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完成了《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以后，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要不要接着这个话题往下做，想了想后，决定接着做。理由是：接着做的好处是可以扩大与深化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若真的想建构文学政治学，是必须继续花费大量心血的。如果像乡村的掘井人，为了满足浇灌的需要，在地上移动打井，这块地打好了，再打下块地，只要出水就算完成工作，那必然是浅挖辄止的，见不到地下的深层结构。所以，在完成前一个项目以后，我们又想扩大研究范围，由中国现当代的领域往中国古代的领域、西方的领域溯源与拓展，设计“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这个课题，把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放置在一个更长的时空里加以考察，意图是：将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政治学与中西方已有的文学政治学的形态加以比较，看看能否把握到文学政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建构文学政治学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与理论经验。
本课题设计的主要研究内容是：
深入揭示与总结中外文论史上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的相关内容，以政治内涵的沿革、拓展为纬，以文学政治的凝聚与呈现为经，描述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在文艺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学科资源与限定中建立具有独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意图的文学政治学学科，科学建构理论体系，使其逻辑自洽、概括性强、具有充分的可信性。包括：（1）西方的文学政治学论述：古典形态（以教化民众为中心）、近代形态（以个性解放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以服务革命为中心）、当代形态（以文化批判为中心）。（2）中国的文学政治学论述：古典形态（以教化民众为中心）、近代形态（以性灵抒发为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以建构“文化领导权”为中心）、当代形态（以“以人为本”为中心）。（3）当代中国的文学政治学创新：认识到建构文学政治学才能科学反映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强化二者间的“中介”研究，提出“文学想象政治”“文学政治”“作家政治”“文本政治”“接受政治”“文学的政治自觉”等命题，使政治批评既体现文学的政治性，又体现文学的审美性，实现审美创造与政治介入的有机结合与双赢。
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上述阶段划分及其归纳有点过于笼统，所以决定调整计划，改变类型划分，以便更具操作性。比如所说的中西方“古典形态（以教化民众为中心）”，虽然切合实际，可是各自的特点却不鲜明，所以放弃了这样的表述，而用更加切实的概念来加以说明，同时段的中国取“教化”为名，西方取“理念”为名，后者中当然包含了教化的思想，却又不像中国那样更加突出教化的全面性。说白了，我们更实际，抓住中西方文论传统中有广泛影响的范畴来加以类型划分，这样更具体，论述起来也方便些。结果，我们分别在中国找到“教化”“文道”“诗史”与“革命”四个范畴，在西方找到“理念”“自由”“批判”与“阶级”四个范畴，分别加以阐释。这是古典形态。而在当代形态方面，则结合实际加以说明，并重视中国的创新，分别找到了“权力”“人本”“想象”与“正义”四个范畴。“权力”主要用来说明文化研究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人本”主要用来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调整，“想象”主要用来说明中国学者的试图创新，而“正义”的提出，则有意在一种统合的视野下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义”不仅是西方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是中西方当代文学政治学创新中一个应该研究的新课题。如此一来，我们认为，这既大体实现了课题的原初设计，却又有所提升，使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通过“文学想象政治”的命题拓展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体现文学追求正义与理想的永恒精神。而关于探讨“实现审美创造与政治介入的有机结合与双赢”问题，这不应仅仅体现在某一个具体类型的论述中，而应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类型的论述中，所以，文学与政治结合的中介问题也就变得更有多样性与层次感。如果说，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最根本的中介是审美性的想象，那么，像人性、生活、正义、自由、真实等都可以成为中介物，起到结合文学与政治的作用，从而去建构不同类型的文学政治学。
既然将中西方的文学政治学论述放置在一个课题之中，当然就肩负了比较的责任，哪怕这是一个完成起来特别困难的任务，也必须面对。不过，我们采取了不在具体类型中展开比较的策略，而把中西方文学政治学的比较放在导论中进行，以便读者能够先有一个较为集中的印象，可以宏观地了解中西方文学政治学的同与异，为阅读提供一些引导性的意见。
说到“同”，我们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政治学讨论的都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必然都与现实政治相关联。没有现实政治上的迫切需要，或者没有文学进入现实政治的巨大冲动，都不会出现文学政治学。中西方的文学政治学建构都与一定时期的政治活动相表里。
比如中国的“教化论”是最为基本的文学政治思想，它与整个古代社会相始终；就其产生的原因与背景而言，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初期变迁相关联的。“教化论”的经典代表形态是儒家的文学思想，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就活动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往古的夏、商、周尤其是周代的社会秩序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不断的争战。处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孔子未能成功实现入仕的实践意图，又不能放下介入现实政治的情怀，那就只好用文化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故其设立杏坛，收徒讲学，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所以，在孔子这里，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的欣赏与个性的陶冶，更是介入与影响现实政治、提高政治治理水平的活动。我们在下文引用的司马迁《史记》中的一段描写就表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游走列国，却四处碰壁如丧家之犬，孔子才回到文化之中省思现实政治之病，寻找疗救的思想方式，试图从人性的根本上来改造政治基础。“教化论”正是文学试图参与政治治理的思想创造，至于这个参与具有多大的效果，人们可以继续争议，但文学确实想参与而事实上也参与政治了，这是文学与政治之间建立关系的重要契机。
