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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原名先杞，字伯琛，号筠仙，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
位于湖南东北部的湘阴毗邻洞庭湖。洞庭湖沿岸是清代的产粮大区，湘阴也是湖南的富庶之地。湘阴郭氏发迹始自嵩焘曾祖熊，“善居积，富甲一邑”
，起家乃以经商。然而在传统中国人的眼中，商业只是“末富”，从郭熊开始，郭氏就买田置地，逐渐当起了地主。土地的稳定收入也确实起到了维持家族经济的作用，郭氏的数世殷富，源于这种背景。直到郭嵩焘之父家彪一代，随着洞庭湖水患频发，家道才中落。
由经商转向置田，寻求一种稳定的经济来源，可说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一种典型的经济选择。与之伴生的，在社会身份的选择上，以经商发达的家族，往往不是希望其子孙继续为贾，而是希望改为读书科考，由商入士，以期光耀门楣。郭氏家族并不例外，郭嵩焘的祖父辈和父辈多为读书人。
郭嵩焘的父亲家彪是一个性格较为沉静的人。墓志铭称其：
生而温约夷愉，与人无竞，不苟为和翕，亦不为介介踔异之行。卒然投之事变，若不克辨其是非曲直也者；及夫群疑劫劫，徐出一言折之，关开节解，风生冰释，虽强辩者，常默然而内自诎也。
大概是那种“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人。
郭家彪非闭门不管人事者。他于钱银豪爽慷慨，“家故饶赡，诸父豪宕好施，或日费数十万钱无所惜。君亦夷然，不为有亡顾虑。亲故假贷，每盈其意”，有富家子弟之作风。他在乡党中看起来有一定威望，“他人相称贷，要君一言为质，及期责偿于君，辄量偿之”。他也似颇能干，后来家道中落时，还曾“为人理宿逋”。能为中保，能理宿逋，都不是不通人情、不晓世事者所得为。
外在为人处事方面，郭家彪是比较“温约”的，但其内心却别有一种刚直。他尝作《守愚诗》自述性情曰：
世人顾我笑，谓我性拘迂。我笑谢世人，巧者拙之奴。人生各有役，安命乃良图。争先趋捷径，足不履康衢。荆棘能挂身，难免颠蹶虞。适口必肥甘，菽粟或嫌粗。腐肠生疾病，属餍胡为乎？请看鸡鸣起，舜跖两途殊。勿损人为智，勿利己为偷。欺人即欺心，方寸千崎岖。欺心即欺天，造化焉可诬。人自习为巧，我自安其愚。情以愚而厚，气以愚而孚。性愚故能定，貌愚故能腴。守愚果愚哉？吾亦见真吾。
自解之中，略有牢骚。然而这种相信“老实不吃亏”的性格深刻影响了郭嵩焘。嵩焘后来曾说：“区区愚拙之性，自少受先人训诫，一主于诚实，仕官三十余年，未敢稍变所守。上以对越朝廷，下以监示中外，惟此愚直之一念，坦然行之。”
郭家彪有烦心事。他弱冠时患痔疮，医用刀针伤其魄门，所以终身不能正坐，无法参加科举。
这对他造成了怎样的精神冲击，于史无征。然而后来家道中落时，到处坐馆的家彪仍不惜重资，三番五次送嵩焘、崑焘上京赶考。由此反观，家彪心中恐怕留下的是终身的遗憾。郭嵩焘得以五次参加会试，最终中进士，也离不开他父亲的坚持。
郭家彪对人“温约”的性格，多少为郭嵩焘所继承。嵩焘后来作文反复言及少年于长老之印象。一则曰：“少侍先公，见所与游处，耆宿长老，敦厚质朴，其言多若呐者。”再则曰：“少时追随乡里父老，大都沉厚而端悫，简默而严重。”
我们可以说是耳濡目染，父亲和长辈这种“敦厚质朴”的性格影响了郭嵩焘；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少年性格朴诚之郭嵩焘，所见亦多朴诚长老。不论是哪一种，郭嵩焘“遇事恂恂”的性格就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养成。
