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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更意味着文化上的转型。欧美现代派文学展现出对现代社会变化深邃独特的观察能力、对现代社会问题敏锐的思考能力、对人类精神状态深刻的分析能力，这些特点使欧美现代派文学成为我们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精神食粮。
欧美现代派文学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们离现代化还很远，而欧美现代派文学源于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其所反映的现代生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尚有差距，其所展示的现代思想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相去甚远。可以说，欧美现代派文学以超越我们所生活时代的发展速度提前进入我们的视野，引发我们对未来中国的前景进行设想与展望。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人的精神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关于这一切，欧美现代派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体验到现代化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虽然我们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有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中国的发展滞后，我们还不太关注破坏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灾难，没有充分料想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可能造成的精神空虚；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物欲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生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其实，这些问题在欧美现代派文学中早已留下印迹。因此，可以说了解欧美现代派文学是中国新时期文化进步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并事先预测可能出现的社会性问题的需要。
实际上，我们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热情由来已久，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五四”以来，由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我们引进了世界各国大量的反抗压迫主题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俄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满足了人们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满足了人们求解放、求自由的精神追求。这些作品虽然具有比较明确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但并没有仅仅被当作道德说教的工具。人们对于这类作品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喜爱出于个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对人性本身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作品中表现出的价值观念的认同。这些作品大体上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人们可以体会到其中所描写的人性、个体的人、人的挣扎和思索。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先生对欧美作家的一些评论就可以略知一二。鲁迅先生要用手中的笔救治民众，他以笔为刃，剖开了藏在人性最深层的污垢。欧美现代派文学也是要写人，不过，它写的方式不同，它爱用变形、陌生化的方式来描写世界。“五四”时期，我们更乐于接受欧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因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从现代派富于技巧性的艺术表达中寻找我们所需要的营养。不过，“五四”时期也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时期，欧美现代派文学所表达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与那个时代并不矛盾。欧美现代派文学没有在那个时代形成翻译和研究的高潮，问题并不在于现代派本身，而在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生活贫困，受教育程度低，这为理解欧美现代派文学造成了障碍。加上中国小说向来注重故事情节，小说欣赏也多停留在欣赏故事情节的水平，所以不以情节取胜、侧重心理写实的欧美现代派文学很难在中国流行起来。
有研究者指出：“早在20世纪初，席卷中国的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创作开始积极采用各种非中国文学的新形式。”
这里所说的“非中国文学的新形式”，其中就包括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艺术形式。“五四”时期虽然对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进行了介绍，但总的来说，我们对它的认识并不深刻。在“五四”时期，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创作手法、现代派文学形式是作为新的先进方法被介绍和模仿的；现代派对于自我的寻求、对于内心世界的探索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是合拍的。当时中国的一些作家明显受到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开始创作中国的具有现代派色彩的诗歌。在引入中国的欧美现代流派中，象征派最被看好。被称为象征派诗人的李金发就受到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影响，开始创作“怪异”的诗歌。另一位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的诗则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性和象征派的技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其代表作《雨巷》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却托以具有中国古典美元素的内容。