“文道论”为什么兴起于唐代呢？这看似只是一个文论范畴的生成问题，其实与政治活动相表里。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开始，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儒家思想繁盛期。可是，魏晋以后三百年间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导致了佛教思想流行，佛教安慰了芸芸众生。到了唐代，战乱终止，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又开始安定下来。此时，一些学者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恢复儒学的治世功用，不免质疑佛教的合法性，从而形成了广泛持久的辟佛活动。韩愈自命继承了儒家道统，激进反佛。他发表《论佛骨表》，强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矛头直指皇帝大人，当然获罪，如其所写：“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思想在他的《原道》篇中明白地表现出来了。他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所以，韩愈要构建一个儒家道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正是因为主张回到儒家道统，关注日用生活，韩愈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并加以实践，这与政治治理紧密相关。后来，从韩愈的原道思想发展到宋儒的“文以载道”，也仍然与当时的政治治理相关，因为佛教的寺庙经济在唐宋两代都占有重要位置，辟佛也是宋儒的一个思想选择。“文道论”的提出，既是创造一个本体论的文学观，也是凭借文化思想的力量介入现实政治的一种方式。
代之而起的“诗史论”在宋代形成，其源头可追溯到孔子的诗“可以观”。在汉代，这个“可以观”就是“变风”的提出，仍然与政治相关联。但为什么“诗史”的命名与杜甫相关呢？原因在于杜甫身处“安史之乱”后的“由盛而衰”的转折时代，此时的民众生活受到极大破坏，杜甫吟咏现实，成就一代“诗史”作品。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整体走向后期，内忧外患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作家反映现实，回想汉唐盛世，都与历史相关，“诗史”概念流行。到了清代，江山易主，遗民诗人更加青睐“诗史”说，寄寓内心之痛，尽抒兴亡之叹。一般地看，“诗史”说主张诗中写史，表现极残酷的现实与极沉痛的情感；可是政治地看，则是强调“以史为鉴”，把现实的政治治理融入历史的宏大视野中去加以检验，判断当代的得与失，从而有所鉴照，有所纠正，有所充实。
“革命论”则不言自明了，它与革命政治相表里，文学是表，革命是里，这是文学与政治完全结合的一个独特现象。从传统来说，它与中国古代重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想脉络相承续；从外缘来说，它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从实用角度来说，它伴随中国革命而起，当然受制于中国革命的需要。这三层因素的合成，导致“革命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同一化，即文学等于政治，政治等于文学。这时候，文学的政治功用发挥到了极致，但文学的审美特性却降到了低点。随后，“革命论”的内部进行了艰难的调整，终于在198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思想建构，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这时候，从阶级政治而来的“革命论”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释体系，变成了以中国传统的人本政治思想为基础的阐释体系。
西方的文学政治学也是文学与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柏拉图提出“理念论”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本体论的设定，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柏拉图身处的时代，希腊世界开始衰落，各城邦卷入持续不断的战争，严重消耗了自身的经济力量；同时，贵族制正在崩坏，民主制正在建立中，双方斗争激烈，而且民主制的影响越来越大。苏格拉底之死，却是民主制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作为贵族制度的拥护者，并不相信民主制，他的“理念论”中包含了反对民主制的内容。柏拉图在“理念论”的支配之下，将现实生活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将理性生活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认为唯有哲学家才能把握到理性，其他身份的公民都将低于哲学家，因而也只有哲学家成为“王”即统治者的地方，人民才会有好日子。这是非常严格的等级制。落实到“理念”与文学的关系上，则强调应当驱逐表现人的激情与欲望的文学。在柏拉图看来，这类文学一旦吸引、鼓舞了民众，就会破坏“哲学王”所统治下的“理想国”的正常社会秩序。“理念论”是特定政治氛围下的哲学观与文学观。后来，受“理念论”影响的西方古典主义文学观，也都打上了柏拉图的贵族政治的烙印。只有当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兴起之际，这样的文学观才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浪漫主义文学提出的是“自由论”，这既是一种文学观，更是一种政治观。“自由论”的出现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与贵族阶级的没落相关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君主制，撼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思想基础与政治基础，导致欧洲众多弱小民族纷纷起来争取自由独立。一时间里，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成为时代的思想潮流。浪漫主义文学倡导的“自由”观念、人权思想，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直接反映。浪漫主义的“自由论”可以用两个反抗来加以描述，一个是用思想上的反抗来对抗一切压迫人的思想体系与社会体制，这属于政治上的反抗；一个是用艺术上的反抗来对抗一切提倡清规戒律的艺术形式与创作手法。在这两个反抗里，政治反抗为艺术反抗提供了保障与动力，艺术反抗为政治反抗注入了文化与精神。浪漫主义反抗现实，歌颂理想世界，运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展现绚丽多彩的想象等，都是其独特属性的体现。浪漫主义与“自然法”直接关联，把“黄金世界”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使用以便否定现实的罪恶，把人权作为最高的人类目标来追求，强调抒发个人的内心情感等，都既是艺术上的追求，也是政治上的追求。浪漫主义是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典型形态之一，后来的革命文学传承浪漫主义传统而来，也是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典型形态之一。可以这样说，革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浪漫。区别在于，革命文学驱逐了个人主义，而浪漫主义文学夸大了个人主义。