郭家彪既绝意仕进矣，而诗文不辍，殷实的家境也允许其优游。郭嵩焘自幼便侍坐父亲之侧，听其与朋友以诗唱和。
而性格温柔敦厚的他，也由诗文展其所长。对此，嵩焘还明确记得始于道光十年，晚年回忆曰：“吾之知人事，自庚寅年始，是以庚寅以后事粗能记忆，以前则皆茫然矣。用此意为诗一首：忆我十三初学诗，外家父老见称奇（道光庚寅随先大夫入居外家，诸长老多见称许〔末四字原作：有雏凤之目〕）。
”可谓终身不忘。
小孩子对长辈的肯定是很在意的，有时候长辈的一句话就能影响其一生。郭嵩焘后来以诗文见长，外家父老的这次称许可能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才将其视为“知人事”之始）。但还有一件事比这影响更大，它不仅影响了郭嵩焘的诗文，恐怕还影响了郭嵩焘的整个为人风格。
郭嵩焘有伯父家陶，号钧台，性格慷爽狂放，“人入晚年，尤视天下事多不当意”
。家富，辟屋为郭氏子弟馆师，所以嵩焘束发受书，即学于家陶所，前后至于十余年。
家陶在子侄辈中，独对嵩焘青眼有加。嵩焘在家谱中叙述了一件事：
少时学为帖括之文，吟哦一室，苦思精诣，而不为人所知。伯父钧台公独厚视异于常儿。一日暑甚，余默坐斋中，伯父与二三执友纳凉阶下，相与言曰：“龄儿遇事恂恂，独其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之英，无及此者。虽少，然观其志意，无几微让人，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龄儿”，吾乳名也。窃闻伯父之言，大喜过望。其后忝入词垣，伯父卒已八年。以文告诸墓云：纳予手而扪心，实平生之知己。盖不敢忘伯父勤勤之意也。
说这件事是郭嵩焘一生成就的开始，或许都不过分，我们细玩其措词即可知。其时嵩焘尚“不为人所知”，其实只是一个“常儿”，而家陶独能于众儿之中异视嵩焘，无怪乎使他有“平生知己”之感。尤其重要的是家陶对嵩焘的嘉奖。他能从文章中见得一个异于平时“遇事恂恂”的嵩焘，一个志意进取的嵩焘。仔细体会“过望”二字，这个在作文时如猛兽鸷鸟般的自我，甚且也是郭嵩焘之前没有自觉到的。而正是这另一个自我，帮助他成就了事业（中进士，入词垣）。甚至可以说，家陶的这个表扬，勾出了在“遇事恂恂”的表面下潜藏的那个“无几微让人”的郭嵩焘。
学为帖括之文，一般在十岁之后，这时人开始进入一个性格波动的时期（今人谓为“叛逆期”）。家陶所欣赏的郭嵩焘，夸张点说是一个略带“人格分裂”的郭嵩焘：内在的“无几微让人”与外在的“遇事恂恂”形成反差。而郭嵩焘则接受了这样一个自我，在以后的人生和求学过程中，不断地发展着这样的一个自我。在相识者的口中，郭嵩焘是甚好相与的一个人，甚至有些“口讷不足以达意”
；而他的见解却时常给人偏激的感觉。少年时的这段经历或许有助于我们解释这种反差。
郭嵩焘的文章渐渐形成了一种“猛兽鸷鸟”的风格。这里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他学习时文的过程。首先是另一位伯父郭家瑞桐城文法的影响：
嵩焘生十有三岁，从伯父受学。始见语曰：“文无古今，惟意之适。望溪方氏言义法：《易》所谓言有物者，义也；所谓言有序者，法也。曲折往复不相凌越，斯谓之序；荡涤稗垢而其精者存，斯谓之物。”嵩焘时为科举之学二年，茫然莫知其津涯，闻伯父言，大醒悟，自是通知时文之义法。
后来曾国藩说郭嵩焘“以姚氏（按姚鼐）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
桐城文法不尽骋词华，而讲究义理作骨，容易将词章导入义理之中。郭嵩焘后来从词章转入理学，有此时所种之潜因焉。
这种时文的长进，使郭嵩焘开始对自己的文章有了自信，那种“无几微让人”的性格，更使他在考试中不甘人后。有一件事他成年后还记得：