不过，戴望舒的有些诗写得也很西化，比如《致萤火》这首诗就是这样。诗中写道：“萤火，萤火，/你来照我。//照我，照这沾露的草，/照这泥土，照到你老。//我躺在这里，让一颗芽/穿过我的躯体，我的心，/长成树，开花；//让一片青色的藓苔，/那么轻，那么轻/把我全身遮盖，//像一双小手纤纤，/当往日我在昼眠，/把一条薄被/在我身上轻披。//我躺在这里/咀嚼着太阳的香味；/在什么别的天地，/云雀在青空中高飞。//萤火，萤火/给一缕细细的光线——/够担得起记忆，够把沉哀来吞咽！”这首诗让人想到艾略特的诗《清晨在窗边》：“地下厨房中的餐具哗啦作响/沿着街边踩出的脚印，/我意识到女佣们发潮的灵魂/在大门口沮丧地发芽了。”这两首诗的主要意象都是“种子发芽”。发芽的植物在身体里生长，或在灵魂里生长，这种意象极其新奇，但却适于表达诗人的情绪。无从考证戴望舒的《致萤火》是否受到艾略特《清晨在窗边》一诗的影响，但是，这两首诗表达的意境虽不相同，构思却很相似，都含有现代诗那种超现实性的描写、离奇的联想、对于个人体验扭曲式的表达、对事物不合常规的表述，都体现了现代诗情感表达程度的强烈、意识流动的随意以及印象式的夸张变形。在鲁迅先生的《野草》中也可以发现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手法的运用。然而，中国的新文学并没有沿着现代派道路走下去，作家们在尝试了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之后，又纷纷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究其原因，中国传统观念中所固有的“文以载道”思想培养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不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还沉浸在对个人与自我的探求中，而是更多地将笔触伸向现实社会。不过，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现代派的手法也时有运用，以增强艺术效果。可以说，欧美现代派已经将它的流光碎影投射到中国大地上，只是它不像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那样昂首阔步于金光大道，而是如一股强劲的潜流，深埋在冻土层中，只等冰澌溶泄，春暖花开，便来一次真正的一泻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对欧美文学的引进局限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且引进的主要是俄苏文学作品和其他与我们关系友好的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选择上的“一边倒”倾向阻碍了我们对欧美文学的全面了解。同时，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阐释方面，我们又倾向于用单一化的政治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俄苏等国的“红色经典”也被禁止，欧美现代派文学则成为一个禁区，成为神秘之地。然而，越是受到禁止的东西，越是让人渴望了解。其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欧美现代派作品被译成汉语，目的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我们批判使用，但是，这些内部发行的书实际上却被很多文学爱好者传抄，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在新时期涌现的年轻一代作家中，许多人都看过这些书，并深深地被这些书所打动。诗人北岛提及他读到过一套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这套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自己把《人·岁月·生活》这本书读了很多遍，它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那个世界和他们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距太远了。现在看来，爱伦堡的这本书并没那么好，但对于一个在漆黑的暗夜独自摸索的年轻人来说，这套书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航，给予他梦想的力量。有北岛这样经历的年轻作家还有很多，他们正是在了解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过程中，逐渐走上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欧美现代派文学就如同一个令我们恐惧又神往、隐藏着无数秘密的古代宫殿一样，巍然屹立。对于当时那些文学爱好者来说，传抄这些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来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就如同借着一线天光，对那神秘宫殿进行窥视，殿中的盛况引人入胜，令人遐想。因为不能清楚地看到宫殿中的一切，创造者便发挥自己的想象来创造自己的作品，这样的作品里是不会拒绝现代派元素的，也不会拒绝任何让创造者感觉新鲜的东西。
新时期以来，全球化浪潮也为我们带来了欧美的精神产品。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化不仅为我们带来了麦当劳、肯德基，更以势不可挡之势带来了欧美文化，因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在文化领域也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在我国，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外国电影热、外国流行音乐热、外国语言热等，这些从侧面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欧美现代派文学提供了参照。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到世界的大舞台上，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是做政治上的决策、经济上的决策，还是文化上的决策，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是全球化语境。人类相互依存的程度更强，要求共同发展的呼声更高。就欧美现代派文学来讲，它在欧美文化舞台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它是我们走进欧美文化就不能错过的风景。在此情形下，我们对欧美文学现代派作品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就不仅仅是引进外来文化、丰富本土文化的过程，更是重新定位我们自己的文化、并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步骤。