此后，“批判论”适时出现了。在浪漫主义文学之后，现实主义诞生了，它所携带的武器就是“批判”，故后人也将其命名为“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高倡自由不同，现实主义面向社会现实，发现诸多问题，予以诊断并加以批判，从而起到揭露的作用，引发人们反思社会发展与人性状态。现实主义出现的背景是社会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面的政治胜利、经济胜利与文化胜利，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开始传播到全世界。如此一来，整个社会观念与制度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金钱、利益、贪婪、竞争、剥削变得越来越鲜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发生了蜕变。启蒙主义期望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浪漫主义期望人的平等，这些都变得遥不可即，令人失望。这时候，作家们将自己的目光从遥远的上古与美丽的天空转向了大地，转向了日常生活，转向了底层民众，发现生活并非那样美好，甚至已经十分糟糕，因此，无情地批判世俗生活，成为写作的新领域与新价值所在。这批现实主义作家，通过真实细腻的社会生活描写，全面揭露社会黑暗，表现了物质利益挤压下的不同阶层人们的复杂心态，呼吁改良社会。由于受当时实验主义科学发展的影响，现实主义采取了客观、冷静的创作态度，这大大强化了批判的客观性与准确性。现实主义成就一代文学辉煌，以其无情的批判与解剖铸成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追捧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蕴含的政治批判性有着直接关系。也可以说革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批判，只是它将现实主义所追求的客观性转换成为革命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的倾向性，从而与现实主义的本质相区别。
如果说浪漫主义倡导个性解放，现实主义呼吁一般意义上的阶层平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则主张无产阶级的彻底翻身与解放。其间的思想链条是：从“人的文学”角度看，浪漫主义肯定了个人，现实主义肯定了底层民众，马克思主义肯定了底层中的底层——无产阶级。这是对于人的不断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实现了对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种转换，即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阶段，文学与政治之间是一种呼应的关系，其时还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将文学全面地整合到自己的政治运动中去，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阶级意图。可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向全世界传播，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得文学与政治同构。后来的“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或“文学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等说法，就是明证。至“阶级论”出现，马克思主义论述了文学为什么应当与政治同一的理由，论述了文学归属于政治以后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论述了这样的文学将会创造什么样的文学审美趣味及培养什么样的新人等问题。
从上述的简短回顾中可知，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关系不是割裂的。文学在接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后会形成不同的创作流派、创作风格、创作趣味与创作效果。不能说文学是遗世独立的，因为离开了社会，确实没有什么文学活动；但文学必然是相对独立的，即它不论受到多少外在的影响与制约，它还得以文学自身的面目出现，而非以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历史的、心理的、经济的面目出现。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文学具有自己的本质，这个本质建立在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上，可以说“区别即本质”。不过，这个本质是开放的，它与外部的各种产生条件、制约要素相关联，相互生发；而非绝缘，独自发展。基于此，文学与政治之间，不论如何的疏远，它们之间总有关联；不论如何的紧密，它们之间又有区别。正是这种既关联又区别的关系，导致了文学向外在的东西吸收营养以丰富与创新自身，又以内在的特质展现自身的独特性。这是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辩证法。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此，西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亦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历百代而不移的可信结论。
分析中西文学政治学的“异”，我们主要围绕以下三点展开：第一点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生”与“外生”问题，第二点是文学的政治义涵的变化方式问题，第三点是相关概念的不同生成与发展问题。“内生”与“外生”的问题是重点。
首先，中西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虽然有着相同之处，但却有不同的生成路径，中国的主要是“内生”，西方的主要是“外生”。中国的“内生”是说文学与政治二者的联系太过紧密，以至于文学影响政治或政治要借助文学，成为双方自身都包含着的东西，不需要经过艰苦的论证或强力的征用就可实现关联的目的。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中，文学走向政治，或政治走向文学，那不是转换的问题，而是自然发生的问题，如同转个身那样容易。这源自中国文化政治制度的特殊构成方式，即它的内涵中就内蕴了文学，而非文学是被其征用来的，所以文学参政，绝对不是一件外在的困难的事，毋宁说就是政治本身的事。中国政治已经内在地包蕴了文学，中国文学也内在地包蕴了政治。原因在哪里呢？诚如钱穆所指出：
