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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
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
实际上，“人道主义”确实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一直以来热切讨论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以后，一时间，许多外国文学研究者感到顾虑重重，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针对精神污染问题，陈嘉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指出，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学问、一切事物。他说：
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上来，其规律是一样的。但由于其应用的范围主要是人类社会，与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中多方面的情况都有联系，因而有很大的复杂性，而外国文学领域又由于其联系到外国的各方面情况，从而增加了我们研究中的困难。……因而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在这点上我们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与欣赏。但对于这些同我国国情以及风俗习惯迥然不同之处，我们必须深透地了解，才能在研究外国文学时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进行分析，否则就会用我们的思想感情来判断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及其思想感情。
陈嘉先生认为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把外国文学作品放在其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认识不同文化语境下人道主义概念的具体内涵，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思想不仅不利于外国文学研究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反精神污染”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深入了解西方思想的热情。在对人道主义、异化等欧美文学中常见思想的研究中，人们一方面将思想还原回语境，参照欧美文学产生地的文化状况来解读和阐释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又从多种角度而不是单一角度来解释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主题，这样，就为我们真正实现对文学作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照找到了切实可行的路径。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人道主义思想还仅仅具有初步的认识，对这种思想充满恐惧和不信任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已经消除了恐惧和不安，可以以更客观、更坦然的态度面对人道主义。这表明我们的信念坚定了，不再担心外来的“精神糟粕”腐蚀我们的灵魂，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人们精神世界发生巨变的结果，也是欧美文学研究走向客观化、深入化、具体化的标志。“反精神污染运动”使我们重新思考人道主义这个概念，使其再次成为哲学、文学、社会学家热衷探讨的学术焦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许多关于人道主义思想的翻译著作问世。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部西方哲学重要著作在中国的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人道主义概念内涵的正确理解。汤永宽在这部译著的序言中指出：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研究工作者正通观世界，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事业中奋进，他们希望看到有计划有系统地认真翻译介绍这位著作浩瀚的哲学家、文学家的原著的出版，以期全面了解和研究这位在西方经常“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杰出人物的思想体系，从而予以马克思主义的恰如其分的评判。
这篇写于1987年4月的序言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反精神污染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策略。对于西方的东西，首先要进行全面的了解，然后再对其进行评判，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后，有大量的翻译作品进入中国，这说明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欧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已经形成了势不可挡之势，同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对欧美国家的价值观念开始认真对待。
当时对于国外理论家、思想家著作的译介使我们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国外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另一部关于人道主义的哲学译著《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于1991年9月出版。在该书中，作者埃里希·弗洛姆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的目标在于发挥人的各种潜能。（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不是从观念和意识中演绎出来的，而是具有生理和心理特性的人；现实中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而是生活在某一背景中的人。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进行生产。
弗洛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道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这加深了我们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阐释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的不同声音和不同观念，启发我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科学的而非僵化的理论。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封闭僵化的理论，而是建立在对其产生之前的哲学与文学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吸收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也必须注意从过去和当代的哲学与文化理论中吸收营养，才可以永远保持它的活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脚踏实地地解决好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1993年9月，章韶华的四卷本著作《人类的第二次宣言：自然——人道主义导论》出版了，书中提出要把人道主义当成一种元概念。所谓“元概念”，指的是“同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动一样，只有从自己的本性出发，以自己的本性为参照系、以实现自己的本性为目的时，才是唯一不会违反人类本性的”
。因此，作者提出：“显然，这种元概念，乍一看，似乎是与其他总观念最一般意义上的相同性或相似性，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类本性’的反应，也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最一般本质的反映。”