新时期是一个释放心灵能量的特殊历史时期。进入新时期，中国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全世界，认识到自己生产力的落后，中国人自然想向发达的西方学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解放了国人的思想，激发了人们对以前所不了解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探索热情。人们想要探索曾被我们抛弃并大加指责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庐山真面目。新时期，我国学界出现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热情，这不仅是对“五四”时期欧美现代派文学热潮的延续，更是一次对欧美现代派文学全方位、大规模的引入。
新时期出现对欧美现代派文学译介研究的热潮，其原因还在于：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有特殊的需要，欧美现代派的文学精神与中国新时期的文化精神是契合的。李维屏先生指出：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同“浪漫主义”一样具有十分广泛而又极其复杂的含义。今天，它不仅用于讨论20世纪在西方文坛崛起的诸多文学流派和五花八门的违世绝俗、标新立异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泛指从整体上表现传统与未来对立关系的各种新颖的艺术形式：如雕塑中的结构主义、绘画中的立方主义和音乐中的无调主义等等。就此而言，现代主义是涵盖各种激进的反传统的艺术流派和思潮，集各种现代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整体概念和综合体。它是本世纪上半叶风行于西方各国的一种无形的社会风格，一种普遍的、抽象的且又高度自觉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不受任何传统标准和固有模式的束缚，而是按照自己独特的美学原则来反映现代思想和现代经验。他使艺术家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使他们有机会超越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挺进。
现代派是与反传统精神相伴而生的，或者说，现代派在它孕育的过程中，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带有强烈的叛逆性，而这种叛逆性正是中国新时期的社会现实所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新时期出现欧美现代派文学热潮，正是因为中国文学家、艺术家捕捉到了现代派那具有反叛传统、超越传统的激进、活跃、叛逆的气息，从现代派精神中找到了解放心灵的钥匙，正是因为现代派以其大胆的思维满足了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对创新的渴望。欧美现代派文学对新奇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大胆尝试，这种尝试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技巧问题，它更体现了艺术家思想上求新的欲望，以及对独特的个人体验进行探索的愿望。
目前，不仅外国文学研究者积极投身于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还有另一股力量也加入其中，这就是中国现代作家，他们也作为评论者参与了关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改革开放为文学艺术领域带来了勃勃生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而向欧美现代派作家学习创作手法、了解他们的创作思想，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作家徐迟，他和现代派文学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徐迟就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现代派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排斥令徐迟非常痛心；新时期到来，徐迟热情地迎接现代派的到来，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喜悦心情，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指出，现代派文艺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存在，我们应当研究它。
《等待戈多》是一部在中国产生持久性影响的现代派文学作品。针对《等待戈多》，我们不仅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许多中国作家对这部戏剧的创作手法进行模仿，写出了一些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作品，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部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力。通过《等待戈多》这部作品，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荒诞派文学和欧美现代派文学五花八门的创作手法，并将其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创作中。新时期，我们对于欧美现代派文学情有独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文学在远离欧美文学独自发展了几十年后，断弦再续，舞步重整，对现代派文学有种天然的饥渴；另一方面，欧美现代派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入的哲学思考，为我们解开了许多在认识人性、认识历史方面产生的困惑。所以，欧美现代派文学热潮成为新时期欧美文学热潮中最高的一股巨浪。
《等待戈多》实际上是以形象的方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写出了人的苦闷心态，《等待戈多》在众多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大受中国文化界和普通读者的推崇。改革开放后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在戈多的痛苦等待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己所体验过的痛苦、焦虑、无助和绝望。戈多感受到的价值失落、目标茫然正是许多中国人的精神写照，而这种认同感在我们理解像《等待戈多》这样的荒诞文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等待戈多》以荒诞形式揭示了现代欧美社会中人们面临的生存危机，但这种危机却不仅仅局限于欧美社会，而是具有普遍性，中国读者也能从这部作品中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认识到中国人自身的问题。
此外，《等待戈多》中对焦虑感的表现很适度，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焦虑感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有学者指出：