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为什么只说从“汉代起”而不包括汉代以前呢？我们认为，钱穆的意思不是否定汉代以前中国政府也是由士人参与构成的，而是那时还没有形成相关的制度而已。既然文人是政治集团的核心，那么，他们所积累的文学素养，当然会在政治治理中起到作用，他们重视文学，不是自身之外的一种勉强的牵扯，而是自身之内的一种自然散发。中国文人，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与政治家，一身而三任，导致了集三重任务于一身，所以不免产生了文学即政治、政治即文学的事业综合。这从“教化论”贯穿中国文论始终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明切。朱光潜认为中国文学中一直潜伏着“文以载道”的传统，就是这种“内在”性造成的。夏志清肯定中国文学中一直回响着“感时忧国”的精神，也是这种“内在”性造成的。到“革命论”出现时，情况变复杂了，一方面，中国文人已经在“五四”时代受到现代社会分工的影响，不再处于政治治理制度的核心，这个核心被职业政治家占领了，文人成为一个专司文学创作的职业阶层，因而成为政治制度的“外在”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心中还装着传统的“天下事业”，不免还以政治家自居或与政治家亲近，创作了一批批内化了政治意识的作品。结果，“革命论”时期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已经处在“外生”与“内生”的矛盾冲突中，由于处在“外生”位置，政治不免视文学为“小技”，要利用它，却也要改造它。由于粘连“内生”传统，文学又自视甚高，要作用于政治，也不免企图改造政治。由此造成的冲突更易导致政治对于文学的高压，使得文学的发展受到侵害。失去了传统的“内生”性，却偏偏以“内生”性来要求自己，现代文学家在过度介入政治活动之际，并不能真正反映自己的心声，也就不免强化了立场意识而失去了文学的独立性。
受“内生”的影响，中国文学在体现政治性方面，往往有着突出的成就，以至于王国维感叹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大文学家是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所以也就压抑了文学的审美发展。中国文学中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思想的相对匮乏，就是此一症候的表征。齐梁时期出现的声律论，本是偏向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想，可是却缺乏自觉的继承者，只要此种倾向稍有发展就被打压下去。此后，成规模的形式主义思想少之又少，直到“五四”以后，进入现代时期，才受西方文论的影响，不时地出现形式主义的思想观点。
西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却是“外生”性的，即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却可以说主要倾向如此。西方文论思想的开启时期显示了这一点。柏拉图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文论思想，却是以驱逐文学开篇的，他认为，文学对于建构“理想国”没有帮助，只有害处。如果二者的关系不是“外生”的，那他就根本不可能提出驱逐问题。想想看，在中国传统文论中，会出现柏拉图的问题吗？当然不会。在中国，政治治理与文学参与之间是“二而一”的问题，在西方，却成了“二即二”的问题。尽管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自己老师的观点，强调文学可以净化灵魂，以此肯定文学不是做坏事，迎回了文学；可是，驱逐文学的思想根深蒂固，所有后来的论述都不免受到这个驱逐论的影响。只有先在地认定文学不洁，才会讨论文学的可能之洁，这种辩护式的论证，都没有逃出柏拉图的驱逐律令，西方文论传统是随时可以实施对于文学的驱逐的。我们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迎回中，文学与政治仍然是两张皮，文学是以自己的手段（净化）来服务于政治的，而非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西方的文学政治学中，还没有建立起来像中国传统那样的完全信任文学的思想制度。这种根本上对于文学的不信任，是西方文学与政治之间不断冲突的永恒之根，当然也造成了文学的独立及其对于政治的挑战之可能性。
“外生”源自西方哲学认定理性才是能够认识事物的工具，而非理性的文学不能直接认识外在事物。由于西方是在理性传统之上谋求建立政治制度的，因而即使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性，也强调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并驾齐驱，却并不同轨。如文化研究中出现了将文学视为救赎的观点，这是依据宗教观来定义文学，夸赞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可仍然是在文学与理性、宗教、政治等相分别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这造成了三种状态：一种是文学发挥自身的优长（如净化、认同）服务于政治；一种是文学站在政治之外批判政治；一种是文学放逐自己，向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方向发展，在一个更远的地方忽视政治。如果说“内生”性的缺点是文学可能不够自由，那么“外生”性带来的优点恰恰可能是自由，文学处在政治之外与政治相对视。浪漫主义的文学如此，它们在政治之外高倡自由，以反抗政治的不自由；现实主义的文学亦如此，它们在政治之外揭露社会黑暗，以批判政治的不合理；唯美主义则采取了完全的不合作态度，认为文学自有一个天地，只有美才是准则、纲领与意义。柏拉图曾说诗是“说谎的艺术”，王尔德则大方地承认“艺术就是谎言”，不仅是一般性地推崇艺术，而且提出了“生活向艺术学习”的观点。这并非如一般评论所认为的那样，颠倒了艺术与生活的“源与流”的关系，而是颠覆了艺术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不再主张艺术臣服于政治，这意味着艺术的完全解放，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么，到底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生”好呢，还是“外生”好呢，我们不能下一断然的结论，这是两种传统所形成的，与两种传统所具的文化特质相关。“内生”性更易将文学的发现带入政治，但少了对于政治的强力对抗，像屈原那样直接批判现实政治的不多见，收获的文学不免是沉郁的，但也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形式。仅以其中的教化而言，使得中国文学认真、严肃，不免时时都在重视功用，也不免拘谨，缺乏雄阔与自由的境界。“外生”性更易体现文学对政治的批判，对政治的影响较大，也不免常常使得文学流向形式主义一路，需要花费大的气力去救治。仅以西方文学与信仰的关系而言，它使得文学深沉、内敛，时时都能导向一个无限的意义之域，却也在离开信仰时，就彻底地放荡了，变成极端个人化的描写，向颓废的一面发展；颓废当然具有某种审美价值，却是需要特别阐释才能释放的。所以，朱光潜认为，中国文学后面都有中国人看重实用和道德的偏向做骨子，这是中国文学的短处所在，也是它的长处所在；短处所在，因为它钳制想象，阻碍纯文学的尽量发展；长处所在，因为它把文学和现实人生的关系结合得非常紧密，所以中国文学比西方文学更浅近、平易、亲切。照着说吧，我们也可以认为西方文学并不特别看重实用和道德功能，这是它的长处所在，也是它的短处所在；长处是，它能充分地发挥想象，尽情地向纯文学的方面发展；短处是，它无法像中国文学那样浅近、平易、亲切地表现日常生活。是的，文学走向社会人生是必然的，但中西文学在走向社会人生时具有不同的方式也是必然的。
