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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个很敏感的概念，那么“异化”这个概念则更容易引起人们对于“精神污染”的担忧。有学者指出：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见之于报刊的就有600余篇讨论文章，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他们把旧社会的各种残余和影响造成的不良现象，以及人们认识上出现的偏差，都笼统地归之为“社会主义异化”。这种观点集中地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存在异化，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化；第二，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劳动的异化，而且这种劳动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第三，认为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第四，用克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当前的改革，认为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异化”的理论。
在这里，“异化”这个概念被赋予很强的政治性色彩，文章批判了关于“社会主义异化”的论调。我们所理解的“异化”基本是一个负面的、含有贬义的词汇。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出现动摇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现。不过，改革开放已经让人们学会了独立思考，人们开始从哲学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探索“异化”这个概念。这样，经历了“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思想逐渐成熟，不但没有让“异化”成为令人谈虎色变的概念，反而使其在各个知识领域的含义被充分挖掘出来。
关于“异化”这个概念的渊源，还有学者指出：
异化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整体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通过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社会关系、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异化概念最初是由黑格尔在哲学上加以发挥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最初明确论述异化问题的三位思想家，他们的解释构成了当代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关于异化的一切讨论的出发点。
“异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任何一位严肃的文学家都不能不关心“异化”问题，但文学对“异化”问题的关心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不同。文学主要是通过研究人面临“异化”时所产生的情感危机、信仰危机、生存危机来对“异化”问题进行探索的。人类要想实现人性的完整，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就必须要消除“异化”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异化感。这种“异化”应该如何表现，又应该如何得到解决，这正是文学家们孜孜不倦探索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现代派作家都在寻求以最好的艺术形式来表达现代社会中的异化感。我们只要简单看看欧美文学中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就可以发现作家们是如何用艺术来探索“异化”问题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垮掉的一代”文学流派。这派作家讨厌工业文明，以放纵、颓废的方式来反抗社会，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这种情绪充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黑色幽默”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文学流派，这派作家热衷于表现人世的荒诞性、混乱状态和神秘状态，热衷于用喜剧的方式处理悲剧的内容。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根本无法找到道德的坐标，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现代派文学宣传了不健康的思想则是很狭隘的。
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在欧美文学的现代派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表现，与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大相径庭的现代派艺术技巧为“异化”主题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无论是“异化”的主题，还是现代派的文学技巧，对于中国的文化语境而言都是陌生的。因此，我们在对欧美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欧美文学的接受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误解。在中国的学术界，一些学者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描写生活的荒诞性、空虚感、乏味感感到担忧，如陈嘉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述西方文学界推崇备至的剧作《等待戈多》时，他写道：
《等待戈多》之所以在西方文学界得到很高评价，无非是由于作者在表现手法上标新立异，更因为他在剧中把受苦受难的流浪者与奴隶描绘成为愚蠢低能而又驯服的人物形象，这些正好符合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要求。我们在研究、评论介绍这类作品时决不能跟着国外评论家的调门吹嘘，把这样一部有着明显消极（倾向的）作品看成是伟大的艺术珍品。尽管我们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为了知己知彼，应当了解和评介各种类型的西方文学作品，但在了解和介绍这些消极颓废的作品时，我们必须从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作出恰当的分析和批判，以防止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对于我国文艺界以及广大读者产生精神污染。
当时，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长期以来，我们把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描写社会生活、体现作家积极入世态度、宣传道德信念等因素看成是好的文学必备的要素。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英国文学史书都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分成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不过，即使我们不为文学贴上明显的道德标签，我们习惯性的做法仍然是从作品中去寻找我们心目中的思想道德原则，这种思想道德原则从广义上来概括，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真善美。凡是不符合表达真善美思想主题的作品，就很有可能被指责为消极的、思想不健康的作品。正是这种思维定式，使我们在初遇现代派文学时感到强烈的不适应，以至于将现代派文学中描写的“异化”现象当成了“精神污染”的元素。
西方现代派作品通常不会表达明确的道德主题，而是倾向于用创新的艺术形式来抒写人类的生存状态，并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并不与现存的任何一种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画等号。这样，从现代派文学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很容易看到的明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现代派作品的艺术技巧是全新的，思想是朦胧不清的，而且有些作品思想表达含混，道德倾向不确定，这些都会使我们对这些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产生怀疑。不过，随着对欧美文学作品引进力度的加大，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已经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
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范大灿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异化·对象化·人道主义——卢卡契的异化论》中把异化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他在文中写道：