从元概念角度出发来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表明作者从人的存在、人的本质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来研究问题的理论勇气和魄力。这种对人道主义的认识是从最广阔、最基本的视角对人的存在问题进行的思考，思考人道主义问题的这种新视角体现了新时期在人们的观念领域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反精神污染运动”之后，在欧美文学研究中，我们对人道主义思想的探索更加深入了。经历了“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洗礼，我们不再对人道主义一词谈虎色变。文学研究中，对“人道主义”思想主题方面的探索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了，特别是对狄更斯、雨果、哈代、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作品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数量众多。
文学的人道主义研究，其侧重点在于探索文学中表达的道德意识、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善对恶的胜利，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呼唤人性回归思想的余韵。“文化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概念是从属于“阶级论”的，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概念才由“阶级论”转化为“人性论”。这种转化的意义在于，我们将“人道主义”从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并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的问题来重新认知并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我们是通过体验人的本质、想象人超越特定意识形态之上的思想自由来体验人道主义的，这是新时期初期我们在认识领域的一种显著进步。然而，在摆脱了意识形态重负之后，“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又被缚于“道德意识”的战车之上。有的学者指出：
我们至今没有把人道主义价值观摆到应有的位置上，在我国的道德体系中不见人道主义的身影，既非家庭美德，又非职业道德，也非社会公德，其实它是一切道德的起点，是起码的道德原则。人道主义道德原则，不过是承认每一个人的平等地位，自己是人，他人是人，人人平等。其实，一切道德原则都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没有人人平等的人道主义意识，还谈得上什么家庭之爱、朋友之谊、社会公正以及对社会、国家、人类之爱呢？
将“人道主义”看作道德原则，将人道主义与尊重人、爱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新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研究倾向，因为这是人们反思“文化大革命”、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的必然选择，这里蕴含着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尊重人、尊重生命是合乎道德的，不尊重人、不尊重生命则是不道德的。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步入新时期的最初阶段，这种认识是我们在反思“文化大革命”后做出的正确选择。
特定的文化语境使我们对人道主义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伦理道德的层面，所以我们倾向于将人道主义思想与道德意识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绝不仅仅是道德意识层面的人道主义思想，它是建基于西方文化土壤之上的，现代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丰富多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绝不仅仅与道德意识等同。比如萨特就称自己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如果我们把存在主义和具有存在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看成是不宣扬正能量、不弘扬正气的作品，那么，就会人为地把这些作品中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忧虑看成是作家不关注社会道德的表现，这样的理解就会走向片面，就会认为萨特根本不是人道主义作家，就会将萨特和很多现代派优秀作家的思想财富打入冷宫。其实，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恰恰表现为作家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深度思考，在于作家对人类空虚的生存状态的忧虑和对传统思想荡然无存的感叹。作家之所以写人类生存状态的这种空虚感，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而这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虽然也承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对很多具有存在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进行的研究中，更多地去关注这些作品中表达的存在主义式的困境，比如空虚感、焦虑感、荒诞性等，而对这些作品中蕴涵的另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我们的研究却并不深入。
其实，中国对于人道主义思想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范畴，它更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沈国经的《昨日的人道主义与今日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一文，文中将《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与“四人帮”进行直接对照。文章写得激情澎湃，与其说是一篇学术文章，不如说是文学研究者对那个束缚思想的历史时期的控诉。
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很深的渊源。虽然西方人道主义是在中世纪以后作为基督教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强调以人为中心，而不再以神为中心，但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思想内涵与基督教的思想内涵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基督教关于人类友爱的核心思想也始终是人道主义最本质的要求。此外，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与古希腊文化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道主义探索了人的德行、善、肉体与灵魂的关系等问题，可以说，古希腊文明的出发点是人，古希腊文明关注的是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幸福——这也同样是西方人道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通过探索西方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与中国的人道主义相比，二者的思想内涵是有很大差别的。同是人道主义概念，放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其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离开欧美文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离开它所生长的宗教文化土壤，单纯地去看待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就很容易陷入理解的误区。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阐释欧美文学作品具有重大的意义。