其次，无论中西，都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超越，但超越方式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我们讲到的“教化论”“文道论”与“诗史论”提供了三种超越形态：一种是用教化来超越，实现对于政治的“培根式”养成。教化可以发挥政治功用，但教化本身不是政治，而是对于政治的培育。载道更是一种超越形态，道是本体、形而上的，政治是实践、形而下的，政治从道中来，而非道从政治中来。当文学依从于道，它所依从的是人生的最高价值，这就为文学超越政治提供了价值保障与引导力量。提出诗与历史关系问题，就是用历史的宏观意识超越政治的当下意识，通过“以史为鉴”来制约当下的政治实践。就西方而言，“理念论”“自由论”与“批判论”也提供了三种超越形态，理念的超越极像道的超越，都属于本体论范畴。但“理念论”带有西方的思想特性，与理性概念相关联，包括了强烈的认识论倾向，这一超越甚至与后来的科学性超越也有一定的内在传承关系。理念的超越是悬想一个绝对的真实存在，从而迫使一切思想、制度、文化创造等都得服从这个绝对真实。当文学通过自己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把握到理念的特性时，它就具有超越性了。亚里士多德提出“净化”说以迎回文学，实际上赋予了文学以理念的品质因而具有了超越性，即文学不再是单纯地表现人及社会的欲望，而是通过净化的方式，为人与社会提供良好的品质与生活方式。自由是对不自由的超越，此时的文学天然地代表了自由，当然对于抹杀自由的政治制度与措施具有纠正的功用。尤其是浪漫主义提出的“立法”问题，更是保障超越的措施之一。批判的超越不如说成是批判的针对性，即你存在什么，我就无情地揭露出来，以便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其中的超越性主要是以客观精神的方式呈现的，以此超越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偏见。
比较而言，中国的超越主要发生在人文思想领域之中，虽然可以导向人心的改造，从而导向精神的变化，却难以直接导向社会制度的整体改造，这是一种实践性不强的思想超越方式。西方的超越则发生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与政治企图之中，具有极其强大的批判力量与形塑社会的力量，更利于导向社会变革。中国的超越往往是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呈现出来，西方的超越往往是在文学与政治运动结合之中呈现出来。
再次，就相关概念的生成与发展来看，中国关于文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是一种添加式的，即在形成一个概念以后，后代学者不是另辟新的论述空间，而是在原有概念基础上不断添加新的理解，丰富这个概念，结果，概念还是那个老概念，可内涵却有一些变化。如“教化”的概念贯穿了两千多年的文学史，“文以载道”的概念也争论了一千多年，“诗史”的说法也是从产生起就被后来的学者不断地加以丰富与挪用，从而使得概念的内涵深化。从概念的系统来看，新增的概念不多，只是沿着几个基本概念往下发展，且概念不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这造成了相关研究的不够丰富复杂，思想链条的伸展不够快，这是思想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一个标志。相反，西方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概念系统却在不断发展中，它的发展路线是偏执的，随着政治内涵向着新的方向拓展，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的概念也向着新的方向拓展。当古代政治结束后，近代政治开始，资产阶级独领风骚，出现了“自由论”；随着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分裂，“批判论”又出现了；再到后来，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阶级论”出现了。当今时代，由于实际的阶级斗争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故又出现了从阶级政治向文化政治的转移，由此出现了“权力论”。西方的概念是一代否定一代的，所以花样翻新，概念非常多；中国的概念产生时就似乎定了型，有普遍的包容性，后人总是慢慢地添加一点新的东西进去，要想进行大的调整却是比较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与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结构不同有着重大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被1980年代的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就是因为它的内部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经济生产方式与统治形态的转变。而西方社会处于经济生产方式的调整所带来的快速变迁之中，因而它所提出的文学政治学的思想观点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一个时代产生一个时代的概念，而且内涵也呈现了巨大的差别。
中西方文学政治学的差异是个复杂又深刻的话题，由于我们的思考无法达到全面和深刻的程度，也就只能就此打住了。
就文学政治学的当代创新而言，中西方也是各有特色。这里先说西方，再说中国。
西方当代文学政治学寄寓在文化研究之中，将其概括为“权力论”是比较恰当的。“权力论”以分析权力的追逐与争夺为核心，当其施之于文学研究时，就是分析特定的文学活动具有什么样的权力特征，并为什么样的权力服务。其新颖之处在于，传统的革命理论讨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中的权力之争，“权力论”讨论文化领域中的权力之争，这弥补了过去研究的不足。在过去，人们往往忽略文化领域中同样存在权力之争，只把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作为研究重点。“权力论”研究文化领域中权力的广泛影响、实施权力时的策略方式与权力带来的各种后果等问题，揭示了权力的隐蔽性，使得人们看清了文化中的权力之争与政治中的权力之争是如此紧密与相似，破除了文化中立的幻象。这对人们认识社会本质与文化创造，无疑有重要的价值。从文化权力的角度看文学，也就看出了文学未必是中立的、纯粹的、高尚的，反而可能同样充满倾向性，不免受到权力的制约而掺杂各种政治野心。正因为如此，“权力论”揭示了传统的审美批评所难以揭示的文学的诸多特性。不过，由此就认定文学活动完全同于政治那样的权力游戏，也是不准确的。将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相等同，往往是“权力论”容易犯下的一个错误。庸俗社会学批评曾经犯下将文学与政治混同的错误，文化研究也已经犯了同样的毛病，这是需要纠正的。
