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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影响逐渐减弱。一方面，学者开始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另一方面，学界大胆引进了西方文学理论，以期在文学研究中拓宽自己的思路。在此期间，对文学欣赏的重视再次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不过，这方面取得的一点成绩很快被铺天盖地的理论热潮所湮没。
新时期出现的西方文艺理论热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大量出版介绍西方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并将这些著作作为大学教材或者主要教学参考书来使用。在这些著作中，最流行的是由伍蟸甫、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中、下卷）。此书1986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到1996年5月的十年间，已经印刷三次。该书涵盖了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当代很多著名文学批评家的学术著作，是一本汇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精华的巨幅著作。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了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该书侧重介绍当代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对初学者来说是一部很好的启蒙教材。此外，也有针对某种理论进行专门介绍的图书，如《结构主义神话学》（叶舒宪编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是专门就一种文学理论进行详细阐释的文学理论书籍。西方文艺理论热潮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大量的西方文学理论名著被翻译过来，比如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本雅明的《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巴赫金的《巴赫金集》（张杰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以及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等。文艺理论热潮的第三个方面是一些西方文艺理论的原版著作在中国出版，其数量众多，这里不一一赘述。
西方文艺理论热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已将文学研究推到了死胡同，那种以政治需要为指导的文学研究再也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同时，十年“文化大革命”又使我们疏远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加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都是用深奥的古文来阐述，这也使得一大批文学批评者望而却步。在面对欧美文学时，如何去认识它、批评它，我们显得束手无策，此时，我们最急需的就是某种理论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艺理论成了我们最得力的助手。但是，在使用西方文艺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僵化地套用某种理论去批评某一部著作，这种文学批评思路之后发展成了大学文学研究生教学中的基本思路。
在我们的欧美文学研究中，西方文艺理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其思维方式是建构中国式批评话语可借鉴的工具。西方文艺理论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概念明确，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诗学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多是重感悟，轻系统，重直觉，轻理性，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学者也不例外。而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更加关注文学研究领域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西方文艺理论也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这些负面作用渐渐浮出水面。
西方文艺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滥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走向狭隘，遭遇了难以突破的“瓶颈”，研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其实，在“五四”时期，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就有过一些介绍，但在那个时期，学者们对待西方文艺理论的态度是比较冷静的。鲁迅先生就曾批评那些滥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还是对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
在鲁迅先生看来，那些用真实情感来感受文艺作品，并且对文学的发展前途热情关注的批评家，虽然批评的言论有失偏颇，有点不合时宜，但他们的初衷还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而对于另外一些批评家，那些抱着西方文艺理论如获至宝的批评家，鲁迅先生则给予了严厉的指责。这些人生搬硬套地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拿来，在文坛上践踏，其实是在滥用批评的权力。进入新时期，西方文学理论被大量引入中国时，鲁迅先生所指责的这种文学批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正如鲁迅先生所预见，指望单单依靠西方文艺理论来进行西方文学批评，其前景是不容乐观的。不久，批评者们也发现了文学研究中的“瓶颈”现象。所谓“瓶颈”现象，指的就是文学研究到了难以突破的关口，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转圈圈，无法走出困境。“瓶颈”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无法把西方文学批评的话语纳入我们的文化语境中，这样，我们总是要运用人家的理论来阐释人家的文学，跟在西方文学批评后面跑。虽然我们跑得很卖力，但仍然比人家慢半拍，这样，“失语症”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了。我们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失语”，恰恰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又无法真正抓住西方文化的根，这样，我们就没有了出路，没有发出声音的可能了。
由于僵化地强调文学研究中理论工具的应用，也使得文学研究出现了宏大叙事的倾向。宏大叙事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叙述，宏大叙事隐含着某种世界观的神化、权威化和合法化。宏大叙事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设想，它假定世界会沿着某种模式或者结构发展，这种假定与丰富多变的现实生活有相当大的出入。宏大叙事还常常使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难以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宏大叙事的文学批评走向也是西方文艺学理论热潮带来的一个负面作用。宏大叙事会使文学研究不注重文本细节，忽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在理论与概念上纠缠不清，造成文学研究空洞、抽象和言之无物。我们已经认识到盲目学习西方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要重新找回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根。
当代欧美文学研究逐渐跟上了国外学界的步伐。全球化催生了信息革命，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我们对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速度可直逼作品出版的速度。比如21世纪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莱辛、奈保尔等几位作家，我们对他们作品的翻译速度非常快，非常及时，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对欧美文学的研究，文学翻译的提速使我们可以紧跟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作品创作于当代，作品的内容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气息，承载着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同时，又展现了作家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索。即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带来的强烈的时代感有助于使这些作品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但这种时代感也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些译介的作品是崭新的，它必然要求更具有原创精神的批评家来对它们做出评价。开放时代使得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更为明显，跨学科研究成了欧美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科技的进步、网络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翻译工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大量的欧美文学作品被迅速翻译过来，欧美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也与欧美文学作品被同步译出，这是不可小瞧的译介现象。