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词章：博学文

从道光十八年中举到二十七年中进士（1838—1847年）这近十年中，郭嵩焘为了家计与自己赴考的花费，奔波于湖南、京师、浙江、江西各处，为人幕僚，充人馆师。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中进士，自此在京师为官。刘蓉则绝意科举，深居乡间。初结交时，三人于词章之学有同好，但随着处境的不同，思想也逐渐分歧。在此过程中，三人书信往来，辩论劝勉，又互相影响。

刘蓉首先转变。据说由于科举的失意，在罗泽南的影响下，他转向了理学，于此前竭力而为的词章反而吐弃之。 后来刘蓉由于上书当道触忌，更是连科举也不参加了，一心致力理学。 其后来致书郭嵩焘曾言及这种思想转变曰：

早岁蒙昧，无所师承。间尝涉猎子史，博求典故，所资者记诵之余，所志者词章之末，泛览累年，茫无所得。然后退而求之四子六经，窃不自揆，以谓圣贤所示修己治人之道，不出于是，而甚悔向者之舍近求远，务广而荒也。故亥岁承晤，遂有读书不欲多之谈，盖矫往年浮泛之弊，而词或过焉者也。

“亥岁”是道光十九年。郭嵩焘道光十六年在岳麓结识刘蓉、曾国藩，其时三人方“以词章相劝勉”。道光十八年刘蓉还曾致书曾、郭二人，说善读书者当“根之于经以正其源，酌之于史以尽其变，参之于诸子百家以定其是非” ，而十九年遂有“读书不欲多”之说，转变甚速。他警告郭嵩焘：

欲以泛然无主之胸，博取众说以求之，则惑之甚者也。

要先立宗主，后求广博。

曾国藩也由词章转向了理学。他以三甲同进士的身份，靠特拔才进入翰林院。这使他对学问十分不自信，觉得“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此时恰有唐鉴等人义理之学的影响，为他提供一个可以探得为学根基的法门。

而与刘蓉吐弃词章的态度不同，曾国藩寻求的是义理与词章相协调的方向。两人因此也书信往复争论，“论及道德文章分合之说，彼此往复数千言而未洽”，甚至后来仍“终身未能合”。 争论的焦点在于“文”和“道”的关系。大要而言，曾国藩认为不能舍文而言道：

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诸儒崇道而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而刘蓉警惕的是文可以害道：

君子之择术也，宜奚从焉？从之于道德之途，以体诸心，修诸身，则体立而用行。其发于言也，若龟鉴然，皆躬行心得之余也。斯华与实兼之矣。从之于辞章之途，侈其文，丧其质，其役智也弥勤，而卒归于无用。其载于言也，犹虚车然。

双方共同之处，在于都承认道先于文，道为文之本。但刘蓉用的是“先本后末”的逻辑，主张先务其本；而曾国藩用的是“道不离器”的逻辑，主张由器及道。其同异如此，所以尤其在“文以载道”上反复争辩。

曾、刘两人对“文”态度分歧，而皆有意以自己的观点影响郭嵩焘。当曾国藩称道嵩焘是“文苑传人”时，刘蓉转而致书嵩焘曰：“顾某所以期于吾弟者，不在是也，无如立身期其大者。苟正学不讲，德业无闻，而惟词艺是习，借使文如班马，诗驾曹刘，亦无裨身心，无关世教，上之不能致吾君尧舜之治，下之不能跻吾身孔孟之庭，苦心孤诣，动一世精力以为之，不过供艺林鉴赏已耳，曾何与于有亡之数哉？” 曾、刘对郭嵩焘的期待十分不同。

而郭嵩焘较不同意刘蓉的看法。刘蓉在道光十九年晤面之时告诉嵩焘“读书不欲多”，他复书曰：

每玩斯语，终不谓然。杞意谓五经者，堂奥也；四子书、先儒语录者，门户也；廿一史者，墙壁窗牖也；诸子百家者，则又箱房客厅之属也。不泛览群书以博其趣，深求夫古今之故以尽其变，通观夫贤圣之蕴以会其源，则虽入门户，究无遮阑归宿，或有心明其理而不能措之事，验之当世者，恐亦非学问之道也。……甚不愿阁下之小其局而自固也。

堂奥门户之譬，脱胎于袁枚之说 ^[1] ，可知其背后的文学渊源。嵩焘少年为词章之学时，便已养成了“出入于《史》《汉》，沉潜于诸子百家”的习惯，所以对刘蓉之说不以为然。

刘蓉驳曰：

来教又历举六经四子、史传百家之书，为堂奥门户窗棂厢房之譬，以见学者于群书不可不泛览而并观也。某又得就而喻之。世之求入室者，必先审乎堂奥门户之所在，无迷其途，无诡其趋，然后厢房客厅之属，可历而观，墙壁窗棂之规，可指而数也。不然而泛然观望于墙壁之外，且有认厢房为堂奥，指窗棂为门户者矣。从而求焉，终身于迷谬之途，而不得门户所归，尚何升堂入室之望哉？又况百家传记之言是非，诡于圣贤者不可胜纪，若遂漫不区别，与四子六经杂然并列，是犹建茅舍于宗庙之间，编竹篱于明堂之侧也。