始束发应童子试，表兄易君贡章，文名藉甚，每试冠军，余心艳之。先君子命曰：易生之文可茂才，清而不腴，直而不遒，吾惧其不永年也。汝文固不逮之，而磅礴有余气，非彼所及，其毋自馁。易君后补县学生，数年而殒。
嵩焘的“心艳之”，其实也是“无几微让人”的表现。总有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存在，对于好胜心强的小孩子而言，确实是比较难受的。而郭家彪却适时给予自己的儿子以鼓励，让他坚持自我。与伯父欣赏郭嵩焘“猛兽鸷鸟”般的文章一样，父亲也鼓励郭嵩焘坚持这种“磅礴有余气”的为文风格。这满足了小孩子的好强心。实际上，郭家彪温约的表面之下，自有一种坚毅在，郭嵩焘从性格的“无几微让人”到作文的“磅礴有余气”，未必不合其父胃口。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嵩焘对其父性格之继承，或许比“遇事恂恂”还要多。
郭嵩焘另一次时文的进展，则在湘阴仰高书院读书之时：
予年十七，与同年生吴君西乔读书仰高书院。……其年，予补弟子员，西乔报罢，发愤归，键户读书。逾年见其文，大惊。西乔曰：吾比年出入于《史》《汉》，沉潜于诸子百家之文，自谓有得也。予闻内惭，乃益研精覃虑，伏而读，仰而思，得文二十余篇。西乔见之，亦大惊。
由于不甘自己的文章不如吴英樾（西乔），在成为生员之后，反而更加发愤为文，郭嵩焘那种“无几微让人”的性格在这个事情中又一次体现了出来。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面透露出郭嵩焘作文的方式。有些人诗文之才得诸天赋，典型如江郎。而郭嵩焘不尽然。吴氏“出入于《史》《汉》，沉潜于诸子百家之文”，而后文章得长进。嵩焘时文之佳，同样从伏读仰思中来。这种认真实干的风格，或许有他父亲“守愚”的遗传，而重实学实功，恶捷径取巧，确实是郭嵩焘一以贯之的性格特点。
有“无几微让人”的志气，复有认真实干的努力，这也使得郭嵩焘能够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郭嵩焘十七岁补生员、十九岁中举人，他的成功和他的性格应该是有关系的。
如果简括郭嵩焘性格的基本特点，则其同时具备了外在的“遇事恂恂”和内在的“无几微让人”两种面相。当李鸿章在郭嵩焘死后议拟谥号时，选择的是“文懿”“文简”
。温柔贤善曰懿，壹德不解曰简，懿、简二字，恰好分别展现了其性格的外、内两方面。
十八岁时，郭嵩焘入岳麓书院读书，在此结交了对其人生影响极大的两个朋友：曾国藩、刘蓉。晚年他回忆道：“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
三人当时最努力而为的是词章之学。刘蓉后来就说：“回忆酉年聚首……意气激昂，惟以词章相劝勉，而不知有其他。”
清代书院学业本以文章为主，三人互相切磋，有以文会友之乐，而对学问的理解也随之增进。
而刘蓉所谓的“意气激昂”，则提示了神识扬诩的一面。刘蓉后来曾和郭嵩焘回忆起：“三十年前，君与涤公及吾三人者，雅志相期，孤芳自赏。”他又曾和儿子说：“吾从前年少时在乡村，闻时俗所称文人议论，心中总不谓然，以为读书人所见所期，何止于此。其后往长沙，住岳麓，取友亦少当意者，其中杰出之士，不过数人。虽学尚未成，而志趣识量实能超出流俗，不肯与世浮沉。”
不消说，曾、郭自是这样的“杰出之士”。可以看到，三人之所以志同道合，正在皆是“孤芳自赏”，自命有超出流俗的志趣识量。郭嵩焘的回忆和刘蓉是一样的：“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
神识的扬诩，就来自这种半认真半开玩笑的以圣贤互勉。惟狂能念作圣，扬诩的神识中，鼓荡着那股“猛兽鸷鸟”般的狂气。
这种超越流俗的“神识”，对于当时的郭嵩焘而言，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那正是他开始为家里的生计而奔波的时期。