欧美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派文学作品与欧美现代哲学思想的关系如鱼之于水。哲学著作与文学著作的同步译介，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欧美文学解读的深度。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开展也离不开我们对多种学科的知识体系的了解与掌握，因此，也可以说，信息化时代也为培养学贯中西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当前全球化将欧美文学研究引入文化大视野，也带动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全球化为世界各国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带来了契机，也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和文化共享。一方面，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共通性必然使人类文化的内容表现出共性；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显著差异。全球化把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并置于同一个世界大舞台，把那些与我们国家社会制度相同或不同的国家的文化同时带到我们面前。面对全球化的这种趋势，欧美文学研究不由自主地转向文化研究。2006年6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学术研讨会，会上探讨了文学与政治、宗教、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与会代表还探索了如何将东方文化视角融入外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新思想、新思维的出现是与全球化的背景分不开的。正是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比较意识和鉴别意识，我们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世界氛围中生存，我们的欧美文学研究中也浸透着这样的文化质素。
全球化对于欧美文学经典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全球化世界中，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观念都被置于比较的文化语境下。全球化让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泛，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越来越深广的影响，各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会在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共存，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都会走向多元化。人们的审美触须向异质文化伸展，因为人们需要借助异质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全球化为我们这样的诉求提供了可能。随着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深入，我们发现：在不同国家，被认定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各不相同。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经典，经典是否具有被世界各国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共性？为什么许多作品在我们国家属于经典名著，在欧美国家却属于不被广泛认可的作品？其实，当我们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上了质疑经典的道路，走上了对多元价值观的探索之路。
艾略特给“经典”下过定义，他认为：
假如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词，它能最充分地表现我所说的“经典”的含义，那就是成熟。我将对下面两种经典作品加以区别：其一是普遍的经典作品，例如维吉尔的作品，其二是那种相对于本国语言中其他文学而言的经典作品，或者是按照某一特定时期的人生观而言的经典作品。
在艾略特对经典所做的分类中，前者是普遍意义上的经典，后者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经典。全球化的文化语境给普遍意义的经典以更大的生存空间，因为其普遍性使其更能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同时，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也使艾略特所说的第二类经典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挑战。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变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经典在另一历史时期未必是经典，这是时间的挑战。同理，一个国家的经典，放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放在其他国家的文化语境下，则未必是经典，这是空间的挑战。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为“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这个题目寓意丰富，它标志着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由静态转向动态。静态研究通常以文本为基础，对作品中表现的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加以宣扬称赞，很多“红色经典”就是在这种静态研究的背景下诞生的。而对外国文学经典生成和传播的研究，则是通过对经典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综合考虑经典文本生成过程中的诸多因素，把经典放在历史的天平上来衡量其价值。这种研究的成果最终将能够区分哪些是艾略特所说的“普遍的经典作品”，哪些是“按照某一特定时期的人生观而言的经典作品”。
中国学术界对外国文学经典的理解正经历着另外一种考验。我们还面临着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考验，曹顺庆先生将这种普遍主义价值观概括为自由主义价值观。他指出：
在西化即为现代化的时代，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被视为一种普遍主义价值。世界文化秩序的建构是以这种普遍主义的信仰为基础的。这种信仰认为：自由主义可以提供一个价值中立的基础，让所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交往和共存，在自由主义价值观被相信并被理解为就是“普遍价值”的时代，人们以自由主义来确立世界交往和共存的原则，并“无差别的”评判世界文化关系。
当将衡量经典的标准置于比较文化语境下加以考察时，我们就已经在认识文学经典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我们还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从以前的“意识形态决定论”走向“普遍价值决定论”，这两个极端是我们研究欧美文学经典时必须避免的。全球化时代为我们认识经典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帮助我们走出狭小的认识空间，但同时，也使我们更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当成普遍性的价值观念，这些是我们在认识欧美文学经典时要注意避免的。
总之，新时期对欧美文学的翻译、引入与消化模式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欧美文学热潮的出现得益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它使国人在了解他人的基础上认识了自己。开放让形形色色的欧美思想走进中国。对于这些西洋的舶来品，我们起初只是觉得新鲜。在全民学外语，特别是学习英语热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以好奇的眼光窥视这个他们已经与之隔绝了几十年的西方世界。我们以前由于政治原因而避开的欧美文化和思想，现在被我们大量地引入，这迫使我们在接受欧美文学的过程中重新定位自己的立足点。一方面，我们固有的文学批评模式被打破，对欧美文学开始由意识形态关怀转为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这种转变使我们在接受欧美文学作品的时候能够以包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作品，用变通性的思维来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另一方面，我们对欧美文学艺术性的理解与分析方面，也打破了艺术的禁区。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十分推崇，以至于使它成为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改革开放后，我们才以客观的态度来理解和接受欧美文学中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欧美文学的引进使国人在理解欧美文学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加强烈的创新思维。这种创新思维的产生一方面得益于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学者为重建中国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所做的努力。虽然在我们的创新思维中还存在种种问题，比如对西方文学理论依赖过多，缺乏强有力的、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创新理念等，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我们的思维结构已经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