可以看到，郭、刘之争与曾、刘之争有不同的侧重点。就刘蓉而言，他坚执义理，认为为学之体，当先立宗主而戒杂博；其用，则当守实行而慎浮华。至于曾国藩、郭嵩焘，他们都在辩护词章之学。而国藩的反对在于用上，他同意词章当以义理为体，但义理不能离词章之用（否则是“无车”）。嵩焘的反对则在于体上，他虽然承认五经四子的优越地位，实际上强调的是博学而后才可反约（否则成“局小”），不尽同意刘蓉先立宗主之说。由词章在为学体、用中的位置来看，郭嵩焘在三人当中文士气质最浓。

在刘、曾二人都转向理学的时候，郭嵩焘则和周寿昌、孙鼎臣一起习作更加讲究词藻的骈文。郭嵩焘青年时的骈文皆已不存，但晚年《十家骈文汇编序》中，或许还能看到他当时的一些观点。序文中，嵩焘已谴责六代之文是“排比为工，陶染为富”，是“世愈降而文亦靡”，这应该是后来的态度，在他习为骈文之时，当不至此。但是他又对批评骈文、号复古文的韩愈提出了反批评：

昌黎氏起而振之，抗两汉而原本六经，创为古文之名。六代文体，叛而为二。夫诚有涵濡六经之功，斯为美矣。而舍铅华以求倩盼，去纂组而习委它，劳逸差分，丰约殊旨。俗学虚枵波荡以从之，则矫之于古者，抑亦转而就衰之征乎？

他又批评韩愈矫枉过正，离词华以求质实，反而为不学者开简便之门。不是注重韩愈所倡的古文可以明道，却认为矫于古转而就衰，嵩焘这种态度不同于尊崇韩愈的曾国藩，却又与批评韩愈的刘蓉也不相同（刘蓉是觉得韩愈仍尚词华）。晚年他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和青年时期主张博学的观点保持了一致。

习作骈文，就连态度比较缓和的曾国藩也不赞成了。在他看到郭嵩焘的骈体文后，曾写信劝告，“言学问之事，□□月无忘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按国藩修身时作了《课程十二条》，其中即有“月无亡所能”一条，说的是：“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国藩是用自己理学修身的方法劝诫郭嵩焘，而所劝诫者几与刘蓉相同，都希望他不要耽于词藻之间，而遗大道在外。嵩焘后来也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不再从事骈文。

尊崇韩愈的曾国藩，大概延续的是中唐以来的文学传统；而刘蓉之重程朱，则更注重宋代道学的传统；郭嵩焘之习为骈文，却欲倒卷缫演至六朝。刘、曾心中的儒生，仍然是有道学气质的儒生，而郭嵩焘在习为骈文之时，很可能曾有意走一条更接近于文士的道路。而这条路无论刘蓉还是曾国藩都不同意，因而极力要将他拉回来。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都是有志气的年轻人，当年相识时“雅志相期，孤芳自赏”，眼光就不只限在掇拾青紫之中。刘蓉主张读书要“根之于经以正其源，酌之于史以尽其变，参之于诸子百家以定其是非”，郭嵩焘也做了“堂奥门户窗棂厢房之譬”，他们都不屑在声律对偶之中讲求速售简捷之术，而相信文当资于学。词章之学对湘学影响不可小视。青年的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所争论的，恰恰就是词章之学和义理之学的关系，而且对于三人而言，最先接触的都是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反而都是后起的。

郭嵩焘之崇尚博文，是其经心词章的自然延展。如人所言：“诗赋为雕虫小技……然犹须博览群书，熟悉掌故，方能措词。若欲空写白描，寔无如此能手。” 后来经历世变，嵩焘不再以词章为志，以至视之“徒玩具耳” ，词章这条路，他没有彻底走下去；但在经心诗文的过程中养成的博学多知的倾向，却成为他一以贯之的为学性格。他在著作之时，常有“炫博”之意 。如其为湘阴郭氏重修族谱，“考论所及，尽乎数千年之流别” ；其修湘阴县志，更是一改县志“率尚简雅”的基本体例，“每事渊源三代，以迄于今” ；至其作《中庸章句质疑》《大学章句质疑》《礼记质疑》，更是同时对宋学权威朱熹、汉学权威郑玄提出质疑。自小养成的这种博学的习惯，和他后来对自己学问的自信，密切有关。郭嵩焘后来的“通”，有赖于此时的“博”。

[1] “学问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 ，类书如厨柜，说部如庖湢井匽，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是皆不可偏废。”（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一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嵩焘曾言“时随园诗犹盛行，予独喜昌黎之言”（《赵吟篁学博归里吟序》，《郭嵩焘全集·文集》，第325页）。虽不喜随园，当曾读《诗话》。 9Ud5Clde2hHF+sVCNqqYxxc/p8pbhzmwrIsWtBz1LbTzmnqvAwWXf2fy/KnOJk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