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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格:无几微让人

郭嵩焘,原名先杞,字伯琛,号筠仙,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

位于湖南东北部的湘阴毗邻洞庭湖。洞庭湖沿岸是清代的产粮大区,湘阴也是湖南的富庶之地。湘阴郭氏发迹始自嵩焘曾祖熊,“善居积,富甲一邑” ,起家乃以经商。然而在传统中国人的眼中,商业只是“末富”,从郭熊开始,郭氏就买田置地,逐渐当起了地主。土地的稳定收入也确实起到了维持家族经济的作用,郭氏的数世殷富,源于这种背景。直到郭嵩焘之父家彪一代,随着洞庭湖水患频发,家道才中落。

由经商转向置田,寻求一种稳定的经济来源,可说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一种典型的经济选择。与之伴生的,在社会身份的选择上,以经商发达的家族,往往不是希望其子孙继续为贾,而是希望改为读书科考,由商入士,以期光耀门楣。郭氏家族并不例外,郭嵩焘的祖父辈和父辈多为读书人。

郭嵩焘的父亲家彪是一个性格较为沉静的人。墓志铭称其:

生而温约夷愉,与人无竞,不苟为和翕,亦不为介介踔异之行。卒然投之事变,若不克辨其是非曲直也者;及夫群疑劫劫,徐出一言折之,关开节解,风生冰释,虽强辩者,常默然而内自诎也。

大概是那种“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人。

郭家彪非闭门不管人事者。他于钱银豪爽慷慨,“家故饶赡,诸父豪宕好施,或日费数十万钱无所惜。君亦夷然,不为有亡顾虑。亲故假贷,每盈其意”,有富家子弟之作风。他在乡党中看起来有一定威望,“他人相称贷,要君一言为质,及期责偿于君,辄量偿之”。他也似颇能干,后来家道中落时,还曾“为人理宿逋”。能为中保,能理宿逋,都不是不通人情、不晓世事者所得为。

外在为人处事方面,郭家彪是比较“温约”的,但其内心却别有一种刚直。他尝作《守愚诗》自述性情曰:

世人顾我笑,谓我性拘迂。我笑谢世人,巧者拙之奴。人生各有役,安命乃良图。争先趋捷径,足不履康衢。荆棘能挂身,难免颠蹶虞。适口必肥甘,菽粟或嫌粗。腐肠生疾病,属餍胡为乎?请看鸡鸣起,舜跖两途殊。勿损人为智,勿利己为偷。欺人即欺心,方寸千崎岖。欺心即欺天,造化焉可诬。人自习为巧,我自安其愚。情以愚而厚,气以愚而孚。性愚故能定,貌愚故能腴。守愚果愚哉?吾亦见真吾。

自解之中,略有牢骚。然而这种相信“老实不吃亏”的性格深刻影响了郭嵩焘。嵩焘后来曾说:“区区愚拙之性,自少受先人训诫,一主于诚实,仕官三十余年,未敢稍变所守。上以对越朝廷,下以监示中外,惟此愚直之一念,坦然行之。”

郭家彪有烦心事。他弱冠时患痔疮,医用刀针伤其魄门,所以终身不能正坐,无法参加科举。 这对他造成了怎样的精神冲击,于史无征。然而后来家道中落时,到处坐馆的家彪仍不惜重资,三番五次送嵩焘、崑焘上京赶考。由此反观,家彪心中恐怕留下的是终身的遗憾。郭嵩焘得以五次参加会试,最终中进士,也离不开他父亲的坚持。

郭家彪对人“温约”的性格,多少为郭嵩焘所继承。嵩焘后来作文反复言及少年于长老之印象。一则曰:“少侍先公,见所与游处,耆宿长老,敦厚质朴,其言多若呐者。”再则曰:“少时追随乡里父老,大都沉厚而端悫,简默而严重。” 我们可以说是耳濡目染,父亲和长辈这种“敦厚质朴”的性格影响了郭嵩焘;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少年性格朴诚之郭嵩焘,所见亦多朴诚长老。不论是哪一种,郭嵩焘“遇事恂恂”的性格就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养成。