现代社会中的人所具有的两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均造成心理危机：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导致人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而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失落，以及关于人生有限、死后万事空的新意识则铸成了自我意识的沦丧。后现代艺术的冲动原是想超越这些苦恼：超越自然，超越悲剧——去开拓无限。可惜，它的动力仅仅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因此，当它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时，就又注定它最终无法将心灵的碎片重新聚合起来，这样，人们就走到了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
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人充满了心理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宗教信仰的破灭、人生希望的失落、自我意识的丧失，而心理危机必然造成人的心理焦虑。《等待戈多》的故事结局很好地体现出什么是适度的焦虑感，因为作者并没有让这个故事的结局令人彻底绝望或者失去生活的信心。该剧结尾如下：
弗拉季米尔：咱们明天上吊吧。（略停）除非戈多来了。
爱斯特拉冈：他要是来了呢？
弗拉季米尔：咱们就得救啦。
在《等待戈多》中，人物感到生活空虚无聊，但是，在该剧结尾，作者还是保留了渺茫的希望，这体现了一种对空虚、破碎生活的担当。剧本在“咱们走不走”“咱们走吧”的问答中结束，暗示了生活还将继续。《等待戈多》意在刻画现代人的灵魂，写出了这个灵魂，作家也就尽到了义务，完成了使命。作家通过象征性的情节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生存的无奈和悲苦，却不主张人在这种悲苦中沉沦下去。作家没有给人指出光明的前途，毕竟这不是一个作家力所能及的，但是，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作家却表明了活下去的意愿。在荒诞的世界上去找寻存在的意义，这个举动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
《等待戈多》中的焦虑感表达有其自身的特点。詹姆逊认为：
现代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焦虑”。无论是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叫喊》（多译《呐喊》——引者），还是英国作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的《荒原》，无不表现出一种焦虑的特征。这种焦虑反映出现代主义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痛苦的体验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蒙克的画《呐喊》以撕心裂肺的画面表达了现代人的痛苦挣扎。在画面中有一个站在桥上的人，他的身体整个被扭曲了，双手捂着脸，因迷失而惊慌失措，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惊恐和焦虑。这个人身后正有两个人走过，但他们对这个人不理不睬，没有同情，没有好奇，甚至连敌视、愤怒也没有。叫喊者是孤独的，寂寞的。正因如此，这无人理睬的叫喊才更加震撼人心。蒙克画作中表现的焦虑是强烈的，令人震惊的。当画面中强烈的对比色被抛在欣赏者眼前时，便立即创造出一种挤压感。焦虑像地心的火一样燃烧起来。艾略特的《荒原》表现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好像生活在荒原上。这里没有滋养生命的水，生不能快活地生，死又不能痛快地死。人活得像神话中的西比尔一样，只能慢慢地消耗，慢慢地枯萎，却不能死掉。《荒原》中的焦虑感是渗透性的，其情形就像从大地被抽去水分，使大地一块块变干，最后现出一道道纵横交错、足以吞噬生命的裂缝。《等待戈多》中没有《呐喊》中那冷入骨髓的冷漠，没有《荒原》中那生命渐枯的焦渴。“等待”本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贝克特正是把这个似乎不含什么悲剧成分的事情挖掘出来，赋予其深刻的悲剧色彩。“等待”本身成了一种折磨，一种无从逃脱的经历，一种由生到死的体验。《等待戈多》中因“等待”而产生的焦虑与蒙克画中的焦虑和艾略特诗中的焦虑有所不同。这里，对戈多的等待从开始就只透出一丝微茫的希望之光，因为等待者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戈多不会来，但是，毕竟“等待”这一行为本身可以表明一种态度，即不管有多么郁闷痛苦，多少总还包含一些乐观的情绪。可以说，《等待戈多》中的焦虑是一种软折磨，既不像蒙克的《呐喊》那样一下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又不像艾略特的《荒原》那样把人丢弃在杳无希望的荒原中。《等待戈多》用了足够的笔墨来酿造等待的苦闷，但几乎与此同时又在用微弱的希望消解这种苦闷。这就好像把人关进黑洞洞的地牢里，却留了一道门缝，让光透进一点点。在《等待戈多》中，苦闷的表达是比较适度的。剧中的痛苦虽然沉重难挨，却绝不走向撕心裂肺的极端，这样的表达比较适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看，我们看重适度的感情，而不喜欢走极端。
在《等待戈多》中，“等待”的痛苦与“忍耐”的痛苦颇为合拍。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谈到中国人的一种德行：忍耐。他指出中国人之所以有忍耐的德行，与生存的文化环境有关。人口的稠密、家族制度的压迫、法律的不健全造就了中国人的忍耐性格。林语堂认为这实在不是中国人可以夸耀的美德，因为那种忍耐中亦有很大部分是为了忍受暴君、虐待，诸如此类。也就是说，忍耐中有很强的奴性成分。但是，在中国国民性中，这种忍的精神也有另外一个侧面，它使中国人对于生活总是抱着一种平和的态度，总是愿意接受乐观的心理暗示。
忍耐有时也可以很超脱。有一段广泛留传的寒山与拾得的对白，体现的就是一种超脱的忍耐。“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拾得传授给寒山的可谓是“忍耐”的百科全书了。这里的“忍耐”和林语堂所说的“忍耐”有根本区别，它不带有任何奴性，而是基于看破红尘基础上的一种人生选择；这不是消极的抉择，因为拾得的最后一句“再待几年你且看他”体现出一种悟道的境界。普通中国人的“忍耐”心理并不像林语堂说的那么奴性十足，也不像拾得所言的那么超脱，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是对待人生的一种理智的态度，虽有些圆滑，但内中也蕴涵些许智慧。一般来说，一个富有忍耐精神的民族欣赏克制精神，在极端情感中倒不大能够体会到快乐。《等待戈多》以等待的煎熬感创造了一种“忍耐”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忍耐”之苦和“等待”之苦几乎合二为一，而中国文化中的“忍耐”情结使我们在理解《等待戈多》中的“等待”之苦时，颇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