引进、翻译和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价值与其审美价值是成正比的。实践表明，只有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品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体现出其长效的价值，所以，一部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文学作品通常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商业价值和审美价值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完全可以在艺术作品中共存。新时期以来，欧美文学的经典作品以及由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广为流传，这对广大人民群众走近经典，熟悉经典起到巨大的作用，也为我们向西方学习、解放思想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邓小平还指出：
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
确实，同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文化产品一样，西方的文化产品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如果不加限制，听任它们统统涌入中国，在中国的大地上横冲直撞，最终，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正在成长的青年，将会受到西方文化中糟粕的污染，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将遭受不利的影响。然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只有敞开胸怀，努力学习，我们的国家才能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西方文化要学习，西方文化产品要引进，同时，我们也反对不加区别地引进西方文化，而强调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
应该如何批判性地引进和介绍西方文化呢？邓小平指示说：
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整整十年的与世隔绝，加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歪曲理解，使得国人备受摧残，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在新时期之初急切地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对外国文学的翻译，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出现了热潮。大范围开展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一方面让外国文学引进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作品选择上的粗心大意，泥沙俱下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求清除精神污染，批判性地吸收、引进健康的文化产品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事实上，“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后，大量的欧美文学经典作品被翻译过来，对西方现代派的认识也从启蒙走向深入。
当时在大量引进欧美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同时，我们对于欧美现代派文学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及其思想根源的理解明显地落后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现代派文学中所描写的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渗透到中国社会中来。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现代派文学的本意，有多少是我们理解过程中产生的歧义，没有办法统计，但像这样对于现代派文学半生不熟地理解，生搬硬套地将现代派文学中所描写的种种现象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号入座，全然不考虑欧美作家在表现这类社会问题时所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这种接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思想混乱。欧美现代派文学究竟是否有利于我们的社会和人民，这成了当时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我国文化界对欧美现代派文学抱着矛盾的态度，既渴望走近它、了解它、认识它，又担心掌握不好接收现代派文学的尺度。另外，在文学领域，长期占据中国文学市场的欧美文学作品多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对于欧美现代派文学中表现出的大胆思想和抛弃传统的创新性艺术手段，人们一时间难免会出现不适应的现象。然而，尽管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对文学的冲击，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心有余悸，对英美现代派文学怀有种种心理戒备，尽管欧美现代派文学标新立异的思想和创作手段令我们颇感不适，但是，引进欧美现代派文学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欧美文学研究者们也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探索怎样才能既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同时又避免外来文学中那些糟粕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1985年8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该书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提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鉴别外国文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科学地评价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对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反映了人民利益的作家作品，我们要肯定，要继承；对那些宣传没落思想的作品，我们要对其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从而清除其消极影响。序言中写道：
当然，历史主义的评价和革命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对过去的优秀作品，作出肯定性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对它们就可以不加分析地继承，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原因，它们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又由于历史条件的变迁，其中某些进步的东西到今天可能已经失去其积极意义，甚至可能走向了它的反面。因此，我们必须对事物进行全面的考查而不能偏废。另外，历史的评价和美学的评价也应当兼顾。我们要重视那些思想上健康，艺术上有成就的优秀作品；同时，对于那些思想倾向不明显，甚至有某些错误，而艺术上有独创性、有可取之处的作品，也应当作出恰当的科学的评价。
这些言论响应了“反精神污染”的号召，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外国文学作品，并将文学作品是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区分进步作品和反动作品的分水岭。
在上面的这段引文中，作者将“历史主义的评价”和“革命的批判精神”画了等号，这说明作者不赞同以意识形态主导文学的单一化、简单化的外国文学批评模式。在这里，“革命的批判精神”被具体地加以分析，所谓“革命的批判精神”，指的就是在对待外国文学作品时，我们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对这些作品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并给予科学的评价。作者还特别指出，对于思想倾向模糊，但是艺术上有独创性、有可取之处的作品也要给予恰当的、科学的评价。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提法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这部文学史出版于1985年，那是新时期之初，人们的思想刚刚走向开放，面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文学作品，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政治思想上，我们都无法立刻理清自己的思路，确定一种基本的接受外国文学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肩负着“反对精神污染”的重大任务，我们既不能对外国文学作品中不符合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一概抛弃，也不能囫囵吞枣地接受外国文学带给我们的一切东西。这段文字用“革命的批判精神”来概括性地阐发我们对待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具体内涵，因此可以说，在当时那种历史情况下，这段文字是具有指导意义的。通过外国文学工作者的探索和研究，“反精神污染运动”成了一次让我们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外国文学的机遇，这为以后欧美文学在中国出现热潮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