郭家彪既绝意仕进矣,而诗文不辍,殷实的家境也允许其优游。郭嵩焘自幼便侍坐父亲之侧,听其与朋友以诗唱和。 而性格温柔敦厚的他,也由诗文展其所长。对此,嵩焘还明确记得始于道光十年,晚年回忆曰:“吾之知人事,自庚寅年始,是以庚寅以后事粗能记忆,以前则皆茫然矣。用此意为诗一首:忆我十三初学诗,外家父老见称奇(道光庚寅随先大夫入居外家,诸长老多见称许〔末四字原作:有雏凤之目〕)。 ”可谓终身不忘。

小孩子对长辈的肯定是很在意的,有时候长辈的一句话就能影响其一生。郭嵩焘后来以诗文见长,外家父老的这次称许可能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才将其视为“知人事”之始)。但还有一件事比这影响更大,它不仅影响了郭嵩焘的诗文,恐怕还影响了郭嵩焘的整个为人风格。

郭嵩焘有伯父家陶,号钧台,性格慷爽狂放,“人入晚年,尤视天下事多不当意” 。家富,辟屋为郭氏子弟馆师,所以嵩焘束发受书,即学于家陶所,前后至于十余年。 家陶在子侄辈中,独对嵩焘青眼有加。嵩焘在家谱中叙述了一件事:

少时学为帖括之文,吟哦一室,苦思精诣,而不为人所知。伯父钧台公独厚视异于常儿。一日暑甚,余默坐斋中,伯父与二三执友纳凉阶下,相与言曰:“龄儿遇事恂恂,独其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之英,无及此者。虽少,然观其志意,无几微让人,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龄儿”,吾乳名也。窃闻伯父之言,大喜过望。其后忝入词垣,伯父卒已八年。以文告诸墓云:纳予手而扪心,实平生之知己。盖不敢忘伯父勤勤之意也。

说这件事是郭嵩焘一生成就的开始,或许都不过分,我们细玩其措词即可知。其时嵩焘尚“不为人所知”,其实只是一个“常儿”,而家陶独能于众儿之中异视嵩焘,无怪乎使他有“平生知己”之感。尤其重要的是家陶对嵩焘的嘉奖。他能从文章中见得一个异于平时“遇事恂恂”的嵩焘,一个志意进取的嵩焘。仔细体会“过望”二字,这个在作文时如猛兽鸷鸟般的自我,甚且也是郭嵩焘之前没有自觉到的。而正是这另一个自我,帮助他成就了事业(中进士,入词垣)。甚至可以说,家陶的这个表扬,勾出了在“遇事恂恂”的表面下潜藏的那个“无几微让人”的郭嵩焘。

学为帖括之文,一般在十岁之后,这时人开始进入一个性格波动的时期(今人谓为“叛逆期”)。家陶所欣赏的郭嵩焘,夸张点说是一个略带“人格分裂”的郭嵩焘:内在的“无几微让人”与外在的“遇事恂恂”形成反差。而郭嵩焘则接受了这样一个自我,在以后的人生和求学过程中,不断地发展着这样的一个自我。在相识者的口中,郭嵩焘是甚好相与的一个人,甚至有些“口讷不足以达意” ;而他的见解却时常给人偏激的感觉。少年时的这段经历或许有助于我们解释这种反差。

郭嵩焘的文章渐渐形成了一种“猛兽鸷鸟”的风格。这里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他学习时文的过程。首先是另一位伯父郭家瑞桐城文法的影响:

嵩焘生十有三岁,从伯父受学。始见语曰:“文无古今,惟意之适。望溪方氏言义法:《易》所谓言有物者,义也;所谓言有序者,法也。曲折往复不相凌越,斯谓之序;荡涤稗垢而其精者存,斯谓之物。”嵩焘时为科举之学二年,茫然莫知其津涯,闻伯父言,大醒悟,自是通知时文之义法。

后来曾国藩说郭嵩焘“以姚氏(按姚鼐)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 桐城文法不尽骋词华,而讲究义理作骨,容易将词章导入义理之中。郭嵩焘后来从词章转入理学,有此时所种之潜因焉。