异化作为人道主义的对立面，实际上是人们以人道主义理想为参照在现实中，在人的实际存在中所发现的与这一理想相对立的东西。因此，人们之所以对异化现象如此敏感，以致要在理论上探讨它，或用艺术手段描述它，那是因为人们心中怀着人道主义理想，或者受人道主义传统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在明确的意识之中，还是在潜意识之中。试想，如果不是按照原来的理想（人应当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们怎么会认为资本主义的分工是对人的肢解呢？如果不是把享有自由看作是人的基本要求，人们怎么会感到人在异化了的现实中处处受束缚呢？如果不是认定人是世界的主体，人们怎么会面对由人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而觉得人变成了受操纵的客体呢？如果不是设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和谐一致的，人们又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社会把个人看成异己，个人把社会当作与自己敌对的力量呢？另外，像在文学作品中所写的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生活无意义、个性丧失、无能为力等等，也都是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道主义理想与异化了的现实相对照而产生的主观感觉。很难设想，在一个根本就没有人道主义传统的国家，会有人觉得异化是一个值得倍加重视的现象；同样也很难设想，一个与人道主义思想毫不沾边的人，会关注异化问题，所以，美国学者福伊尔科希特在《异化：从过去到未来》一文中说得对：“我们模糊地感觉到和描绘为现代异化的东西，显然开始于18世纪中期。它产生的前提是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观念或人的理想；每个个人都代表整个人类，他本身就是目的，有资格享受自由的和有尊严的生活。”
这也就是说，人道主义理想是所有异化理想的前提。不论是马克思的或卢卡契的异化论，还是存在主义的或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异化论，也不论是对异化的理论表述，还是对异化的艺术描写，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人道主义。
把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看成是对“异化”问题进行思考的前提，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它有助于我们纠正对欧美现代文学的一些误解。一部作品究竟是否健康，评价它的准绳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真善美。正如范大灿先生所说，一个与人道主义思想不沾边的人是不会关注“异化”问题的。的确，一个作家关注和描写人的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是因为他心中有人道主义思想这样一个坐标，他是按照这样一个坐标来思考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努力找寻答案的。
概括起来讲，我国欧美文学研究中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成效。一方面，是对“异化”的概念进行了探索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对“异化”产生了一种含糊的、负面的印象。经历了“反精神污染运动”，人们对“异化”现象的研究更加深入了，“异化”现象被公认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人们不再害怕“异化”这个概念，不再躲避作品中对“异化”的表现，不再将“异化”放在单纯而狭隘的政治语境中来思考，“异化”主题成了人们探索欧美文学作品时的热门话题，对其研究层出不穷，逐步深入。关于异化文学的研究，因为“异化”与现代派文学的密切关系而获得了话语权。另一方面，对“异化”主题的探索也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人们对文学中“异化”主题的研究更加深入而细致，也更能从文化和哲学的深度去看待“异化”问题。其实，我们对于人道主义思想的认识、对于“异化”问题的认识正是遵循了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教导。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们对于“异化”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对卡夫卡的研究就很能说明问题。早在1966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和《审判》，当然，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的。新时期到来，卡夫卡在中国的命运随之改变。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比较全面、系统评介卡夫卡的文章。卡夫卡显然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新时期的研究者认识到，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衡量卡夫卡的创作，卡夫卡对社会现实的揭示是深刻的，他用独特的创作手法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新时期之初，我们已经认识了卡夫卡作品中所表现的那部分社会现实，但是，我们还没能立即用“异化”这个词来描述卡夫卡作品的重要主题。
关注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主题，这应该说是卡夫卡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进展，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字眼来概括性地描述卡夫卡所写的社会现实。对“异化”主题进行探索，表明我们已经摆脱了将现实主义奉为唯一经典的做法，走上了解放思想、研究实际问题的学术之路。但是，对于文学中“异化”主题的研究也不容乐观，因为重复性、表面性的研究多，而开拓性、突破性的研究比较欠缺。只要清理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不难看出，我们对于文学中“异化”主题的认识基本没有超出哲学上对“异化”概念的阐释，对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中“异化”主题的相关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种种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变成了虫，然而，作为虫子的格里高尔，仍然保持着人的意识。他在无名的恐惧中挣扎着，被孤独缠绕着，最终他变形了，分裂了，直到死去。卡夫卡用想象描绘了被“异化”的人的样子。人遭到压迫，被整个社会所压迫，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压迫，在重重排挤中，人不能像人那样过上自由的生活，只能像虫子一样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这种“异化”是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之间形成的不均衡、不协调的关系。回顾我们的研究，我们对卡夫卡的理解并没有超出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卡夫卡的《变形记》成了我们解释“异化”的一个宝典，这主要是因为《变形记》形象地表现了“异化”，把一个复杂的概念用简单的图示表达出来，而这种以形象来表达抽象概念的思维方式正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庄子哲学中，很多抽象的哲学原理也是用形象的寓言故事来表达的。卡夫卡关于人变成虫的故事也是一个寓言，作者用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来诠释“异化”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成功地为抽象的概念赋予形象的符号，而这种做法很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在探索文学作品的“异化”主题时，仅仅诠释作家是如何描绘“异化”现象的，探索“异化”是如何在作品中得以表现的，研究“异化”主题是如何被作家所理解，并印证这种理解与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对此现象的研究结论相符合，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该探索：作家在书写“异化”现象的时候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哲学家、社会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异同？“异化”现象是否对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现代文学思潮与“异化”现象的关系体现在哪里？不同的作家在表现“异化”主题时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们的思想有哪些创新，又存在哪些局限？“异化”这个概念，如果不仅仅将其当作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是不是也可以用其来概括近现代以来文学领域中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正像在社会领域出现“异化”一样，在文学领域，各种稀奇古怪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流派也纷纷登场，可不可以认为，这些现象也是文学领域所出现的“异化”呢？以此类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是否也存在“异化”现象呢？例如，文学研究理论的作用原本是帮助我们使研究走向深入，而在当今外国文学研究理论热的驱动下，让我们被现成的理论牵着走，外国文学研究变成在理论的泥淖里打滚，这种现象是不是文学研究“异化”的表现呢？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