湘阴处洞庭湖畔，清代围湖造田者盛焉。湘阴郭氏皆住城，而在湖畔有田，日用仰给于租。乾隆时期洞庭已多泛滥，巡抚陈宏谋曾限围湖，而仍之未能改。从道光十一年起（郭嵩焘十四岁），连年大潦，郭家大批田地遭水，田租无出，家境遂落。晚年郭嵩焘忆及，辄以道光十一年当湖南盛衰治乱之转捩
，其实它也是嵩焘一家之转捩。
其时郭家已沦落到有时“不能举餐”
的地步，诗书优游也为谋食忧贫所取代。郭家彪需要坐馆谋生；嵩焘从补诸生之时开始，也以此为生；甚至比嵩焘小五岁的弟弟崑焘，在和嵩焘同时补诸生之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出外谋生。此时的郭家尚未到一贫如洗的地步，但已有别于之前的衣食无忧。
胡林翼曾引述左宗棠评价郭嵩焘、崑焘、崙焘三兄弟，“谓德则公兄弟自一而二而三，以天定之序为定；谓才则公兄弟自三而二而一，以人事自下而上也”
。以胡、左之眼力，所言当可据。而三人德才之等第，跟他们中落的家境或许有一定关系。崑焘就说：“吾自成童后，以馆谷赡家，奔走四方，无父兄之约束，其时省城俗称顽友者，几于无人不识。”
俗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懂事时就看到家计艰难，甚至需要为生计奔波的人，经历得多，往往能力也得到锻炼。弟弟们才胜于嵩焘，或与此有关。而嵩焘幼年还“家故不甚贫”，其性格陶成则为“恂恂”。三兄弟德才上的差异，其实也是这个时期整个家庭由盛到衰的写照。
家虽衰落，却不是没有希望，因为嵩焘、崑焘读书都好。就一族而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湘阴郭氏家族科名并不盛，光宗耀祖对于这个兴盛于四代之前的家族而言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郭嵩焘十九岁时的举人头衔来得多么是时候。不仅因为有此头衔求馆谋职更加容易，不仅因为它意味着可以进入更高级别的考试和走上仕途，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一个一边谋食一边读书的士子极大的肯定。这种肯定，首先就体现在使郭嵩焘成为一个为家庭、为家族增光的人。对于这样一个光辉的时刻，嵩焘没有忘记。晚年诗中有句曰：“旧家新望人争羡，忽忆青衫年少时。”
在别人中举之时能“忽忆”自己中举，因为二者是相通的，都是中举使年轻人成为了家族中的“旧家新望”，成为了“人争羡”的焦点。
当郭嵩焘和曾国藩、刘蓉在岳麓书院相遇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会中举，后更会成为湘阴郭氏的第一个进士，刚刚结婚的他还不知道将来如何养家糊口，还不确定自己能否结束那种依人门户的教书生涯。这些担忧的宿主，还是一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而年轻人是有梦想的，郭嵩焘需要一个守卫理想的地方。一个富家子弟在由富入贫的时候，又往往还会存留着一点自傲，虽然“岁为奔走衣食之计”，而“其志终不在温饱”。
在这个时候遇到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互相切磋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诗文，可以一起梦想着成圣为贤，一起鄙视那些时俗“文人议论”。对于一个对未来既迷茫又充满梦想的年轻人而言，这是多么舒心快意的事情。三人志气相投，终身视为好友，而曾国藩、刘蓉对郭嵩焘思想和人格的形成，也有不小的影响。接下来对青年郭嵩焘的讨论，将在三人的交往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