这种时文的长进,使郭嵩焘开始对自己的文章有了自信,那种“无几微让人”的性格,更使他在考试中不甘人后。有一件事他成年后还记得:

始束发应童子试,表兄易君贡章,文名藉甚,每试冠军,余心艳之。先君子命曰:易生之文可茂才,清而不腴,直而不遒,吾惧其不永年也。汝文固不逮之,而磅礴有余气,非彼所及,其毋自馁。易君后补县学生,数年而殒。

嵩焘的“心艳之”,其实也是“无几微让人”的表现。总有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存在,对于好胜心强的小孩子而言,确实是比较难受的。而郭家彪却适时给予自己的儿子以鼓励,让他坚持自我。与伯父欣赏郭嵩焘“猛兽鸷鸟”般的文章一样,父亲也鼓励郭嵩焘坚持这种“磅礴有余气”的为文风格。这满足了小孩子的好强心。实际上,郭家彪温约的表面之下,自有一种坚毅在,郭嵩焘从性格的“无几微让人”到作文的“磅礴有余气”,未必不合其父胃口。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嵩焘对其父性格之继承,或许比“遇事恂恂”还要多。

郭嵩焘另一次时文的进展,则在湘阴仰高书院读书之时:

予年十七,与同年生吴君西乔读书仰高书院。……其年,予补弟子员,西乔报罢,发愤归,键户读书。逾年见其文,大惊。西乔曰:吾比年出入于《史》《汉》,沉潜于诸子百家之文,自谓有得也。予闻内惭,乃益研精覃虑,伏而读,仰而思,得文二十余篇。西乔见之,亦大惊。

由于不甘自己的文章不如吴英樾(西乔),在成为生员之后,反而更加发愤为文,郭嵩焘那种“无几微让人”的性格在这个事情中又一次体现了出来。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面透露出郭嵩焘作文的方式。有些人诗文之才得诸天赋,典型如江郎。而郭嵩焘不尽然。吴氏“出入于《史》《汉》,沉潜于诸子百家之文”,而后文章得长进。嵩焘时文之佳,同样从伏读仰思中来。这种认真实干的风格,或许有他父亲“守愚”的遗传,而重实学实功,恶捷径取巧,确实是郭嵩焘一以贯之的性格特点。

有“无几微让人”的志气,复有认真实干的努力,这也使得郭嵩焘能够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郭嵩焘十七岁补生员、十九岁中举人,他的成功和他的性格应该是有关系的。

如果简括郭嵩焘性格的基本特点,则其同时具备了外在的“遇事恂恂”和内在的“无几微让人”两种面相。当李鸿章在郭嵩焘死后议拟谥号时,选择的是“文懿”“文简” 。温柔贤善曰懿,壹德不解曰简,懿、简二字,恰好分别展现了其性格的外、内两方面。

十八岁时,郭嵩焘入岳麓书院读书,在此结交了对其人生影响极大的两个朋友:曾国藩、刘蓉。晚年他回忆道:“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

三人当时最努力而为的是词章之学。刘蓉后来就说:“回忆酉年聚首……意气激昂,惟以词章相劝勉,而不知有其他。” 清代书院学业本以文章为主,三人互相切磋,有以文会友之乐,而对学问的理解也随之增进。

而刘蓉所谓的“意气激昂”,则提示了神识扬诩的一面。刘蓉后来曾和郭嵩焘回忆起:“三十年前,君与涤公及吾三人者,雅志相期,孤芳自赏。”他又曾和儿子说:“吾从前年少时在乡村,闻时俗所称文人议论,心中总不谓然,以为读书人所见所期,何止于此。其后往长沙,住岳麓,取友亦少当意者,其中杰出之士,不过数人。虽学尚未成,而志趣识量实能超出流俗,不肯与世浮沉。” 不消说,曾、郭自是这样的“杰出之士”。可以看到,三人之所以志同道合,正在皆是“孤芳自赏”,自命有超出流俗的志趣识量。郭嵩焘的回忆和刘蓉是一样的:“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 神识的扬诩,就来自这种半认真半开玩笑的以圣贤互勉。惟狂能念作圣,扬诩的神识中,鼓荡着那股“猛兽鸷鸟”般的狂气。