但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说文化研究的“权力论”还在揭示阶级斗争的隐蔽性以警醒人们，不要认为资本主义一团和气；那么，在中国当代，尽管“权力论”的思想大举进入学术界，并且也总是能够在一部分社会力量之中引起震动，可引领思想风气的还是体现了人道精神与和谐气象的“人本论”。但就“人本论”的思想脉络看，既有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影响，也有西方传入的民主、平等、人权、自由等思想的影响。在“人本论”的视野中，是“人本”而非斗争才是最大的政治；是“发展人”而非斗争人才是政治的最高目的；政治的价值不是政治本身，而是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与提高。如此一来，文学中的人性表现领域更加宽广，风格创造更加多姿多彩，思想情感层次更加丰富复杂。“人本论”并非断开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调整了这种关系，使之能够沿着重视人的路线发展。比较而言，“权力论”体现了斗争的思维，以斗争来谋求人的解放，虽然这个斗争与革命政治时期的斗争相比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所强调的是“软斗争”，所争夺的不再是经济资本而是文化资本，但它仍然是斗争。“人本论”体现了和谐的思维，以和谐发展来谋求人的解放。人本论是中国当代文学政治学的一种创新形态。
至于“想象论”与“正义论”，一个向文学的最核心处寻找文学与政治的根本关联，事关文学与政治关联的基本审美特性；一个向文学的最普适处寻找文学与政治的可能关联，事关文学与政治关联的基本社会属性。
想象是文学的本质特性之一，也是政治的基本特性之一，后者的这一特性常常被政治的实践所遮蔽。事实上，在政治完全被利益化的情况下，最需要用想象来再次点燃它。一者，这个点燃来自政治本身包含的想象性即“想象美好生活”，这个应该叫做“自燃”；一者，这个点燃来自文学，文学用其想象性来点燃政治的想象性，这个应该叫做“他燃”。在我们看来，用想象连接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就政治自身而言，还是就文学的外在作用而言，都是将二者从内部打通而非从外部强扭在一起。所以，用想象作为中介来建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远比用人性、生活、伦理等作为中介更加切合二者特性，也更能保持文学的审美独立性。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论述文学政治学时，是以想象即以审美为基础的，以此区别于那些非审美的文学政治学。过去的文学政治学论述之所以会造成对于文学的伤害，原因就在于不承认文学根本上是一种审美现象，不承认在任何时候都得重视这个审美规律。事实上，若文学失去自身，它怎么能够很好地表现政治与服务政治呢？要让文学与政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是让其中的一方失去自身去迁就另一方，而是要让双方都独具个性，却又心心相印，佳偶天成，才能谈出情感的天长地久。想象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共鸣、桥梁、纽带，却又让各自发挥自身最大的优势，展现最美的风采。
正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中西方的早期思想体系都将正义视为一种当然的人类价值。正义的内涵主要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美好生活、得到好的关怀、相互友爱、具有幸福感等。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文学正义既与一般正义相关联，又相区别。若文学正义等同于一般正义，那就没有必要提出文学正义的问题。我们认为，文学正义具有自身的特性，它是一种“诗的自然法”。“自然法”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正义与美好想象，而文学正是以其自身的诗性特质来追求与实现这一目标。具体地看，文学正义分别以生命正义、情感正义与个体正义为表征，形成文学正义的“组合拳”，击向社会中的各种非正义现象，为实现人类的一般正义做出独特的贡献。雪莱曾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文学本身就是一面正义的旗帜，大写着人的生命。文学的正义是内置的，它源于文学对于人的生命的无限热爱。
既向内寻找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处，又向外寻找文学与政治的最大结合处，这能否作为当代文学政治学的两个发展方向呢？这一点还有待于批评实践的检验，可我们是相信的。
此处想以两件作品来证明文学艺术对于人类追求社会正义的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件是一幅摄影作品。2015年9月27日，一则关于叙利亚难民的报道所配发的一幅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照片中，一位叙利亚的小难民，身穿红色T恤、蓝色短裤，面朝下躺在沙滩边。他随爸爸一起逃离战火纷飞的家乡，却淹死在浩瀚的海水中。这张照片一发表，世界为之动容，有人评为“改变世界的照片”，又有人强调“淹死的不是难民，是人性”。结果，短短几日，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收到大批捐款。德国、奥地利等国家也开放了边境，允许更多难民入境。这就是文学艺术的正义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另一件作品是美国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描述了一位黑人少女在美国蓄奴时期的“奥德赛之旅”。小说中的少女科拉若是继续留在南方种植园，面临的将是无穷无尽的劳作与压迫，像她外祖母与母亲一样，不知何时就会痛苦地死去。如果逃跑，会受到“猎奴者”的追猎，很有可能受到加倍的折磨而死亡。是逃跑还是留下，这是极其困难的选择。最终，科拉在西泽的鼓励下逃跑了，逃向了一个不知是生还是死的前方。科拉向自己的命运挑战了，也向美国整个蓄奴制度挑战了。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获得了自由。小说既歌颂了科拉追求自由的意志，也歌颂了那些协助科拉追求自由的人们的善良品质。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如此评论：“这是我新近读过的一本小说。它让我们忆起发生在几代人间的奴隶买卖之痛，不仅在于将其公之于众，还在于它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作品表现的都是逃难，一个发生在19世纪初期，一个发生在21世纪初期，相隔近两个世纪，可见人们逃离苦难的历程并没有结束，而人们追求自由的决心也丝毫不减。这说明，这个世界不完美，但这个世界蕴藏着追求完美的信心。两件作品，一件用摄影的形式表现了这一点，一件用小说的形式表现了这一点，它们所体现的人们心灵深处对于完美、自由、公正、幸福的向往，是这个世界终将趋向完美、自由、公正、幸福的内在动力。所以，人类的正义正是通过人的不断努力而一步步地得以实现，而人类追寻正义的方式之一就是文学的正义叙事。因此，将文学的最为核心的想象力与社会的最广泛的正义事业结合起来，这于文学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于社会也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
我们相信，如果在文学的想象与社会的正义之间寻找到最为恰当的结合点，文学政治学就完全有可能在当代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文艺理论界已经出现了“修辞政治”或“政治修辞”的说法，但却没有将它们作为正式的概念加以重视与建构。“修辞政治”强调修辞之中具有政治性，“政治修辞”强调文学中存在一种表现了政治内容的修辞方式。在这两种说法中，修辞都只是一个名词而非动词，表明修辞受到了政治的影响，而非强调修辞作为一个动词可施加广泛的影响于政治。这样的提法只是意识到了修辞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却没有专门研究修辞与政治关联时所可能具有的修辞特征与思想特征，即没有研究修辞是如何影响、制约、生成着文学政治的。所以，我们在此所强调的“修辞政治”是在一个新的视野中加以理解的，是想将其视为文学政治学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概念来对待的，只是相关思考刚刚开始，未免简略，其中的关键处是强调修辞不仅是对政治进行一种表现，还将在文本中实质性地影响与改变政治内涵，产生政治的多义性。修辞政治不是对政治指导的全盘接受，而是指文学在表现政治时可以采取创造、挪移、歧义、反转、双语等丰富的修辞手法。
