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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在接受欧美现代派文学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性的努力，这些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使我们对欧美现代派文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国学者在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欧美现代派文学进行了客观介绍。针对“反精神污染”这一观点的提出，学界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上、下）。该书前言中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是在文艺战线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批评和抵制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文艺移植到我国来的倾向。但实际上，该书不仅实现了“反精神污染”这一目标，它的作用还远远超出了预期。
从结构上看，这本书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部分以比较系统、侧重于以知识梳理的方式介绍了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各个流派及其特点；第二部分是国内文艺创作界和理论界就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其中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评；第三部分收录了一些国外文艺理论家关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作家的评论文章。从内容上看，与其说该书批评了欧美现代派文学，不如说它介绍了这种文学，让普通读者了解了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知识。该书在客观介绍欧美现代派文学相关知识的同时，也介绍了欧美人自己对现代派文学的阐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欧美现代派文学批评让我们从侧面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领域的功用。所以，虽然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批评欧美现代派文学，其结果却是向我们介绍了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常识，消除了我们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顾虑，并进一步激发了我们探索和研究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热情。
第二，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有欧美学者对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时间上的区分，指出：
从有关欧洲民族文学，如对德法文学的普遍认识来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不仅被理解为不同的类别，而且属于不同的阶段。根据这样的描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达到了顶峰，而现代主义则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在二十世纪前二十五年达到鼎盛。
袁可嘉先生对现代派文学采取了更加细致的分期方式。他将现代主义文学的起止日期定为1890—1950年，即大致从法国象征派宣言发表（1886）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将1950年后兴起的新的文学派别划归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以期与“正统的”现代主义相区别。其实，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在思想上是连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出现的许多东西都是现代主义文学中业已存在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和彰显。但是，对其进行时间上的划分，这种分期方式有助于我们理清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发展线索，形成理解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清晰思路。
袁可嘉先生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1993）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现代派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这对我们认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益的。所谓危机意识不仅包括经济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等等，更根本的是在人类四个基本关系方面——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产生的脱节和扭曲；所谓变革意识是指在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剧烈变化”
。袁先生还认为，现代派文学在艺术方法上有重大的开拓与创新，超越了一切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段，增强了艺术表现的力度。袁先生关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论述为以后的现代派文学研究提供了三方面的启示：一是令我们思索现代派与西方文化语境的关系，这使我们对现代派的研究深入到它所产生的哲学背景与历史背景中；二是令我们关注现代派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思索，这引导我们从广阔的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现代派文学；三是令我们更热衷于研究现代派表现技巧在作品中的应用及其得失。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如象征手法、时空蒙太奇、内心独白、自由诗体、意识流技巧、荒诞等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超越了传统文学的表现形式。通过研究这些技巧，我们对欧美现代派文学从技术到内容有了更加细致的观照与理解。后来的学者在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中基本都是沿着这三个方向进一步发展，发表了大量文章，分析了很多文本，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一流派的理解和认识。
第三，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转向深入。李维屏先生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1998）是我们谈及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时不可不提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系统地阐述了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该书第一章介绍了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涉及西方哲学思潮的熏染作用、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多元化倾向、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以及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等问题。第二章论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和艺术特征，具体研究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学的题材与形式等问题，该章最后一节“英美现代文学鸟瞰”从整体上归纳了英美现代派文学的状况。该书其余各章分别介绍了英美现代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迷惘的一代”的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实验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等，结尾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演变与历史价值进行了评估。从该书的结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观照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视角非常客观。作者一方面从哲学背景、心理学背景切入，追根溯源。这可以使读者在理解文学作品时多了解一些文本产地的文化语境，避免望文生义的情形；也可以使读者在观照英美现代派文学作品时采取更加科学的态度，进行客观的分析。作者另一方面从艺术角度进行分析，这有助于我们明确欧美现代派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的区别。该书的一大特色在于：在对各个作家进行评述的时候，能够将哲学思潮、文学影响、艺术技巧等三方面内容融为一体，立体地展现英美现代派作家的风貌，既客观又深入地揭示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质。另外，该书最后一章还对现代主义文学演进的历史价值进行了展望，这又为我们动态地看待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其实，新时期伊始，我们就逐渐能够跟得上现代派文学的前进步伐了。回顾中国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接受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到接下来的客观认识，再到后来的深入评价，最终到能够把握其动态的前进步伐——这期间的变化是显著的。取得这些变化，我们用了大约20年时间。
现代派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介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接受。
随着我们对狄金森、燕卜荪、理查兹、罗素（包括其旅行及作品）、伍尔夫、狄更斯、乔伊斯等作家在构建中国现代主义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探索的深入，我们发现，在中国探索并构建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通过东西比较而进行的跨文化研究是卓有成效的。
这里提到的一些作家都是在中国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比如狄更斯的小说——主要倾向于现实主义，但即使在其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也蕴藏着现代派文学的某些基因。中国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学习绝不仅仅是从公认的现代派文学代表作品那里学习，也包括从现实主义和其他一些流派的文学作品中学习。比如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小说《荒凉山庄》就运用了双人称叙事、象征手法、悬疑手法等，这些手法后来在现代派文学中开花结果。跨文化研究方式的介入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消化和理解现代派文学，比如对伍尔夫所做的比较研究就不仅包括对伍尔夫与莱辛、波伏娃等人的比较，还包括伍尔夫与张爱玲的比较研究。不过，截至目前，我们对现代派作家进行的比较研究不是过多，而是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不是量的不足，而是质的问题。
在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成就，也有很多尚待突破的问题，比如关于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的概念问题，我们现阶段基本假定这个概念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随着现代派文学研究的深入，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正在经受挑战。“有的学者质疑仅仅根据‘现代主义’的美学实践给出的、偏重学术性的‘现代主义’的狭义定义，建议对这一阶段进行重新定义，将原本没有收录进‘现代主义’文学史的文本加进来。”
之所以有必要重新定义“现代主义”，其原因就在于现代派文学中有一些原本被普遍接受的理论，随着学界研究的进展而逐渐受到质疑。比如新历史主义研究、文化研究力求挖掘文学文本之间、文学与其他文化文本之间的联系，这种研究会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文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在掌握了新的信息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固守对“现代主义”所做的一些现成的、普遍接受的描述，而将不断为这一概念增添新意。概念的调整也意味着现代主义包括的文本范围会扩大。目前，国外的研究不仅涉及“现代主义”的概念问题，而且也在思考“现代主义”的困境问题，有学者指出：“现代主义研究的困境就在于经验式的历史研究、概念性定义和理论性争论的交织纵横，盘根错节。”
然而，对于中国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者来说，研究“现代主义”的困境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一些研究层面的问题必须到了特定的阶段才有可能提到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