这种超越流俗的“神识”,对于当时的郭嵩焘而言,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那正是他开始为家里的生计而奔波的时期。

湘阴处洞庭湖畔,清代围湖造田者盛焉。湘阴郭氏皆住城,而在湖畔有田,日用仰给于租。乾隆时期洞庭已多泛滥,巡抚陈宏谋曾限围湖,而仍之未能改。从道光十一年起(郭嵩焘十四岁),连年大潦,郭家大批田地遭水,田租无出,家境遂落。晚年郭嵩焘忆及,辄以道光十一年当湖南盛衰治乱之转捩 ,其实它也是嵩焘一家之转捩。

其时郭家已沦落到有时“不能举餐” 的地步,诗书优游也为谋食忧贫所取代。郭家彪需要坐馆谋生;嵩焘从补诸生之时开始,也以此为生;甚至比嵩焘小五岁的弟弟崑焘,在和嵩焘同时补诸生之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出外谋生。此时的郭家尚未到一贫如洗的地步,但已有别于之前的衣食无忧。

胡林翼曾引述左宗棠评价郭嵩焘、崑焘、崙焘三兄弟,“谓德则公兄弟自一而二而三,以天定之序为定;谓才则公兄弟自三而二而一,以人事自下而上也” 。以胡、左之眼力,所言当可据。而三人德才之等第,跟他们中落的家境或许有一定关系。崑焘就说:“吾自成童后,以馆谷赡家,奔走四方,无父兄之约束,其时省城俗称顽友者,几于无人不识。” 俗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懂事时就看到家计艰难,甚至需要为生计奔波的人,经历得多,往往能力也得到锻炼。弟弟们才胜于嵩焘,或与此有关。而嵩焘幼年还“家故不甚贫”,其性格陶成则为“恂恂”。三兄弟德才上的差异,其实也是这个时期整个家庭由盛到衰的写照。

家虽衰落,却不是没有希望,因为嵩焘、崑焘读书都好。就一族而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湘阴郭氏家族科名并不盛,光宗耀祖对于这个兴盛于四代之前的家族而言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郭嵩焘十九岁时的举人头衔来得多么是时候。不仅因为有此头衔求馆谋职更加容易,不仅因为它意味着可以进入更高级别的考试和走上仕途,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一个一边谋食一边读书的士子极大的肯定。这种肯定,首先就体现在使郭嵩焘成为一个为家庭、为家族增光的人。对于这样一个光辉的时刻,嵩焘没有忘记。晚年诗中有句曰:“旧家新望人争羡,忽忆青衫年少时。” 在别人中举之时能“忽忆”自己中举,因为二者是相通的,都是中举使年轻人成为了家族中的“旧家新望”,成为了“人争羡”的焦点。

当郭嵩焘和曾国藩、刘蓉在岳麓书院相遇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会中举,后更会成为湘阴郭氏的第一个进士,刚刚结婚的他还不知道将来如何养家糊口,还不确定自己能否结束那种依人门户的教书生涯。这些担忧的宿主,还是一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而年轻人是有梦想的,郭嵩焘需要一个守卫理想的地方。一个富家子弟在由富入贫的时候,又往往还会存留着一点自傲,虽然“岁为奔走衣食之计”,而“其志终不在温饱”。 在这个时候遇到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互相切磋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诗文,可以一起梦想着成圣为贤,一起鄙视那些时俗“文人议论”。对于一个对未来既迷茫又充满梦想的年轻人而言,这是多么舒心快意的事情。三人志气相投,终身视为好友,而曾国藩、刘蓉对郭嵩焘思想和人格的形成,也有不小的影响。接下来对青年郭嵩焘的讨论,将在三人的交往中展开。 lRKvKM7NSlYTd+ohGymxMzRhCAAj89/O7NT4wrrQ0rVEsTDMIkUN3ggc9raG7F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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