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般理论描述已经较为充分了，如果再继续重复前人的理论描述，必然给人老调重弹的感觉，这不仅折磨读者，更会折磨作者自身。老调重弹，会钝化自己的理论兴趣。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在我们看来，要使这个论域再次焕发出理论的新意就必须回到当初，即我们从事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初衷那里，在文学审美论的基础上阐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文学与政治到底是如何审美地结合的，并且要落实在创作过程与文本研究上。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创作中的结合，是落实在形象塑造、情节设计、意象创造、细节刻画、心理描写等文本细处的。我们认为，只有研究了这一系列的创作实践及文本构成问题，才能真正洞悉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具体细节与内在奥秘。不从这些方面入手，只是宏观地强调文学与政治应当结合，固然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却没有多少批评实践意义。所以，接下来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应该集中在文本上，将“文学想象政治”具体地落实到“文学如何用修辞去想象性地文本化政治”，此句可简化为“文学修辞政治”。只有做到了这一步，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才终于落到了实处，终于落到了形式上，才有助于创作，有助于欣赏，甚至也有助于对文学的政治管理——让管理者意识到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强制干涉文学，把那些属于文学修辞政治的恰当方式当作反政治行为予以批判与否定，从而导致文学创作在政治面前如履薄冰，寸步难行。
那么，什么是“文学修辞政治”呢？即文学不论是拒斥政治还是接纳政治，要想在文本中表现政治及体现政治倾向，就得通过特定的修辞方式进行。文本政治是修辞化的结果，不是现实政治本身的直接移用。那些试图通过文本政治以还原现实政治的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就修辞与政治的双向关系而言，“文学修辞政治”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
其一，政治统摄了修辞活动，形成所谓的“政治修辞”状态。此种形态强调政治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强征修辞手段来为自己的意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修辞必须处处严格按照政治的既定路线进行，稍有偏离，都会得罪政治权威，从而导致修辞活动的结束。执行修辞工作的作家，也会处在小心翼翼的状态中，时刻检查修辞与政治的匹配问题。结果，政治的意图是修辞的意图，政治的力量是修辞的力量，政治的要求是修辞的艺术。如此，是政治统死了修辞，是修辞归顺了政治。过去的诸多创作，多为政治修辞实践。比如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它的修辞形式就高度反映了政治意图，属于“政治修辞”范畴。为了符合革命的政治仪式要求，小说将主人公塑造成了英雄人物，如同“一座矗立的纪念碑”，令人仰望与神往。为了展示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小说采取了“复制”政治事件的修辞策略，以便能够准确无误地宣传政治事件及其意义。为了说服群众，小说采用了话语的反复修辞方式，而言说方式是单向性的，具有无法辩驳的力量。作者欲以此起到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巨大作用
。在“革命样板戏”流行时代占指导地位的“三突出”创作方法，强调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具体的舞台设计中，则将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置于舞台中央，打到身上的是红光，将反面人物置于舞台的边缘，打到身上的是冷光，以此象征他们具有不同的历史地位。这一修辞要求所导致的效果是指向英雄崇拜的，因为在这一修辞模式下，一般人物乃至正面人物，都将被忽略，舞台将被几个乃至一个主要英雄人物所占据，这样的创作美其名曰“典型化”，其实是严重脱离日常生活的“假、大、空”。政治修辞作为“文学修辞政治”的一种表现形态，其实是一种非自主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映。在这里，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而没有自身的特性，文学所起的是一种宣传的作用而非艺术的作用。
其二，修辞生成了政治表现，形成所谓的“修辞政治”状态，这是“文学修辞政治”的当然状态，此时的文学是自主的，它不是政治的工具，也不是将政治掳为自己的工具，而是以自身的独特方式介入文本政治的建构，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修辞与政治之间形成强劲的艺术张力，既改写了政治的面目，也改写了艺术的样态。就政治一方面看，进入文本的政治，已经不是原本的现实政治；就艺术一方面看，接受了政治影响的艺术，已经不是原本的那个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抽象性艺术形式，而是有所改变的、包含了特定题材特性的一个实在的艺术实践。如果用第一形式与第一内容、第二形式与第二内容来加以表述的话，我们认为，未与政治结合的艺术为第一形式，未与艺术结合的政治为第一内容。经过艺术与政治在文本中的相遇、相激、相生，第一艺术形式变成了第二艺术形式，第一政治内容变成了第二政治内容。如此一来，你不能用第一艺术形式来看第二艺术形式，也不能用第一政治内容来看第二政治内容。分清了这个区别，就能准确阐释文本中的政治了。文学不是完全受限于政治的，它不是在政治之膝下承欢受乐，而是与政治平起平坐。文学改变了政治，但它是用修辞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政治的。看不到这样的“延异”状态，将会找不到从事批评的正确路径。
比如，在关于丁玲的研究中，就一直出现这样的问题。早在延安时期，丁玲就积极响应《讲话》号召，到人民群众中去，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可谓不真诚、不热情、不彻底。可是，她创作的作品却屡屡遭到批判，原因就是修辞的参与政治，导致了文本政治对于现实政治的可能间隙，文学修辞对于政治观念的可能游离，这本来属于文学审美的正常情况，却引发了人们的不满。