受基督教博爱精神和希腊文化关注现世人生幸福等思想的影响，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人的爱，很多伟大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宣扬“爱”，对一切人的爱，对所有同胞的爱。这种爱给予人，也给予动物，给予上帝创造的一切生灵。这种爱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附加的因素，也不需要任何报答。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小说《悲惨世界》中就刻画了这样一位充满爱的主教的形象。小说中，主人公苦役犯冉·阿让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入狱，又因为企图越狱而被延长了监禁时间，在监狱里待了19年之后终于刑满释放了。出狱之后，冉·阿让到处遭人白眼，找不到工作，整天忍饥挨饿，所以他再无法相信人性中的善，发誓一定要向社会复仇。这时，一位名叫米里哀的主教感化了他。这天夜里，又累又饿、走投无路的冉·阿让来到了教堂，主教米里哀像接待贵宾一样接待了他。他拿出教堂中唯一的一套银餐具，让冉·阿让使用，但是冉·阿让却恩将仇报，偷走了银餐具。当冉·阿让被警察押解回教堂时，出于对冉·阿让的怜悯，主教米里哀对警察说这套银餐具是他送给冉·阿让的，这使得冉·阿让免去了牢狱之灾。原本已经不再相信人性善良的冉·阿让深受感动和震撼，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教美好的心意和善良的品德拯救了冉·阿让的灵魂，冉·阿让从此行善积德，由一个苦役犯变成了一个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后来，他化名马德兰，经商致富，造福一方，成为市长。有一次，思想保守的警官沙威抓到了一个相貌酷似冉·阿让的人，沙威以为这个人就是当年逃走的冉·阿让，决定把他带回监狱服刑。为了拯救这个工人，冉·阿让不惜放弃自己现有的地位和名声，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才是沙威要抓的那个冉·阿让。小说中所宣扬的爱、仁慈和善良都与作家雨果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在小说中，人道主义思想和上帝爱人的思想已经合二为一。
其实，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爱。古今中外的作家中，不乏悲天悯人之士，我国唐代诗人杜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深陷困顿之中，却时时关注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痛苦场景。诗人自己仕途坎坷，不名一文，家中“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但在这种极端贫困中，他也能胸怀天下，一心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诗人看来，只要普天下的人都能得到幸福，“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像诗人杜甫这样具有普爱众生情怀的作家，更容易让我们将其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无独有偶，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也对普通民众充满爱心，写过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歌，因此，我们更容易理解、接受华兹华斯，把他看作一个关心社会生活、关爱他人的作家，也就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比如他曾写过《阿丽斯·费尔》一诗，记述了朋友亲身亲历的一件事情：有一个贫苦的小女孩，名叫阿丽斯·费尔，是一个孤儿。一天，小女孩唯一一件破旧的斗篷卷在车轮里被撕成了碎片，小女孩因此伤心地哭泣。“安慰和劝说全都没有用，/她坐在那里，抽泣不休，/看来，这可怜孩子的悲痛/永远永远也没有尽头。”
“这孩子哭得越来越悲切，/全为了那件稀烂的斗篷！”
在诗中，弄碎的只是一件普通的斗篷，而且原本已经破旧不堪，这在富人家的孩子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然而，对于穷苦的小女孩阿丽斯·费尔来说，这事却让她着实伤心，因为这是她唯一的斗篷。于是，诗中的主人公为小女孩买了一件簇新的斗篷。接过新斗篷，“她变得那样高兴，/阿丽斯·费尔，幼小的遗孤！”
小女孩的世界是冰冷的，因为她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而那件新斗篷不仅带给小女孩身体的温暖，也带给她一个爱的世界。在《阿丽斯·费尔》一诗中，华兹华斯赞美了慈悲的力量。对于这个悲惨的世界，诗人的认识是深刻的，但他不怒不怨，而是用一个诗人的方式给冰冷的世界送去一份温情，为那饥渴的心灵洒上滴滴甘霖，这确实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然而，诗人的诗难道不能唤醒人们心中那奉献爱心的渴望吗？在我们看来，诗人这种关爱他人的慈悲情怀就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但是，人道主义的内涵也不仅仅像关爱他人那样简单，而是包括很多其他因素。比如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济慈诗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主要不是体现为仁慈、善良、宽恕这样的品质，而是体现为对现世人生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因为济慈深受希腊文化影响。我们很容易把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看成人道主义者，因为华兹华斯同情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的疾苦；而对于与华兹华斯同时代的诗人济慈，我们却很难把他与人道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因为济慈主要关注心灵的欢乐。然而，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爱人、爱生命的人，才会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充实与快乐。诗人济慈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很难把济慈那些以美为载体，赞美生活、赞美生命的作品看成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说明我们对于欧美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想观念的探索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像萨特那样在作品中表现异化、书写人类的生存困境，这也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关于人道主义的全新的理念，需要时间一点点地消化理解。
“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后，人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经过探索，人们普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人学，马克思主义涉及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人的存在问题，是人如何超越异化、人性如何回归的问题。这种哲学上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对欧美文学研究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认识到，必须摆脱庸俗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因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学，那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学研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其目标应该指向人类的幸福、人类对异化的超越。我们认识到，在文学研究中，绝对不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所谓的阶级性来代替人性，为文学作品加上政治性的标签。正是“反精神污染运动”使我们从理论上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人道主义的对立面，这对于消除文学研究的、阶级论论调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