丁玲的《在医院中》显然是一篇歌颂延安的作品，其主题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最后主人公陆萍在一个肢残者的教导下，明白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差异，放弃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有人认为，作品之所以引起了强烈的批评，原因是丁玲当时处于思想的郁闷期，意欲“暴露”延安生活中的“黑暗面”，所以较多地描写了延安医院的负面现象。这当然有一些道理。但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关键，丁玲在主观上绝对没有否定延安的动机，而她的作品之所以会令人产生批评延安的印象是因为文学的修辞活动起到了“延异”政治的作用。比如，丁玲设计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都是围绕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一个大都市的青年女性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一开始不习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是难免的。鉴于文学创作要想增加改造的必要性，就必然要描写改造之前的种种不符合革命的思想情感，没有这个铺垫，就无法增加改造的分量。可是，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若大量地描写这类不满，例如写出主人公眼中延安医院技术落后、管理混乱、人际关系复杂等不合理的现象，就将人们的眼光集中到这些负面现象上来了，让人读了作品，以为它是“暴露文学”。那么，能否删除这些“暴露”内容呢？也不能。若删除了，则缺乏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前提与说服力。这就造成了创作中的两难，保留这些写实内容，会让人觉得作品与政治离心离德；删除这些写实内容，会让人觉得没有改造的必要性。结果，丁玲的创作初衷与作品效果之间无可避免地形成了间隙，这个间隙大到能够将丁玲撕裂。这是人物形象创造的复杂性、故事情节设计的曲折性与现实政治需要的明晰性之间产生了重大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说到底，丁玲的小说之所以与现实政治拉开了一定距离，原因在于，她使用了文学修辞，而文学修辞所需要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模糊性等损害了现实政治原则的单一性、明确性与导向性。丁玲要想不让别人批评她的小说，只有放弃修辞或者说执行零度修辞原则，彻底贴近现实政治，可这样一来，小说也就不成其为小说而成为宣传小册子了。这是丁玲面临的困难，也是整个革命文学所面临的困难。高明的作家能够寻找到二者的平衡点，而一旦放弃这种寻找，修辞政治时失去了修辞的自主性，那就演变成为政治修辞而把修辞当作政治的翻版了。
我们在书中论及“温柔敦厚”时提出了“修辞政治”的观点，认为“主文而谲谏”是在执行一套修辞政治的创作策略，不仅用“谲谏”的方式言说政治，也将政治纳入“谲谏”的修辞之中，从而使其失去政治原本具有的强力而变成审美的驯服物，接着再将由此形成的审美力量注进政治进程中，从而改造政治。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用修辞政治的方式成功表现政治的一个重要实践，其中的经验值得多多反思与总结。所以，修辞政治如果是成功的，会收获特殊的艺术效果与社会效果。当然，修辞政治的方式肯定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深入地研究下去，一定能够概括出多种多样的类型。
研究修辞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连接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一次理论探索。这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命题。通常认为，文学的内容决定文学的形式。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文学的形式决定文学的内容。即有了什么样的形式，就要有什么样的内容呈现，政治修辞即如此。而且形式会改变内容，使得呈现于文本之中的政治不再是现实政治的原本样式，修辞政治即如此。因此，要想深入研究修辞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还得重新思考“形式决定内容”的命题，这样才能更加自觉地揭示修辞政治的可能性及存在形态。
在这方面，童庆炳受席勒的影响提出的“形式征服内容”观点不无启发作用。童庆炳认为，传统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给予内容以一定的反作用”只是一个哲学命题，与文学创作实际不大相干，如果考虑到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于文学作品，我们当然要求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问题是在文学创作中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种和谐统一呢？在这里，我们提出通过形式征服内容的话题，力求使讨论的问题获得真正的解决。”童庆炳具体地指出：“我们不要把形式理解为包装素材、题材的外壳，它是切入小说题材内部，改造、雕刻题材的积极因素，如我们写某个题材，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的叙述顺序，题材中哪些东西要强调，要加重笔墨，哪些东西要简略甚至忽略，用轻松的语调还是用沉重的语调，用写实的词语还是从别的领域移植来词语，用什么样的色彩把这个题材呈现给读者，等等，这都是作品的形式。”
童庆炳提出的“形式征服内容”观点揭示了创作中形式的重要性，即在创作中没有形式的使用，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作品内容。但是，在我们看来，源自席勒的这个“征服”一词并非十分贴切，“征服”是让对方服从或者是将对方掳入自己囊中，这样的表述，显然不能贴切地说明文学形式是如何含纳思想内容的。特别是提出“形式征服内容”以后，好像思想内容对于作品的形式创造没有影响似的，这也不符合创作实际。正是因为受到思想内容或政治社会条件的限制，文学创作才发展出丰富复杂的艺术形式。比如，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文学创作中的寓言形式往往极其发达，因为它的抽象性可以避开书报检查；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歌猛进，才全面引发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大胆地抒写自由与个性；由于不能直接干政，在中国古代才形成“婉讽”的修辞策略。所以，我们倒是愿意提出一个近似命题，叫做“形式与内容的互生”，可分别表述为“形式生成内容”与“内容生成形式”。在这里，内容与形式的概念受语境的影响，是有一些差异的。第一个“形式生成内容”中的内容不是指现实生活本身，而是指文本中的内容；第二个“内容生成形式”中的形式不是指一般所说的艺术技巧，而是指属于这个作品的特定形式构成。
既然可以说“形式生成内容”，也就可以说“修辞生成政治”。如此一来，文学就通过修辞成为一种积极的审美力量而介入文本政治的建构，当这个文本政治在社会中传播而被接受时，修辞的力量也就进入了社会政治之中而发挥影响。故修辞最终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而政治最终不过是修辞等各种力量复杂介入的一种选择与均衡。
文学政治学能否在另一个命题之下获得发展，将视我们的研究是否可以有效地伸展到另一个文学空间之中去而定。下文给大家提供的仅仅是关于文学政治学的一些历史叙述与当代梳理，更为具体的文本分析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了。
鉴于我们拟另外撰文讨论西方的“阶级论”与中国的“革命论”，故本书关于这一部分内容付之阙如。本书将讨论文学政治学的十种形态，分别是：“政教论”“文道论”“诗史论”“理念论”“自由论”“批判论”“权力论”“人本论”“想象论”“正义论”。